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办公危房十八年斗争史
文/吴钩
<<新周刊>>第401期
与今天各地政府豪华办公楼反差极大的，是古代官衙的寒酸。在宋元明清几代，都难见一座豪华的衙门，更多的是破败不堪。苏轼这样的官员，甚至要与已成危房的官衙斗争十几年。
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栋官衙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挡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皇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三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期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杭州官衙走时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呆着。
这一年六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需要大修，需要钱四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浩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怎么整修就无从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
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已设县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大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三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则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凡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以降这种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这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断案、征税、教化、维稳
古代当官其实很忙
灵隐寺在北宋时已是杭州一处名胜，寺里有个和尚叫了然，这厮不好好念经，却迷上了青楼女子李秀奴，渐渐败光了家当。李秀奴看了然没钱了，就要和他断绝来往。一日，酒肉和尚了然喝醉后找情人，却被拒之门外。了然一怒之下撞进门去，打死李秀奴。破了淫戒又破杀戒，了然被逮到了杭州官府。
审理此案的是一位叫苏轼的杭州通判，苏通判一面找仵作验尸，判定凶器；一面审讯了然。当他看到和尚手臂上刺着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时灵光一闪，立马了解案情，亲自提笔写下诗意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最后判处了然死刑。
如此这般，苏轼这位古往今来的顶级文豪，干了一件古代地方官最常见的工作——审理案件。其实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就如戏剧里一样，惊堂木一拍，衙役一喊，官老爷的威风就出来了。
除了审案，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
太守、县令也是法官
在古时候县衙大门右侧，通常有一个大鼓，这叫鸣冤鼓。这面大鼓轻易敲不得，非命案或大冤情不可。一旦有谁敲起了鸣冤鼓，无论县太爷在干什么，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都得迅速披挂整齐升堂审理。
法官是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角色。清代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统计过，他在十天之中，要用七天来审判，两天催征税粮，一天处理公文。甚至有的知县一年审理两千余起案子，平均一天五起有余。
苏轼勤政而且懂法，常亲自审案，不过他办公不在府衙内，而是常常带着一两个老兵做护卫，让书吏背着公文、卷宗，坐着小船游览西湖。
他们先到普安院吃个饭，再到灵隐寺散散步。等苏大人心情舒展得差不多了，就在飞来峰上的冷泉亭开始办理公务。只见他落笔如飞，根据案情写下文采熠熠的判词，谈笑间就把各种事情都处理了。
苏轼是古往今来数得着的顶级聪明人，不可能每个官员都如他那样游刃有余。法律知识不在科举考察范围内，许多读圣贤书出身的地方官或许连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都分不清楚，只能把这项工作扔给手下师爷或狱吏。由此，师爷狱吏就有了徇私舞弊之隙。在他们狡诈的笔下，判词中甚至“一点”之差就能决定一条人命。
明朝时枞阳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伙大盗劫掠乡间，被乡民逮住送到官衙。大盗家属用赃款贿赂师爷狱吏，于是在判词上就出现了“一点”之差。狱吏将“由大门而入”的“大”字加了一点改成“犬”，变成“由犬门而入”。别小看这“一点”之差，大盗立马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变成了鸡鸣狗盗之徒，由是大盗得以逃过斩决。
前面说的了然和尚，如果没有为女人耗尽家财，还能拿出钱打点衙门上下的话，也没准儿可以捡回一条命。依据刑律，犯人有自首或“非故杀”案情，是能减刑的。一些狱吏收了贿赂后就为案犯编造自首经过。同样，要是犯人吝啬不肯拿钱，那么即使真的自首了，也会被狱吏隐瞒下来。
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有无冤狱，官员判案是否合格。这便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八府巡按”的原型。
征收粮税——县太爷的经费来源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仓禀开门，管理仓库的官吏献上祭品，祈求今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太爷大手一挥，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事一直要忙到年底，完不成定额，县太爷必然遭受差评。
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税吏下乡，鸡飞狗跳的情形是有的，但更多时候收税也是平常事。数目每年大致差不多，乡下也有乡绅、乡约长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向乡民征收，然后再与税吏对接。
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他的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
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
征粮用规定容积的“斛”（北宋一斛为一石）作为容器，实际操作中，百姓将粮食倒进斛里时，收税官员会不断摇晃斛，以使斛内能装进最多的粮食。有的地方，官员甚至采用比大斛征粮。
“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裕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苏轼第二度到杭州时是当知州，却赶上大旱，爆发了饥荒和瘟疫。他发现原先的地方官为了政绩，不仅隐瞒灾情，还想上缴更多的粮食。苏轼一怒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封奏章，告了这些不知体恤百姓的官员一状。他同时请朝廷赦免了杭州当年三分之一的税收。苏轼还动用府库中的储备粮，平抑粮价。
征税有大学问。苏学士规规矩矩地该收多少收多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官员贪污时会通过“簿书脱误”、“簿书欺弊”等手段，帮人逃税或侵吞税款。大丰收的时节，官员们就谎报灾情，将一部分税收截留下来，中饱私囊。
到了年底，粮食都收上来了，在仓库里堆成粮垛，这时还要经过胥吏一层盘剥。只见胥吏们咬牙切齿，使尽全身力量飞起一脚，这一下必须扎扎实实正中粮垛。只见堆满了的粮垛会哗哗啦啦震落不少粮米，这些粮食便成为了胥吏们这一年征税工作的奖金。
教化百姓责无旁贷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寒料峭，一位文质彬彬的半百老人行走在穿越南岭险隘的官道上，一个月前他因为一篇《谏佛骨表》的奏疏得罪了皇帝，唐宪宗震怒之下把他贬到了岭南的潮州。他是韩愈，中国古往今来写文章最好的人之一。
韩愈被贬的官职是潮州刺史，就是地方一把手。作为贬官，他在潮州不过八个月，但却给此地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
以韩愈之大名，他的文章随着被贬的消息，早已被潮州人传诵。来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对于当时还属于边远不毛之地的潮州，这算经天纬地之功。具体工作上，韩愈做了两件事，举荐地方大儒赵德主持州学；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两百多年后，追随先贤脚步被贬惠州的苏轼承认，是韩愈在潮州开启了当地儒学兴盛的大门。
韩愈在地方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实际上他做的是分内事——推行道德教化，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工作。
教化地方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学。自韩愈以降，潮州历任地方官都会兴办学堂，宋代有40余名知州主持过州学或学宫建设。
除了直接介入教育，地方官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树立榜样。首先是对活人，贞洁烈妇、孝子贤孙、仁人义士进行表彰，政府给予荣誉和奖励；另一种就是给死去的忠孝人士修墓、立祠，让老百姓能见贤思齐。地方官很多时候还亲自上阵，写文章劝谕百姓，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福州五戒文》，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
维稳一直是地方官员的头疼问题
自古以来，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山区，都是让朝廷极其头疼的地区，这里山高皇帝远，民风剽悍，百姓时常聚而为匪劫掠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此地再度发生山民暴乱，地方一片糜烂。
朝廷里的大佬们盘算了一下，一致认为，只有那位讲学多过做官的王守仁阳明公才能摆平赣南之乱。于是，一道旨意下来，迁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军务一职。命他处理棘手的地方治安问题。
王阳明的官职上马可掌军，下马要管民。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儒来到赣南，四记重锤迭出，一为进剿，集合四省兵力，分路进剿盗寇；二为整肃，官府民间多有与盗寇勾结之人，重则法办，轻则规劝震慑，斩断盗寇的地方联系；三曰安抚，颁发十牌法，以十户持一牌，互相监督，连坐互保；四为教化，推行《赣南乡约》，兴办书院，推广“心学”。
王阳明治大国如烹小鲜，困扰朝廷十几年的赣南地方治安问题，被他用一年时间轻松搞定。这还不算，在平定赣南一年之后，王阳明又完成了一件惊天大事，他仅以一省之力旬日功夫便扑灭了宁王的叛乱，凭此大功被朝廷封为新建伯。以文臣封爵，王阳明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王阳明的事迹是古代地方官一项重要职责的缩影——绥靖地方。自宋以降，历朝均以文御武，地方巡抚、知府、知县便负起了地方维稳的重任。他们必须剿灭盗寇，保境安民。
但，王阳明这样文武双全的顶级牛人，古往今来也难找出第二个。更多的文官于维稳职责实在难以胜任，甚至常有性命之忧。如崇祯六年，流寇入郧阳（今十堰），几天功夫，破三县，杀两个知县。明清两朝，在地方维稳工作中丢了性命的官员海水斗量，数不胜数。
古代官员维稳压力很大，但作为父母官不就是要维护一方百姓平安吗？几百年来老百姓纳税，买的就是政府这点公共服务。
（文/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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