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中说聊斋》
鲁枢元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地之中说聊斋》从生态文化的视野对中华文化瑰宝《聊斋志异》做出新阐释，展现了蒲松龄为女性造像、为乡土立言、守护人类天性、善待自然万物的淳朴人格与博大情怀。作者行文不拘一格，亦庄亦谐，随意点染，触类旁通，竭诚为读者提供立体的阅读空间。生态无国界，《聊斋》的生态学解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汇聚更多的读者。
鲁枢元：人文学者，长期从事文艺学、心理学、生态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及生态文化研究领域有开拓性贡献，获有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柯布共同福祉奖（John Cobb Common Good Award）。曾任教于郑州大学、海南大学、苏州大学，现为黄河科技学院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青林黑塞情寄花妖狐鬼，冷雨寒斋心系世态人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杰作。在以表现世情主题、社会主题为主流的文学时代，《聊斋志异》继承神怪小说的艺术传统，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美学价值。近期，人文学者鲁枢元教授新著《天地之中说聊斋》出版。该书采取“随笔”“漫谈”“札记”的书写方式，行文亦庄亦谐，会意触类旁通，既悉心于史实的考订、原著的点评，又留意渗入作者个人的阅历与现实生活中的见闻，尽力为读者提供立体的阅读空间。
“希望在生态文化的视野里、参照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聊斋志异》做出新的阐释，展现了伟大作家蒲松龄为女性造像、为乡土立言、守护人类天性、善待自然万物的淳朴人格与博大情怀。”鲁枢元说。
鲁枢元相信，《聊斋志异》这部诞生于300年前的中华典籍，将有益于在世界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精神生态，从而推进人类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日前，鲁枢元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天地之中说聊斋》是您继《陶渊明的幽灵》之后的又一力作，您为什么从众多的古典作品中选中《聊斋志异》来做解读？
答：我们这一代上了年纪的人，在人格成熟期大多会受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哺育与熏陶，至于受到那部文学名著的影响更多，因人而异。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八九岁时读《聊斋》，具体说是聊斋连环画《王六郎》，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王六郎》的故事已经融化在我的血脉里，“善良”、“厚道”、“真诚”、“友爱”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也已经在我心中暗暗萌生，成为我内心深处始终固守的人生基石。
当然，从我的学术专业领域来说，本性自然的陶渊明、扎根乡土的蒲松龄，都是我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的个案。学术研究只有对文学现象做出相应的阐释才会具有可信度与生命力。
问：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总是拥有无限的可解读性。你在新世纪读《聊斋志异》，有哪些新的感受？
答：我一生治学，相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我读《聊斋》，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真诚善良应是人的本性。我重读《聊斋》，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定的生态观念。所以，在我的视野里，《聊斋》的字里行间充盈着鲜活生动的生态内涵。《聊斋志异》就是一部传统乡土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传统乡土社会，即农业社会，或曰“前现代”，在我看来是一个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时代。蒲松龄，就是一位真诚、善良、厚道的古代环保主义者。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总是要对时代精神做出回应。以往，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国内学者大多以社会学、政治学的目光，将注意力集中在蒲松龄的“人民性”、“斗争性”、“反封建”、“批科举”方面。这种倾向甚至也影响到海外的蒲学研究。
与理论界不同，莫言等一些知名作家凭着自己内心敏锐的直觉感悟到了《聊斋》的生态学蕴藏。
问：能否再解释一下，《聊斋志异》的生态学蕴藏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
答：我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一书中，将蒲松龄的生态精神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类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有灵，禽兽可以拥有仁心，人类有时也会丧失天良；善待万物，并不单以人类的价值尺度衡量万物存在；钟情荒野、扎根乡土、守护人类质朴、本真、善良、厚道的天性；尊重女性，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赞美女性的独立、自由；歌颂健康的性爱，认定性爱是健康婚姻的基础。
问：与中国古代文学所谓“四大名著”相比，为什么《聊斋志异》中的生态内涵显得特别丰富？
答：我想，这与在蒲松龄身上集中体现出来的“生态人格”相关。蒲松龄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孔尚任、洪昇、曹雪芹、纪晓岚都不相同，他命中不属于庙堂、台阁，18岁上得中秀才后，一蹶不振。为养家糊口做了一辈子“乡先生”，即 “乡村民办小学教师”。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一位文学先生，除了教书课徒，他情系万物、用心世情、热衷乡治、关注民生！
《聊斋志异》也并不是专为揭露、批判官场而作，作者更多的用心是面向底层，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彰显伦理、提升情怀、完善人性。除了创作《聊斋志异》，蒲松龄还为乡民编纂了《农桑经》《药祟书》《家政编》《婚嫁全书》《日用俗字》等乡村生产、日常实用的普及读物，从种桑养蚕、纺花织布到偏方治病、强身健体，到炼铜冶铁、脱坯烧窑无所不包，为乡土做了大量改良生产、改善民生、开发民智、净化民风的事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的关键字是“土”、“泥土”。“泥土性”既是蒲松龄的生态人格，又是他文学生命的基因，最终也成了《聊斋志异》的命脉。西方现代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的“荒野哲学”、罗尔斯顿的“大地伦理”讲的也多是这种“泥土性”。
问：《聊斋志异》中共有数百篇短篇小说故事，您在解读的过程中，以什么标准挑选了哪些篇目？这对当下读者有什么启发？
答：《聊斋》全书近500篇，我的书中仅仅选了十多篇，是按照我所接受的生态哲学的原则挑选的：其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生态立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善待万物”是生态涵养，其他则是具体表现。
“善良”本是人类伦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准则，法兰西哲人罗曼·罗兰说：“除了善良我不承认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标志。那些心存善良的人是最先觉醒的人，因为他们怜悯苦难，同情弱者，痛恨制造苦难的源头。而冷漠无情者恰恰相反，他们无视公平正义，愚昧无知 。”我在本书中选取的舍己救人的王六郎、舍身救世的柳秀才、天真无邪的小翠、洒脱善良的翩翩、行侠仗义的狐女阿绣、憨厚诚挚的阴府陆判、仁慈宽厚的白家庄老汉，都是一些具有中国农业时代善良美德的常人。蒲松龄本人就是一位心地良善、博爱万物的文化人，在他的笔下“蛇”、“蝎”、“老鼠”这些为现代人视为寇雠、务必扑杀的动物，都成了他给予同情、怜悯、赞美的对象！读者可以看看我在本书中选取的《蛇人》、《蝎客》、《义鼠》、《阿纤》诸篇。基于“万物一体”，蒲翁已经破除了“人类中心”，将人类社会伦理学扩延到生态伦理学的领域。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视野看，这是很了不起的！
与此同时，蒲松龄还在《九山王》、《遵化署狐》中对那些利欲熏心、独自尊大、虚伪奸诈、冷酷无情、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恶人、蠢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与鞭挞。
“善良”，在接人待物中表现为“厚道”。
《易经·坤卦》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讲的就是“厚道”。做人应该像大地一样质朴、宽厚、诚挚、本真、仁爱、谦恭、包容万物，善待万物，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厚道”，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朋友、生态哲学家王治河教授曾将“厚道”列为当代人必备的“生态人格因素”，着力加以宣扬。遗憾的是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厚道”，变得越来越虚伪矫情、冷漠刻薄，甚至残酷无情。事关时代的精神生态，舆论界已经有人针对日益惨烈的“网暴”发声：一些人为何总是“挥刀砍向弱者”？网络的普及，让那些隐身的恶人变得越发猥琐、怯懦、卑劣、无耻、冷酷、残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暴戾之气弥漫于天地间，将会销蚀我们民族的机体，破坏我们社会的健康与稳定。
生态无国界，优秀的生态文明总是属于全人类的。对待我们自己的古代文明，以往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容易。在文化商品化的浪潮中，许多时候竟变成“取其糟粕去其精华”。鉴此，我希望大家换一种心态重读《聊斋志异》，学习蒲松龄，做一个厚道人。
问：《天地之中说聊斋》整体的框架怎样？其话语风格又有那些特点？你是否考虑过在ChatGPT时代，学问如何做、学术著作如何写？
答：全书分为两个部分：“蒲文指要”“名篇赏析”。“蒲文指要”是概述，对《聊斋志异》创作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作者行状、创作意向、素材来源、题材内涵、审美意趣、书写风格、成书过程以及后世的接受与创新做了简要介绍。其中也涉及《聊斋》之外蒲松龄的其他著作。“名篇赏析”属于个案介绍，《聊斋》是文言体，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没有采取传统的注释加翻译的模式，而是直接转为我自己的讲述，用我自己的言谈风格来说聊斋故事。这本书的文字，有三种类型。其一，资料的发掘运用；其二，观念的阐发论证；其三，我个人阅历、见闻、感受的融会。我试图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立体的阅读空间”。这本书的文字，有三种类型。其一，资料的发掘运用；其二，观念的阐发论证；其三，我个人阅历、见闻、感受的融会。我试图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立体的阅读空间”。
ChatGPT来势汹涌，已经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往我们的治学门径与撰写模式，如资料的搜集整理、命题的论证确立、概念的判断运用、逻辑的推导演绎，许多时候都可以为ChatGPT代替。ChatGPT不能代替的是个体心灵的感悟与内在精神的超越，而这些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原本就很重要。我们现在倡导的“学术规范化”，反而遗弃了这些珍贵的心灵活动与精神活动，很有些得不偿失。语言的运用也是如此，我在《超越语言》一书中曾经强调文学语言的心灵性与精神性；若是从生态批评的视野看，还应该强调学术话语的有机性与生命性，让“灰色的理论”化为“绿色的理论”。
问：您的生态学研究为何侧重于“精神生态”？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多年，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与欧美生态批评相比，您认为有哪些异同？
答：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商品经济开始腾飞的年代，人们的兴奋点被聚焦在物质、金钱上，人们的日常行为也被集中投放在生产与消费上。经济上去了，生态环境却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心灵被过度物化，精神生活日渐沉沦。我凭直觉意识到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由于我在前边十多年中对心理学研究下了些功夫，尤其偏爱精神分析心理学，所以，我的生态批评就更多地沾染上精神的氛围，更多地围绕“精神生态”做文章。多年来我要做的，是把“生态”这一理念引进文艺现象研究中，把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现象融入生态学学科领域。
我常说“生态无国界”，中国的生态批评与欧美的生态批评没有什么截然的差异。在欧美国家，既有倾向于“科学”的环境美学，也有热衷于“人文”的自然写作，这些中国也都有。具体到个体学者，做什么学问，如何做学问，总是要受到个人条件的限制。就我自己来说，我缺少启蒙理性的严格训练，骨子里更多的是中国古代老庄自然哲学的基因，所以只能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支撑。或许正由于我的研究不能不立足于东方这块土地，反而受到西方学界较多关注。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累积的农业文化。较之工业文化，农业时代的文化更富有生态精神，这对于东晋时代的陶渊明来说如此，对于明末清初的蒲松龄来说也是如此。
“厚德载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态的简要概括，《聊斋志异》是一部“厚德载物”的大书。对万物厚道，是自然生态；对他人厚道，是社会生态；对人对物厚道的人，自己内心也就祥和、宁静、清洁、温馨，这就是健全良好的精神神态！
在此，我很想再饶舌一句：读《聊斋》，做一个厚道人！
作者：鲁枢元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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