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8日，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便是曾经人民解放军的“死敌”，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等国民党军将领。
对于陈列馆的工作人员来说，接待这样一些特殊人物，还是很有难度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而杜聿明、宋希濂曾经都是共产党人的敌人，尤其是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曾在中共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位列第36名。
而在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中，不止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求学的往事，还有一间解放战争图片展览室，里面有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大量史实性图片。
在走到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时，杜聿明刚要进去，在一旁的宋希濂拉住了他的袖子，悄悄地说：“我们不进去了吧。”
杜聿明明显没有反应过来，感觉宋希濂的举动有点奇怪，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
宋希濂接着小声说道：“战争败将，看只有尴尬和难堪。”
这句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道出了很多同行国民党将领的心声，作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如今到这里来参观，那不是自取其辱嘛。
杜聿明和宋希濂作为黄埔一期的毕业生，都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将领之一，在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而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能够受到蒋介石的如此重用，那都是杜聿明、宋希濂等人靠自己的实力和战功逐渐取得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杜聿明和宋希濂的表现都不错。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决心打造一支完全机械化的部队，便是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便是第一任团长，淞沪会战爆发时，杜聿明亲率该团在上海汇山码头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担任师长，以这支部队为基础，后来编成第11军，又改为第五军，由杜聿明担任军长，在杜聿明的操练下，第五军也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
在第五军，杜聿明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让第五军的官兵充满朝气。
在1939年底的昆仑关战役中，以及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杜聿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相比于杜聿明在抗战中的成绩，宋希濂也不逊色多少，淞沪抗战打响时，宋希濂率部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壮志，从西安日夜兼程开赴上海，投入战场时，一举攻入汇山码头，迫使日军战舰撤退，宋希濂一战而轰动全国。
1938年5月，宋希濂在战场接任第71军军长，率军与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激战于兰封。8月，又与日军对抗于大别山脉，在富金山、沙窝雨战役中，宋希濂率三个师的兵力重创日军，击毙敌军4506人，击伤敌军17380人，受到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通电全军赞扬。
因为能打，又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他们一向被看作国民党军将领的佼佼者，在解放战争中，眼见国民党军败北，他们都有过一心求死以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的打算。
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战败的杜聿明，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带着亲信十余人，打算化装逃跑，结果却被解放军给发现了。
因为杜聿明等人穿的是老农的衣服，解放军便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杜聿明便说是解放军四纵11师的，当询问他们11师师长姓名时，他们却答不上来，解放军立刻就要把他们枪给下了，杜聿明一看有暴露的风险，当即举起手枪就要自杀，却被眼疾手快的副官给救了下来。
在没有弄清楚杜聿明身份的时候，他们被关押到一处民房里，这时杜聿明又谎称自己是国民党第13兵团军需处的处长“高文明”，趁着解放军不注意的时候，杜聿明在休息的小磨坊里找到一块半截砖头，直接就往头上砸，却被解放军同志给及时拦住了。
对于杜聿明的这一番寻死觅活的举动，让解放军同志意识到他的身份不简单，后来经过调查才得知他的身份是杜聿明。
应该说，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今却成为阶下囚，想要一死了之也是可以理解的。
刚刚被俘的时候，杜聿明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别人问他什么都不回答，也不配合，一心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解放军战士们却生怕他突然自杀，想尽办法开导他，在被俘两个月后，杜聿明被带到叶圣陶、柳亚子等人居住的招待所。
柳亚子见到杜聿明后，劝他不要想不开，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的，杜聿明这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在杜聿明被俘的时候，三大战役基本已经接近尾声，国民党方面已经是兵败如山倒，在杜聿明的名将相继败北后，解放战争的走向基本已经明了。
1949年2月，担任华中“剿总”副司令、第1兵团司令的陈明仁与湖南省主席程潜筹划和平起义，在起义时，陈明仁曾邀请自己的黄埔一期老同学宋希濂一块起义，但是却遭到了宋希濂拒绝。
宋希濂也有着与蒋家王朝一块埋葬的想法，在接下来与解放军的战斗中，宋希濂相继败北，最终于西南地区被重兵包围。
宋希濂也是一个比较有骨气的将领，为避免成为俘虏，宋希濂在被俘前掏出手枪打算自杀，却被一旁的警卫排长拦下，最终成了俘虏。
被俘后的宋希濂被关押在西南公安部第2看守所，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情绪很不好，经常和别人发生争吵，为此，时任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的杨勇特地去看守所看望宋希濂，并开导他要想开一些，这样宋希濂才平静了下来。
在被关押期间，他在黄埔时期的老同学陈赓还专程来看望他，鼓励他，这才让宋希濂放下了芥蒂，接受改造。
不久，杜聿明和宋希濂等国民党将领都被关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杜聿明的情况很糟糕，在长期高压的环境下，他不但患有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还患有严重的脊椎炎。
在辽沈战役前，杜聿明一直负责东北的军事事务，后来被调离东北战场，也跟他的身体有关系，在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因为身体状况再三向蒋介石请假去治病，却都被蒋介石以战事吃紧而拒绝。
在战犯管理所时，杜聿明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挺不过去，早晚会死在管理所里，对于杜聿明糟糕的身体状况，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早就注意到了，并申请为他进行治疗，给他专门做了石膏模，用来纠正脊椎变形，这让杜聿明不再那么痛苦了。
考虑到杜聿明的身体很虚弱，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给他准备了牛奶鸡蛋，在管理所这几年，虽然杜聿明没有自由，却奇迹地发现自己之前的顽疾都逐渐治愈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战败被俘的将领，还会受到共产党人如此宽容的待遇，因此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因此，杜聿明也积极参加改造学习，刚开始参加学习讨论的时候，杜聿明还有高级将领的架子，每次总要先讲上几句，其他战俘都私下说他“好为人师”。
杜聿明不服气，便好好学习共产党人的书籍，当时管理所设立了图书馆，杜聿明便拿起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每天研读。
当时与杜聿明住在一个寝室的是另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廖耀湘，廖耀湘有一次跟别人说：“杜光亭先生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地看书读笔记。”
在学习中，杜聿明才渐渐了解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党只是统一战线的一小部分，只能代表四大家族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让杜聿明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他们就恢复了自由，1959年12月4日，第一次特赦战犯大会召开，会上宣布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并发给他们特赦通知书。
当时杜聿明想到自己这样的身份，不枪毙已经不错了，哪里会释放自己，因此便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黯然地坐着。
让他还没有想到的是，主持特赦战犯大会的主持人，在读名单时，第一个点到的就是杜聿明的名字。
杜聿明在第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激动地上前接过特赦通知书，那一刻，他热泪盈眶，他曾感慨地说：“在党的教育关怀下，治好了我的心病，又医好了我的身体，真是再生之恩德！”
在这一天，包括杜聿明、宋希濂在内的33位战犯被特赦，从此迎来了新生。
在获得特赦后，中共领导人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杜聿明等获得特赦的战犯。
1973年，杜聿明和宋希濂获得参观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机会，这让他们深感意外。
毛泽东故居陈列馆中，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介绍，也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很多照片，在抗日战争展馆中，杜聿明和宋希濂都看得很认真，但是到了解放战争展馆，宋希濂却犹豫了起来，于是有了开篇那一段，宋希濂拉住杜聿明的衣袖，不想进去。
对于宋希濂的顾虑，杜聿明却并不在意，他当即说出了陈毅元帅曾在人民大会堂对他们说过的那句话：“山东先头一仗，我还被你们打败了呢！”
作为将领，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要因为打了败仗就感觉抬不起头。
然后杜聿明又接着说道：“假如我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了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那不是害了人民吗？”
当杜聿明说完这一番话后，才打消了宋希濂的顾虑，在国民党阵容时，他们接受的思想是：作为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解放战争中，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共产党的部队作战，最终他们兵败时，也曾想杀身成仁，作为国民党将领的他们，那一刻都已经为蒋家王朝陪葬了。
经过改造后，他们获得了新生，从此他们考虑事情的角度便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了，谁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生活，谁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虽然打了败仗，却尽快结束了战争。
经过杜聿明的一番开导后，宋希濂和其他国民党军将领便放下了心中的芥蒂，也能够正视这场解放战争。
在走进解放战争陈列室的房间后，他们看着这场亲身经历的战争，感触颇多，自从战败后，他们多年以来多多少少也在思考国民党战败的原因，在总结败仗的原因时，也在感慨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不约而同地感慨：“毛主席是战神！”
尽管毛主席没读过军校，但是他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早在全面抗战时，他们就拜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感触颇深。
而此时，他们对毛泽东的钦佩更多的是源于与蒋介石的比较，尤其是在任用将领上。
蒋介石自诩自己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后来又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在用人问题上极为偏执，有人总结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是“黄浙陆一”，就是说黄埔军校毕业，浙江老乡，最好是黄埔一期，比如胡宗南，本来并没有什么才学，打仗也不厉害，但就因为是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因此一路晋升，被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
杜聿明和宋希濂能够得到任用，能打是肯定的，但也很大程度上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是黄埔一期毕业，这种亲疏有别的用人方式，让一些非嫡系的将领十分不满，在解放战争后期，很多杂牌军将领便战场起义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泽生将军。
曾泽生是云南籍将领，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脱胎于滇军系统，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泽生的部队在东北战场拿不到先进的武器，战士们作战也不积极，在东北战场上，是新1军、新6军这样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露脸，曾泽生的第60军完全就是炮灰，当时60军被人给起了个“六十熊”的绰号。
辽沈战役时，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曾泽生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的窘境下，为保全这支滇军，曾泽生不得已率部退出长春，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将曾泽生的第60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归四野建制。
作为“降将”的曾泽生不仅没有受到冷落和排挤，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泽生的50军被委以重任，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立下赫赫战功，就连毛主席后来也说：“没想到一支起义部队打得这么好！”
曾泽生
同样的部队，在蒋介石的麾下就是“熊军”，在毛泽东的麾下就是志愿军“铁军”，不得不让人感到唏嘘。
在具体用人上，毛泽东喜欢将领有自己的想法，倡导军事民主，而蒋介石喜欢独裁，尤其喜欢“越级指挥”。
在解放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坐镇西柏坡，对各个战场进行指挥，然而通过电报可以发现，毛泽东给将领的电报通常以建议居多，比如在1946年8月3日，毛泽东给陈毅的回电中建议道：“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在9月6日给陈毅的电报中，这些说道：“请你考虑调第八师即回鲁南……你率二、七师及九纵组成淮海前线，准备敌切断陇海时，亦有一个时期留在淮海区域。”
在很多电报中，毛泽东都表示，中央对于战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需要将领自己做出决定。
甚至在给粟裕发去电报后，粟裕经常跟主席分析战场形势，讲述自己的想法，在很多时候，毛泽东都认为粟裕说得有道理，并让他依据战场形势放开了打。
相比之下，蒋介石则经常越级指挥，白崇禧曾经暗讽蒋介石就是一个“步兵排长”，因为他常常事无巨细地关注着战场的情况，经常越级给最基层军官发送命令。
当然，说是排长倒是有点夸张，国民党将领内部的看法是，蒋介石顶多能指挥一个师。
李宗仁曾点评蒋介石军事水平时也说道：“蒋先生即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这一点，杜聿明是最有体会的，其实杜聿明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将领，但是他也清楚，如果不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便不会受到重用，很多时候，明明能创造更好的战绩，就因为蒋介石的越级瞎指挥而满盘皆输。
每到这个时候，杜聿明只能叹气对部下说：“我们只能服从命令了！至于其它，交给上天吧！”
悲哀的是，杜聿明作为战场主帅，却常常没有指挥权，到最后来了一个听天由命。
也难怪他在看了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时对将领的信任，难免感慨一句：“毛主席是战神”的感慨，如果他在毛泽东的麾下为将，也许会更有一番作为也说不定。
在被特赦后，杜聿明和宋希濂等昔日国民党将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都致力于促成祖国统一大业。
当时杜聿明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真诚地态度呼吁台湾的同胞们，赶快回到祖国的回报。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逝世，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惦记着祖国的统一，并留下遗言：“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在杜聿明去世后，宋希濂也同样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在1983年作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宋希濂招呼曾经的同学组织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并共同对外发表《宣言》：“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与世长辞，在临终时，他与杜聿明一样留下自己唯一的愿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热爱自己的中国，热爱自己的民族……我一定要嘱托我的子女：台湾回归祖国之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曾经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这一句话充满了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杜聿明、宋希濂等国民党被俘将领身上，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能够取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帮助，这大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无往不胜的法宝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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