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国粹派的章太炎、黄节重新挖掘传统夷夏观的同时,亦吸收了西方人种学的知识,试图建立新的夷夏观。在清末革命的大背景下,二人实际上是借助历史视角阐发了各自的政治观点。二人是如何创造性解读传统?又为何要建立新的夷夏观?
章太炎和黄节
传统的夷夏之辨
在晚清时期,国粹派诸人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黄节等人皆曾对《春秋》中的夷夏问题展开讨论,选取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借以宣扬民族主义。他们在阐述“《春秋》大义”时都很重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题:刘师培认为,“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与”,郑玄注《周易》,马融注《尚书》,申公、刘向治《鲁诗》,汉儒治《周官》以及《春秋》三传,皆在“辨种族”,强调华夷之辨;马叙伦认为,《春秋》大义为“大复仇”,让百姓“辨其族类”“澈其荣辱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其治术分为三世,于据乱世,“张荣辱之义”,“复仇”“三世”之说实乃公羊家之言,亦借此强调《春秋》中族类之别。
章太炎提倡《春秋》中“内诸夏,外夷狄”之说,将之理解成民族主义:
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导于前,晚邨、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着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盘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
章太炎尝言,“外祖朱氏,尝授以《春秋》大义,谓夷夏之辨,严于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没齿”。
黄节亦坚持夷夏之辨,他在《尊王攘夷大义发微》一文中说:
自宋以来,孙明复以尊王发《春秋》,胡安国以复仇传《春秋》,皆处乎其时而有隐痛者为之,华夷之辨赖以复着。不幸神州陆沉,异□入主,变乱经传以行其奸,逮至□初□□□诸人奉勅制《春秋》传说,□□乃取经传之诛绝夷狄者,概从刊落,至于一文一字之间,犹复窜易不遗,而大义亦霾矣。
为了不犯清人忌讳,黄节对清廷的批评采用了模糊手法,“异□入主”“逮至□初□□□诸人”“□□乃取经传之诛绝夷狄者”皆用空格加以回避处理。黄节在此处宣扬孙明复、胡安国,以为“华夷之辨赖以复着”,指责清人将“经传之诛绝夷狄者,概从刊落”之举,致使“一文一字之间,犹复窜易不遗”,《春秋》之“大义亦霾”。
传统夷夏之辨,乃是以地理空间的内外(“内诸夏而外夷狄”)与族类或血缘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基础来划分彼我之别的,章太炎、黄节皆持守了这一点。
再造夷夏的尝试
章太炎与黄节虽皆对传统的夷夏观有所挖掘,然他们在理解夷夏问题时,却加入了西方人种论的看法,试图从人种论角度重新建立新的夷夏观。西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种来自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人的祖先黄帝乃巴比伦人。章太炎采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看法,他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说:
方夏之族,自科派利(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古巴比伦地区);东踰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太皓;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其比邻诸部落,有礼俗章服食味异者,文谓之夷,野谓之狄、貉、羌、蛮、闽,拟以虫兽,明其所出非人。
在章太炎看来,华夏来自于西方的古巴比伦,人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夷夏之别,并从此一角度将狄、貉、羌、蛮、闽排斥在外。从人种的起源来看,章氏又有另外一番看法,他在《原人》中说:
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骚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含生之类,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夷狄,不比于人,而晚近讳之。
章氏将戎、夏的部族之别归因于人进化的早晚,此是自然进化之势,“凡虏姓,今虽进化,然犹当辨其部族,无令纷糅”,也就说夷狄即便是进化了,也应该与华夏相区别。他还从种性差别来探讨民兽之别:
民兽之不秩叙,千有五百岁矣。凡大逆无道者,莫勮篡窃。篡窃三世以后,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无大害于其黔首,则从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异种者,虽传铜瑁至于万亿世,而不得抚有其民。何者?位虫兽于屏扆之前,居虽崇,令虽行,其君之实安在?虎而冠之,猿狙而衣之,虽设醮醴,非士冠礼也……盖人兽之界限程度,本无一定,予之过滥,则枭雄阳尚以人言,况戎狄耶?若专以文理条贯格之,则戎狄特稍进。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号令,种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种性文,虽百挫亦人。
在章氏看来,种性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民兽差异,即便是礼教也无法改变异种者的本质,故而“种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种性文,虽百挫亦人”。不过章太炎很快反悔了,放弃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的说法,他在1909年的一次演讲里面即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在1914年出版《检论》时,章氏将谈及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的内容皆加以删除。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刊行,黄节以此为阵地,发表他的夷夏论述。他通过对《春秋》中“《春秋》进吴楚,未尝进夷狄”一句的讨论,来表达夷夏之别。他在《春秋攘夷大义发微》一文中说:
自董生《繁露》,援据于邲之战,谓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以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于是《春秋》华夷之限遂至大溃。夫夷狄恶名,此《春秋》之通辞,《春秋》有进吴楚之义而无进夷狄之义,吴楚者,其地荆蛮而其临制之者,吾种人也。故繇其地则用夏变夷,繇其主人,则吾黄帝之子孙,盖可进也,若夷狄,其地在王化以外,而其临制之者,非吾种人,盖必不可进也。
邲之战,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为,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亦即华夷可以相互转变、演进,而黄节却大加申斥,“《春秋》华夷之限遂至大溃”。在他看来,夷狄恶名乃《春秋》通辞,“有进吴楚之义而无进夷狄之义”,吴楚虽然地处荆蛮,而临制之人乃为“吾种人”,“繇其地则用夏变夷”,“繇其主人,则吾黄帝之子孙”,故可以转变、演进;如果是夷狄,其地域在王化之外,其临制之人不是“吾种人”,故不可转变、演进。他以“吾种人”为标准来讨论夷夏问题,实际也掺入了人种论的思维。
与章太炎一样,黄节也受到了“人种西来说“这阵风的影响。黄节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黄史》一文中讨论中国人种的来源时云:
吾种人来自西方,有可考见者。古书所载盘古生于大荒,莫知其始,抟土引絙,渺邈难信。克比利谓吾国太古民族自加尔特亚、巴比伦转移东下,近时学者谓加尔特亚盖即古所谓葛天(余杭章氏言尔、亚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巴克者,盘古一音之转,西方称吾民族为巴克民族,即盘古民族。夫地名、人名重译不齐,审音比附将毋可信。若今里海西南隅则有巴克地名(诸暨蒋观云说),斯又何从邪?吾闻之天皇被迹于柱州昆仑山下(遁甲开山图),昆仑有名曰巴尔布哈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巴尔布哈之音殆与巴克尤近,其为昆仑山本名邪?且帕米尔诸土番称其酋长亦曰伯克(元和胡祥鑅帕米尔辑略,据薛福成稿本),然则以高山名其酋长,则谓巴克民族即昆仑民族。
黄节在此引用“克比利”(拉克伯里)的“西来说”,批评章太炎等“谓加尔特亚,盖即古所谓葛天”“巴克者,盘古一音之转,西方称吾民族为巴克民族,即盘古民族”的说法,指出昆仑有名巴尔布哈,其音与巴克尤近,加之帕米尔土番称其酋长为伯克,故巴克民族即是昆仑民族,这与拉克伯里所谓的“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的说法相去甚远。如此,黄节虽采用了“中国人种西来”的说法,却与章太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章太炎认为的“西方”是沿着拉克伯里的路,指向古巴比伦地区,而黄节却进行了转译与改造,认为“西方”在昆仑山。他们对华夏人种的追索,不过是试图重新塑造有别于传统的夷夏观,传统《春秋》中的夷夏之辨是以地理、族类为标准来划界的,而章、黄二人却从人种源头进行考察,以人种之异来划定夷夏。
徘徊于排满与反西之间
章太炎、黄节利用西方人种论来建立新的夷夏观,意欲何为?他们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有明确的内在诉求。章氏意在排满、反满,并不反西;而黄节却排满与反西兼而有之。
章太炎指出满洲乱政之由在于其天性习惯所致:
且今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断今之政事,则一命以上,比屋可诛,亦非清律所能容亦。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纵贪饕,务在上下容隐,比周为奸,久之则反以简易宽容为长德。故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
他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斥满洲为异种贱族,非华夏之族,亦意在逐满、排满:
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与满人相比,章太炎对西方人的态度却截然异趣,他在《原人》中指出:
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是故古者称欧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国,异于荦鬻、獂之残忍。彼其地非无戎狄也,处冰海者,则有哀斯基慕人,灰瑞西、普鲁士而有之者,则尝有北狄,俶扰希腊及于雅典者,则尝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谓大地神皋之无戎狄?而特不得已是概白人尔,戎狄之生,欧、美、亚一也。
在章太炎看来,欧美亦是中国,只不过与中国有黄、白之异,与中国一样,欧美亦有夷狄。从种族上,章太炎俨然将欧美与中国视为相同的尊贵的地位。
既然黄节以中国人种西来说为基础,论证华夏人种来在于昆仑山,那么自然将满族、西方人排除在外了。他在《攘彝》中说:
区亚洲种族凡六,而吾黄族实居其一,四千年历史之人种为最贵矣。环吾族而处者于北曰狄,厥种为犬,于南曰蛮,厥种为蛇,于东北曰貉,厥种为豸,西曰羌,厥种为羊人。
黄节言“吾黄族”在人种上为最贵,其他地域分别以犬、蛇、豸、羊人视之,其中东北亦在此列。东北乃满人发迹之地,黄节在此亦暗指满人,作人种上与汉人的区分。不但如此,他接着还将周边的部落、国名、所窃据之地、兴亡时间列于文后,亦将女真归为“豸”类。他在《防汉》中批评女真人对汉人的压制:
女真人入主中夏,惧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率其种人,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虑胡汉相斗,乃令种人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错者,互易之,使各有界别而禁种人学为汉人,又禁学为南人之服饰。
黄节于此处揭露女真入主中原后,立屯田军制度,为防止胡汉相斗,进行土地上的区分,“禁种人学为汉人,又禁学为南人之服饰”。他在《黄史》的总叙中说:
迄女真遂奄中州而有之……《春秋》之义,不可旷年而无君,然则今日修史,独可旷二百余年而无国乎!黄史氏曰:悲夫,吾国史之羞也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
黄节在此隐晦批评满清统治的两百多年,对中国文化的控制与历史记忆的清除,导致国之无史,“中国之不国”。东北乃满人发源地,而女真乃满人先祖,黄节并未明确直指清人、满人,但含沙射影,通过讨论东北、女真,从种族、土地制度、服饰、氏族、文化等方面强调中国人(黄族)与女真之别,显然所指在满清,意在排满、反满。
与此同时,他从种族、制度层面,指出中西之间的差异。黄节对“醉心欧化”开篇就有批评:
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
他对“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予以反思,且反思、检讨当时时尚的“醉心欧化”之风,只是“举一事革一弊”。他《国粹学报叙》中说:
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与吾国同文而易殽也。譬之生物焉。异种者,虽有复杂,无害竞争。惟吾同种异类者,虽有竞争而往往为其所同化,泰西与吾异种者也,日本与吾同种而异类者。
黄节在此表明,学习日本,而不应学习西方,原因在于“日本与吾国同文而易殽也”,“泰西与吾异种者也,日本与吾同种而异类者”,他采用“同种”与“异种”观看待日本与西方。
他在《尊王攘夷大义发微》亦说:
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于是爱国之士辄欲辨别种族而先行域内,则涉于政治者亦有一二,然斯谊弗明,为举世所害。
黄节表达出对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防范,必先“辨别种族”。
章太炎、黄节移用西方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试图从人种差异角度,重新塑造新的夷夏观,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辨以地理空间、族类为据的定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新的尝试。章太炎与黄节的分歧之处在于对“西来”的“西”的不同理解,章氏完全接受了拉克伯里的说法,西在巴比伦;而黄节却加以改造,认为西在昆仑山,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对满人、西方的态度。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将满人成功排斥在了华夏之外,满足了排满、反满诉求;而不同之处,就是对西方的态度别为两途了,章太炎将西方与中国等而视之,黄节却走向了反西。
对于拉克伯里所提倡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章太炎的完全接受与黄节的某种程度的接受,于排满、反满而言,是一个颇为有利的武器,然似乎如此比附西方,完全归服于其一套人种论的说辞,使得华夏民族的主体性丧失了。除此之外,亦会造成华夏诸民族之间的对立与断裂,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灭,民国肇建,章太炎、黄节塑造的夷夏观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将满人重新纳入到华夏系统之内成了新的课题,章、黄二人通过人种学说建立的新夷夏观也随之失去了作用。可见,西方的思想资源并不是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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