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文章节选自《诗经地理》(丘濂 等著 三联书店2021-11)。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清澈的汉江在武汉龟山附近汇入长江,共入大海(张雷摄)
汉水: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节选)
文 | 刘周岩
西周、秦汉,两次“大一统”塑造了中国。这之间,就是《诗经》的年代。汉江,是壮阔的幕布。
盘龙城:初涉南方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汉广》,出自《国风·周南》,诗三百中最引人遐想的几首之一。“游女”是谁?又为何“不可求”?她所在的汉江,也就是诗中的“汉”,又是怎样一条河流?
对于主要产生在北方的《诗经》,湖北已是我们可以去寻访的最南的省份,却不可或缺,代表了两周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汉江没有任何争议地成为我们理解《诗经》时代湖北的河流线索。它发源于陕西,蜿蜒流过整个湖北,在武汉汇进长江共入大海。作为长江最大支流,古人将其与长江、淮河、黄河相提并论,合称“江淮河汉”,于《诗经》中多次被描绘,更被赋予了独特的浪漫色彩。
可汉江长达1500公里,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建议,盘龙城遗址可作为一个恰当的起点。盘龙城是湖北省一处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而《诗经》收集的诗歌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盘龙城如同一组交响乐的序曲,成为《诗经》时代的预备。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部的黄陂区,距汉江汇入长江处仅20公里,目前已是一处风景秀丽的遗址公园。园内有山坡、湖水,视野开阔。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许多人来此野餐、散步。除考古队驻地外,少有人工建筑和道路,更有几分自然山水的荒野之感,若没有解说牌,一般人或许很难看出这里的特别之处。
正是这片“荒野”,成为解开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园内那个不起眼的约300平方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城邑,考古学家在其上发现了大量商人活动的痕迹,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等部分井然有序,它们有着重大的意义。
(上)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园内那个约300米×300米的土丘就是曾经的商人城邑(张雷摄)
(下)1954年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前,多数人不相信商代人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流域(张雷摄)
黄河、长江,中国两条最重要的大河,在文明起源问题上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说,西亚的“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因相距不远,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在早期即呈现出“一体化”情形,中国的“两河文明”(黄河、长江)则颇为不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中国历史中,传说时代之后便是“三代”时期,即夏商周。学界一般认为黄河流域的夏朝不可能远控至南方的长江,至于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1954年武汉遭遇大洪水,盘龙城在修建堤坝过程中被发现,成为长江流域最早的商代遗址。
孙卓博士说,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是黄河流域的一支贵族率人到这里定居。遗址内包括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以及发掘出的铜器、陶器等风格均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近,可证明是中原而来。他们为何颠沛流离来此南方“荒蛮”之地?他们是否负有商王朝的某种使命?
孙卓介绍,这一遗址并无文字材料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还没有铭文,所以诸多现象还只能是推测,但结合多种证据,商人很可能是为长江中下游的青铜资源而来—那时的人不存在单纯只为扩展疆域的概念,一定是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吸引而来,青铜是最有可能的战略资源。整个盘龙城位于今日武汉市郊涢水北岸,在长江北岸最高点,由此北上中原或沿江到铜矿产区都很方便,很可能成了商王朝控制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黄河、长江的结合,或许就从此开始。
今日湖北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之一。但文明初期并非如此,“中国”的地理范围是如滚雪球般逐渐生成的,商周之际长江流域还是人迹罕至的南部边疆。正是一批批如盘龙城商人的先民,远离热土、逐水而居,才将中原文明向南推进。
《诗》与汉江
从武汉龟山上俯瞰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碧波的汉江与昏黄的长江之间“泾渭分明”,使人想起白居易原本形容晚霞与湖面相对照的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在中国的江河体系里,汉江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存在,作为我国内陆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天然大江,汉江堪称古代中国航运价值最高的河流之一。水运时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交流主要通过两横两纵的水运交通网络实现。两横是长江与黄河,两纵即汉江和大运河。从西汉到清代,先后有五次借助汉江把黄河、长江打通的工程尝试,虽然因为秦岭的阻隔,始终没有成功,但头枕秦巴山地,怀抱汉中、江汉平原的汉江,已经为南北文明的沟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数的贸易、战争由此发生。
“中国”何以形成?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著名论断中,关键是“两次大一统”:第一次是西周封建,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而在周人的地理统一过程中,汉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认为,汉江在两周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中上游地区和随枣走廊共同成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的主要区域。“在两周时期,这一地区以丘陵岗地为主,水源也比较丰富,与今天的江汉平原腹地相比,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较少,气候相对温和,适宜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周人通过分封,将宗室亲戚分封到这里,和各地的诸侯国一起,像藩篱屏障一般护卫着周天子,通过血缘纽带实现地缘控制,进而实现了周人的家天下。所以《诗经》才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法。
从武汉向西沿汉江而上,很快来到襄阳,古时此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和同在湖北省境内、曾为楚国都城的荆州共同构成了“西周大十字”纵线(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的南端,确立了早期中国的地理框架。
地理之外,西周在文明史上另一关键意义在于文化性格的形成。每一时代的人均有其情感,但并非都能传至后代并引发共鸣。三代之中,夏朝还未有文字证据发现,甚至存在与否都仍存争议。商朝虽有甲骨文,但记载的占卜、物候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考古出土的青铜器和人殉等,总使今人有隔阂之感。真正让我们从情感上开始接近的,还是西周,忠实记录那一时代的《诗经》功不可没,而其中情感最真挚的一些篇章就诞生在汉水流域。
著名的湖北省武当山—东接襄阳,西靠十堰,南望神农架,北临丹江口(张雷摄)
《诗经》按各地歌谣、正声雅乐和祭祀乐歌而分为风、雅、颂,其中以十五国风最引人关注,《国风》中开首二卷《周南》《召南》又以情诗出名,集中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对于这“二南”具体的产生时间和地点,2000余年来历代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说,一种主要的看法是它们诞生于周王朝的南部,很可能就在今日的江汉平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正英教授曾说,他在研读《诗经》时一度最感困惑的一点是孔子对“二南”的重视。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人而不学习“二南”,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立,寸步难行。
“二南”最为原始,感情最为奔放,按理说应被想要恢复礼乐的孔子舍弃,却最被他重视,这是何故?
徐正英教授结合出土文献做了研究,他认为无论采诗入乐的周公,还是编诗的孔子,都恰恰从“二南”朴素的情感中看到了人的情感与礼乐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因其中的情感均包含着一种克制,这是其升华为礼乐的基础。
“正是因为'二南’这些基层诗歌的内容多关乎婚恋家庭的言说和书写,才为以伦理家庭为治国之基的西周所最看重。”以《汉广》为例,徐正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写的是贵族婚娶的诗歌,“游女”指出嫁之女,“游”当解作“行”,男主人公耐心等待所有礼数完成,所以对女主人公一时“不可求”,礼数之约正如宽阔“不可泳”的汉江。
关于“游女”的具体解释,历代还有不同说法,但大家对“二南”中情绪的复杂性有着共识。例如《关雎》,男主人公的情绪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谁又能否认其中饱含的情绪的节制呢?一些民族性格的底色,或许就在那时,在汉江边上,开始孕育。
……
水库下的古城
在十堰市博物馆副馆长祝恒富的带领下,我们闯入了一座“空城”—如今已无人居住的均县镇关门岩村。从房县出发,向北约100公里即可到达均县镇,行政上属于由十堰市代管的县级市丹江口。
继续向前,忽然之间,景色豁然开朗,一池壮阔的湖水映入眼帘。
这便是亚洲最大的淡水人工湖—丹江口水库。这座超大型水库横跨湖北、河南二省,设立在汉江和汉江支流丹江交汇处,此处已到汉江中上游位置,也已在湖北省的西北角了。就是因为水库的二期蓄水工程,均县镇才在六年前成为空城。虽然在水位线以上,但为减少人类活动以保证这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水质,居民也一并迁走了。晴朗的天空下,湖面显示出澄澈的蓝色,四下无人,库区如世外桃源一般安宁。
位于均县镇的丹江口水库湖区,此处属汉江中上游。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两千多年前一段秦、楚争霸的历史(张雷摄)
不过我们的到来并非为赏景,这看似又一处的“荒野”隐藏着两周后期汉江流域文明活动的秘密。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平王向东迁都至洛邑(今洛阳)后,历史进入东周,周天子地位已形同虚设。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国之间竞相争霸。至此,“西周大一统”已分崩离析。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其编《诗》,多少有想借此恢复西周盛世的理想。
考古的证据,可以向人们更生动地展现那是怎样一个激荡的时代。祝恒富让我们注意山坡上的一些土坑—那是一座座墓坑。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大量墓葬,显示战国时期秦、楚二国曾在此处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祝恒富受邀前往发掘,自此十余年都投入在了均县镇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整个墓群被称作北泰山庙墓群,范围极广,面积达数千万平方米,墓葬数量多至不可估计。
站在伸入水库湖心的关门岩半岛上,祝恒富如数家珍地把一个个山坡指给我们看:王家垭的一个楚人贵族家族墓地有许多异常,有些墓葬在墓坑未完工的情况下就下葬,有些墓道没有完成,还有的墓道在下葬前就有塌方的迹象。祝恒富推测:“这个家族可能是为楚国尽忠尽职,与秦人激战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城破人亡,匆促下葬。”水牛坡的150余座墓则十分杂乱,随葬品贫乏,墓葬小,有按秦人风俗下葬的,也有按楚人风俗下葬的,祝恒富推测,墓地使用时,应当是秦已占领此地,于是成为楚人、秦人共同的墓地。
不过激战又为何会发生在这里?
这里曾有一座大型城市—楚国的前沿军事阵地均陵。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周代曾经的上百个诸侯国经过兼并只剩下七个主要国家,史称“战国七雄”。它们皆有统一中国之心,而具备此中实力的就包括汉江边的楚和秦,汉江流域成为两国争夺的主战场。
均陵之处极具战略价值,入是秦巴山地,出是江汉平原,越汉江则是武当山,可谓天然的要塞,楚国的粮仓与都城均靠此城保卫。北泰山庙墓葬群的出现,就佐证了均陵的恢宏规模。城虽屡经易手,但历代都颇为繁盛,隋朝起称为均州,一直到中华民国改称均县。
今日该城何在?祝恒富指了指平静的水面—就在眼前,但已没入水下。1958年,为配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均州古城被整体淹没,现在位于水面三四十米以下。我们脚下的关门岩半岛,现在看来是布满水鸟的河滩,但战国时则是一座高出均陵城约40米的山冈,巍巍然守卫着城市。
山水间,历史完成了惊人的转换。
祝恒富说,他曾有一次随渔民到水库中打鱼。看似平静的水面,真正置身其中,壮阔到令人有恐惧之情。正如汉江的名字,“汉”是浩大之意,古人将宇宙也形容为“汉”,故而有“天汉”“云汉”之说,《诗经》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云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小雅·大东》),写的就是天上的“汉”的壮丽。大约是东周时,这个“汉”字被用在了汉江之上。
“这些美丽本来都归于银河,可人们就是将其降临到这条江上。”祝恒富说。
就在我们站立的这一池湖水的地方,公元前281年,均陵城最终被攻破,以此为转折,楚国不久后即被秦所灭。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此时距盘龙城商人初临汉水,已过去了约1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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