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京烟袋斜街

2005年10月22日 09:58

□ 文/克石

偶读《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王鹤滨是当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其中在《子夜散步》一章中谈到毛泽东有一次叫上汪东兴、叶子龙、作者及值班卫士开车去游了“什刹海的一条斜街”。原文不长，不妨引如下：

“汽车沿景山东街开到鼓楼，然后又折向西，最后拐进通往什刹海的一条斜街上。这个斜街很短，但较宽，它的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

毛泽东示意周西林把车停下来。毛泽东一行走下汽车，于是便在这短短的胡同里散起步。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因为怕惊动市民的睡眠，还得轻放脚步，低声说笑。

……(毛泽东)走过来，折回去，低声地与随行人员谈笑着。在这数十米长的胡同里，他得到了自由和难得的轻松……”(见该书上册288页)

毛泽东深夜散步的斜街胡同叫什么，作者未谈，也可能是忘记了。由作者描述来看，这无疑是烟袋斜街，“很短，较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这很符合烟袋斜街的特点和位置。“数十米长”也符合烟袋斜街的长度，但具体多长恐怕还没有人认真测量过。据有人统计从最西端银锭桥到最东边的烟袋铺东口，算上前海东沿西北角到东南角的商业短街，两条短街总长390米(《北京经济史资料》，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33页)。烟袋斜街有多长？书中未谈，但我觉得应比那条街短，估计在百米左右，至少应在八九十米的长度。

毛泽东哪年去的烟袋斜街，王鹤滨在这一章没有说，查该书前言，知作者1949年8月至50年代初期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和秘书，那么毛泽东夜游烟袋斜街亦应在50年代初期。

毛泽东为何要去烟袋斜街？是旧地重游，还是慕名而往？作者都没有说。不过，毛泽东青年时代到北京时都居住于鼓楼附近或距之不远：一是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左巷8号(当年称为“吉安东夹道7号”)，毛泽东1918年8月第一次来京时居于此。一处是西城北长街99号(现20号)福佑寺，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张(敬尧)请愿团来京住于此。还有一处是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当年门牌是9号，这是他岳父、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寓所)，这简直距烟袋斜街只有一箭之遥！我猜想：青年毛泽东很可能到烟袋斜街买过日用杂品、品尝过风味小吃(斜街上有80多家各类店铺，其中饮食小吃店20多家)，游览过幽静富有野趣的什刹海风光吧？

这也可以找到佐证，毛泽东曾对卫士田云玉说：“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只有八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卫士长”答作家问》，《十月》1989年第3期)，毛泽东对田云玉所谈“在北平工作”是1918年至1919年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八元”是当时的银元。查烟袋斜街当年就有非常有名的东顺成包子铺，毛泽东是不是就是光顾这家“好吃极了”的包子铺呢？在这部长篇传记文学中，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了毛泽东的散步习惯，但是没有提到这次夜出散步。当然，文中提到了毛泽东去西安食堂和天津长春道正阳春等。手中还有《红墙内的警卫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是作者张随枝女婿李胜国所赠。张随枝曾任中央警卫师师长，从战士时起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他在书中回忆了陪毛泽东游景山、卢沟桥、古观象台、老山桃园等处，但也未提到毛泽东的这夜出散步。我又查过有关汪东兴的若干书籍，也均未提及。不过，曾在书肆上看过李银桥自己所著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书，未曾购之，略翻亦不见其中回忆曾陪毛泽东夜游烟袋斜街的描述。

毛泽东亲自口述而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记录的那本以第一人称叙说的《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谈到他青年时代在北京曾见故宫、北海的雪景。如果毛泽东从豆腐池出发，也有可能选择穿行烟袋斜街，沿什刹海东沿到北海后门的路线。毛泽东建国后日理万机，深居简出，极少外出。今天一些回忆也只有去吴家花园、西安食堂等几次。散步一般不出中南海，何以专门夜间去徜佯于烟袋斜街这条已有800年历史的古老小街？我的推断毛泽东青年时代极有可能来过此处。

北京有个什刹海研究会，曾编过《京华胜地什刹海》丛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搜罗介绍与什刹海有关的名人遗事不少，但没有谈到毛泽东，可为一憾。

1918年到1919年初，毛泽东曾由岳父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大在东城沙滩，即著名的“红楼”，李大钊先生是图书馆馆长)，上世纪50年代后辟有“毛主席在校工作处”，还保存有毛泽东当年使用过的家具(《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毛泽东如从豆腐池上班，很近，走地安门大街往景山东街一拐即到。

或许有人说，青年毛泽东那时有生活来源吗？刚来北京勤工俭学时确实拮据，曾暂住豆腐池其岳父杨昌济寓所，与蔡和森同住在靠院门的一间南房里。后为便于商讨问题，才与罗学瓒、蔡和森等8人搬入三眼井。据《毛泽东自传》中回忆：他初来北京“很可怜”，住三眼井胡同睡大通铺，八人一床，“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他后来在有关新民学会的一篇文章也曾云是“大被同眠”，盖写实也。但后来经其岳父通过李大钊介绍至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曾见考证文章，有说每月12元者)，以1919年米粮面粉价格，百斤白面平均价格为银元4.89元，百斤白米5.35元，玉米面一百斤才2.85银元。同年猪肉百斤平均价格为16.20元。棉布百尺平均银元价格为7.80元(均见《北京经济史资料》)。当然毛泽东不能和李大钊比，李大钊月薪三百多大洋，但既然毛泽东有了固定收入，可以去花钱游北海公园，免费逛什刹海和去烟袋斜街买包子(何况距离极近)，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吧？

《毛泽东自传》中没有提到他去烟袋斜街，当然他不会如此琐碎，因为他的自传主要是谈他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革命经历。比如他为了探讨李大钊和周作人提倡的“工读互助团”问题，曾专门去八道湾拜访周作人(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296页)，自传中也并未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按王鹤滨的回忆，那天夜里毛泽东“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具体说了什么，王鹤滨没有描述。也许是年代久远已不复记忆。这真是一个遗憾。

写完此文，恰巧朋友约夜色中去逛什刹海。自此处酒吧蔚成风气以来，我居然还未光顾。几次去烤肉季，也只是扶栏眺望。从烟袋斜街穿行，只见两侧不少店铺正在装修，绕了一圈儿，酒吧生意冷冷清清，惨淡之极(也可能是季节的缘故)。只有一条小胡同内有数十人忙碌。近前一看原来是黄宏正在拍电影。我可以在“芝华士”酒吧里微醺，但却不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钻进酒吧小酌。我谢绝了友人的好意，对他讲起了毛泽东夜游烟袋斜街的掌故。我想毛泽东所看到的肯定不是这般灯红酒绿、楼台阑珊，而一定是静谧无声、万籁幽然的什刹海夜色。

报载：有关部门已不再批准在什刹海开建酒吧，对什刹海来说这真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