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七大上作政治报告
历史上的多少惊涛骇浪，往往始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
会议时间如何确定
党的成立纪念日为7月1日。实际上，党的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23日。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
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党的二大拟于1922年7月召开。1922年5月20日，马林提出中共中央局应迁往广州。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鉴于局势严峻，中央局认为，广州不适合开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
1923年5月，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并开始筹备党的三大。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四大应在1924年召开。为应对多变的时局，约在1924年7月前，中共中央就决定召开四大。11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指导中共四大。维经斯基约于11月底或12月初才到上海，故中共中央又将会议召开时间推迟，最终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五大应于1926年召开。但维经斯基认为找不到合适地点，建议在5月中旬或5月底召开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1927年4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团主持召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青年团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4月25日召开中共五大。党的五大最终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
党的六大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六大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但由于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举行。
党的七大是间隔时间最长的党代会，也是会期最长的党代会。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但由于环境的变化，七大的会期多次推迟。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决定了党的七大召开的时间。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举行。
会议地址有讲究
党的一大和二大的会址分别设于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所和李达的寓所，会址附近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两处会址深藏于此，既不显眼，也不易辨认，党代表们十分隐蔽。且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万一遇到敌探骚扰，也可迅速撤离。
鉴于党的一大的教训，为了躲避巡警搜查，党的二大采取“多开小组会、少开全体会”的方式进行，会议地点也经常更换。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了毛泽东与党的二大的回忆：“那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够出席。”这也印证了党的二大保密工作确实做得扎实。
党的三大和四大会址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飞机炸毁。从党的三大会址的复原图可见，当时会议条件确实十分简陋：在这幢临时租用的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里，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
党的四大是在上海闸北淞沪铁路附近一幢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的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里召开。一楼由一名江北籍的阿姨负责警戒，随时提醒开会代表街面的情况，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作为掩护。代表们身前都放有一本英文书，假装在此办英文补习班。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第二天所有代表都转移到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党的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地址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纳罗法明斯克地区的五一村（现称王一镇）一座称为“银色别墅”的贵族庄园。大会为了确保代表不被抓捕，费尽周折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订了号码，在大会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使用号码，不使用正式姓名。党的六大由此成为唯一一次用代号参加的党代会。
时隔17年，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这个会址专为召开党的七大而建，历时三年建成，可容纳千余人。朱德在七大作正式报告之前，特意指出：“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从容赴会谈何容易
党的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以北方区委为例，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是时间又不能相隔太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罗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
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开会时，代表们必须伪装自己的身份偷偷越过国境线。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
党的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但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第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历时9个月，穿越100多道敌人封锁线才到达延安，算得上是一次“小长征”。1943年11月25日，陈毅从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出发，次年3月7日到达延安。为参加党的七大，陈毅走了近半年，一路上共写了11首诗词。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摘自《文史博览》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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