苏轼与办公危房十八年斗争史
文/吴钩
<<新周刊>>第401期
与今天各地政府豪华办公楼反差极大的,是古代官衙的寒酸。在宋元明清几代,都难见一座豪华的衙门,更多的是破败不堪。苏轼这样的官员,甚至要与已成危房的官衙斗争十几年。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则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断案、征税、教化、维稳
古代当官其实很忙
灵隐寺在北宋时已是杭州一处名胜,寺里有个和尚叫了然,这厮不好好念经,却迷上了青楼女子李秀奴,渐渐败光了家当。李秀奴看了然没钱了,就要和他断绝来往。一日,酒肉和尚了然喝醉后找情人,却被拒之门外。了然一怒之下撞进门去,打死李秀奴。破了淫戒又破杀戒,了然被逮到了杭州官府。
审理此案的是一位叫苏轼的杭州通判,苏通判一面找仵作验尸,判定凶器;一面审讯了然。当他看到和尚手臂上刺着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时灵光一闪,立马了解案情,亲自提笔写下诗意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最后判处了然死刑。
如此这般,苏轼这位古往今来的顶级文豪,干了一件古代地方官最常见的工作——审理案件。其实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就如戏剧里一样,惊堂木一拍,衙役一喊,官老爷的威风就出来了。
除了审案,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
太守、县令也是法官
在古时候县衙大门右侧,通常有一个大鼓,这叫鸣冤鼓。这面大鼓轻易敲不得,非命案或大冤情不可。一旦有谁敲起了鸣冤鼓,无论县太爷在干什么,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都得迅速披挂整齐升堂审理。
法官是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角色。清代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统计过,他在十天之中,要用七天来审判,两天催征税粮,一天处理公文。甚至有的知县一年审理两千余起案子,平均一天五起有余。
苏轼勤政而且懂法,常亲自审案,不过他办公不在府衙内,而是常常带着一两个老兵做护卫,让书吏背着公文、卷宗,坐着小船游览西湖。
他们先到普安院吃个饭,再到灵隐寺散散步。等苏大人心情舒展得差不多了,就在飞来峰上的冷泉亭开始办理公务。只见他落笔如飞,根据案情写下文采熠熠的判词,谈笑间就把各种事情都处理了。
苏轼是古往今来数得着的顶级聪明人,不可能每个官员都如他那样游刃有余。法律知识不在科举考察范围内,许多读圣贤书出身的地方官或许连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都分不清楚,只能把这项工作扔给手下师爷或狱吏。由此,师爷狱吏就有了徇私舞弊之隙。在他们狡诈的笔下,判词中甚至“一点”之差就能决定一条人命。
明朝时枞阳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伙大盗劫掠乡间,被乡民逮住送到官衙。大盗家属用赃款贿赂师爷狱吏,于是在判词上就出现了“一点”之差。狱吏将“由大门而入”的“大”字加了一点改成“犬”,变成“由犬门而入”。别小看这“一点”之差,大盗立马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变成了鸡鸣狗盗之徒,由是大盗得以逃过斩决。
前面说的了然和尚,如果没有为女人耗尽家财,还能拿出钱打点衙门上下的话,也没准儿可以捡回一条命。依据刑律,犯人有自首或“非故杀”案情,是能减刑的。一些狱吏收了贿赂后就为案犯编造自首经过。同样,要是犯人吝啬不肯拿钱,那么即使真的自首了,也会被狱吏隐瞒下来。
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有无冤狱,官员判案是否合格。这便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八府巡按”的原型。
征收粮税——县太爷的经费来源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仓禀开门,管理仓库的官吏献上祭品,祈求今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太爷大手一挥,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事一直要忙到年底,完不成定额,县太爷必然遭受差评。
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税吏下乡,鸡飞狗跳的情形是有的,但更多时候收税也是平常事。数目每年大致差不多,乡下也有乡绅、乡约长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向乡民征收,然后再与税吏对接。
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他的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
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
征粮用规定容积的“斛”(北宋一斛为一石)作为容器,实际操作中,百姓将粮食倒进斛里时,收税官员会不断摇晃斛,以使斛内能装进最多的粮食。有的地方,官员甚至采用比大斛征粮。
“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裕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苏轼第二度到杭州时是当知州,却赶上大旱,爆发了饥荒和瘟疫。他发现原先的地方官为了政绩,不仅隐瞒灾情,还想上缴更多的粮食。苏轼一怒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封奏章,告了这些不知体恤百姓的官员一状。他同时请朝廷赦免了杭州当年三分之一的税收。苏轼还动用府库中的储备粮,平抑粮价。
征税有大学问。苏学士规规矩矩地该收多少收多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官员贪污时会通过“簿书脱误”、“簿书欺弊”等手段,帮人逃税或侵吞税款。大丰收的时节,官员们就谎报灾情,将一部分税收截留下来,中饱私囊。
到了年底,粮食都收上来了,在仓库里堆成粮垛,这时还要经过胥吏一层盘剥。只见胥吏们咬牙切齿,使尽全身力量飞起一脚,这一下必须扎扎实实正中粮垛。只见堆满了的粮垛会哗哗啦啦震落不少粮米,这些粮食便成为了胥吏们这一年征税工作的奖金。
教化百姓责无旁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寒料峭,一位文质彬彬的半百老人行走在穿越南岭险隘的官道上,一个月前他因为一篇《谏佛骨表》的奏疏得罪了皇帝,唐宪宗震怒之下把他贬到了岭南的潮州。他是韩愈,中国古往今来写文章最好的人之一。
韩愈被贬的官职是潮州刺史,就是地方一把手。作为贬官,他在潮州不过八个月,但却给此地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
以韩愈之大名,他的文章随着被贬的消息,早已被潮州人传诵。来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对于当时还属于边远不毛之地的潮州,这算经天纬地之功。具体工作上,韩愈做了两件事,举荐地方大儒赵德主持州学;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两百多年后,追随先贤脚步被贬惠州的苏轼承认,是韩愈在潮州开启了当地儒学兴盛的大门。
韩愈在地方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实际上他做的是分内事——推行道德教化,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工作。
教化地方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学。自韩愈以降,潮州历任地方官都会兴办学堂,宋代有40余名知州主持过州学或学宫建设。
除了直接介入教育,地方官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树立榜样。首先是对活人,贞洁烈妇、孝子贤孙、仁人义士进行表彰,政府给予荣誉和奖励;另一种就是给死去的忠孝人士修墓、立祠,让老百姓能见贤思齐。地方官很多时候还亲自上阵,写文章劝谕百姓,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福州五戒文》,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
维稳一直是地方官员的头疼问题
自古以来,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山区,都是让朝廷极其头疼的地区,这里山高皇帝远,民风剽悍,百姓时常聚而为匪劫掠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此地再度发生山民暴乱,地方一片糜烂。
朝廷里的大佬们盘算了一下,一致认为,只有那位讲学多过做官的王守仁阳明公才能摆平赣南之乱。于是,一道旨意下来,迁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军务一职。命他处理棘手的地方治安问题。
王阳明的官职上马可掌军,下马要管民。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儒来到赣南,四记重锤迭出,一为进剿,集合四省兵力,分路进剿盗寇;二为整肃,官府民间多有与盗寇勾结之人,重则法办,轻则规劝震慑,斩断盗寇的地方联系;三曰安抚,颁发十牌法,以十户持一牌,互相监督,连坐互保;四为教化,推行《赣南乡约》,兴办书院,推广“心学”。
王阳明治大国如烹小鲜,困扰朝廷十几年的赣南地方治安问题,被他用一年时间轻松搞定。这还不算,在平定赣南一年之后,王阳明又完成了一件惊天大事,他仅以一省之力旬日功夫便扑灭了宁王的叛乱,凭此大功被朝廷封为新建伯。以文臣封爵,王阳明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王阳明的事迹是古代地方官一项重要职责的缩影——绥靖地方。自宋以降,历朝均以文御武,地方巡抚、知府、知县便负起了地方维稳的重任。他们必须剿灭盗寇,保境安民。
但,王阳明这样文武双全的顶级牛人,古往今来也难找出第二个。更多的文官于维稳职责实在难以胜任,甚至常有性命之忧。如崇祯六年,流寇入郧阳(今十堰),几天功夫,破三县,杀两个知县。明清两朝,在地方维稳工作中丢了性命的官员海水斗量,数不胜数。
古代官员维稳压力很大,但作为父母官不就是要维护一方百姓平安吗?几百年来老百姓纳税,买的就是政府这点公共服务。
(文/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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