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正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一百年前，一名年已不惑的教师对他的正年轻且迷惘的学生如是说。
这名教师，身处在最混乱、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他幼时父母早亡，长至壮年又痛苦地发现，自己多年所学竟有许多愚昧与虚伪，自己报国救世的理想竟找不到一个着力点，在异国游学的十年期间，他最亲的同族兄弟也对祖国所遭到的苦难感到绝望，在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投海自尽，留下他一人独自探索陌生的学问。
但是，他的品格却一直没有被时代的黑暗所磨损，他的激情也一直在社会的种种压迫与不公中熊熊燃烧。他教导学生们，要相信理想信念的力量，要过奋发向上，积极有为的人生，要有坚强的意志，事在人为，大有可为。他所教出的两位最优秀的学生，一人成为了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一人成为了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伟人。
选择
十年国学浸染，十年异国求学，归国之时，杨昌济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他的昔日同窗也大多成为了政商两界有名的人物，只要他愿意，荣华富贵招手即来，他大可以悠游自在地度过余生。
但是，他却拒绝了这样一种容易的生活。他默默地拾起了一份多年前的朴素的承诺，十年前，湖南省曾资助他留学，现在，他要信守诺言，在湖南省从事五年教育工作。
朋友们劝阻他说，京城是发展的好地方，湖南省太苦了，你应该留在京城。但杨昌济却厉声回应：
“我国正处于内则危亡腐化，外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吾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
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西方国家极为发达的教育给杨昌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偶尔也刺痛着这个游子的自尊心。
杨昌济笃定，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它的教育有极密切的因果联系；改革社会，有自上而下的道路，也有自下而上的道路，前者虽然迅速，但成果容易突然消散，后者虽然缓慢，但成果更易长存于世；想要在今日的中国干点实事，当大官，挂虚名，都是不顶用的，当一名教师，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才是自己应该并且也愿意做的事。
杨昌济虽无心官场，只想安心育人，可他学贯中西的大师的名号实在太响了，在杨昌济任教期间，不断有政客向他抛出各种糖衣炮弹，伸出诱人的橄榄枝，但杨昌济一卷书，一扇门，迎客，送客，通通将这些人给送走了。
夜深人静，杨昌济独自在月下漫步，他很欣喜，他有了自己的学生们了，他一生的学识仿佛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他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高官厚禄，但却是切实地在为社会做着实事。
相遇
1913年，在杨昌济在结束十年异国求学路之后，首先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之后又转到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在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后，杨昌济便一直在第一师范担任修身老师（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思政讲师），并在那里遇到了他最优秀的两个学生——毛润之与蔡和森。
在《恰同学少年》里，杨昌济是一名口才极佳，很会循循善诱的教师，深受大部分同学喜爱。可实际上，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学贯中西的杨昌济并不以其口才闻名，他也并没有十分机巧的教学技艺。
杨昌济虽然是一个饱含理想激情的教师，但他在课堂上不善言辞，他的讲课风格其实偏向枯燥，并且，因为杨昌济所主要讲授的伦理学相关的课程大量借助了外国哲学、伦理学名著的翻译本，他的课堂上所展开的理论世界，对大部分同学而言是十分陌生且深涩难懂的，许多同学虽然敬重这位大师，但并不是很喜欢他的课，只有少部分极具探索钻研精神的同学对杨昌济的课极为推崇。
在杨昌济讲授《伦理学原理》课程时，勤于思考的毛润之很快就被这门新鲜且精深透彻的课程所吸引，他不仅对教材反复研读，还在自己的教材上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语与各种标注符号，并反复向杨昌济请教疑难之处。
彼时的毛润之虽然只是一个刚从山沟里走出来，刚知晓了一些新鲜的道理的懵懂书生，但他那股爱学习、爱思考、爱钻研的劲头与他那刚强执着的性格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杨昌济，杨昌济暂时还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以后能走多远，但他清楚的是，这个年轻人值得大力栽培，假以时日，他或许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与此同时，平日沉默寡言，但论辩时极能旁征博引，直指要害，文章笔力雄健，见解独到的蔡和森也慢慢进入杨昌济的视野，令他十分欣喜，决意要花大力气培养蔡和森。
就这样，杨昌济遇到了他最优秀的两个学生，尽管还不知道这两个学生以后会开辟怎样的事业，但他知道，他已经遇到值得倾注一生心血的优秀学生了。
操劳
杨昌济在湖南任教期间，由于湖南督军的高压监管，湖南一师的学术研究受到较大管制，教师们不仅难以在课堂上臧否时政，启发学生对时政的思考，更难以聚众讨论关于时政的话题，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
可杨昌济不是会被湖南督军的文化高压政策吓到的人，杨昌济在学校不能畅所欲言，与学生们自由讨论，他便在住所广邀青年学生做客，在家中谈论学术与时政。学生们在谈论中所展现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也多次令杨昌济大为感动。
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也为了让哲学的力量更强地作用于学生们的生活，杨昌济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毛润之、蔡和森、徐特立方维夏等人都是小组的骨干成员。每逢周末，这个小组的成员都会来到杨昌济家中举行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讨论各种社会现象与哲学问题。
毛润之与蔡和森正是在杨昌济的悉心教导与各种学生组织的活动中，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而长足的进步，迅速从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成长成为一名较成熟的知识分子。
1915年，血气方刚的毛润之再难忍受时任校长张干的迂腐顽固，更难忍受学校压抑的学习氛围，便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张干的迂腐顽固作斗争，争取应有的权益，组织了好几场抗议示威活动，令张干大为光火，扬言要开除毛润之的学籍。但杨昌济与另外几名教授出面力保毛润之，并写下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的诗句公开为毛润之声援，才令张干只得作罢。
最终，在学友会与教授们的合作之下，毛润之的这次冒险并没有妨害到他的前程，并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张干也迫于压力离开了湖南一师，学校的学习氛围也因此有了改观。
1918年，新民学会在毛润之，蔡和森等人的倡导下诞生，其成员几乎全部是杨昌济的学生，这与杨昌济常教导学生养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不无关系。
同年，杨昌济因承诺已经兑现、生计苦难、与蔡元培的劝说等原因离开了湖南一师，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他仍十分关心湖南新民学会的发展，在新民学会找不到前进方向时，他为新民学会指出了赴法勤工俭学，接触新知的明路，并全力资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此时，他搬至北京尚未住满一月，并且还身染疾病，但他依旧以极大的毅力关注着新民学会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随着来人的不断增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筹措经费的压力与日俱增，杨昌济拖着一副病体苦苦支撑也难有作为，令他忧心如焚，病情再次加重。
“闻学生苦况，较身受犹为难堪，致不成寐，通宵达旦，百思方法，致疾又益增。”
在毛润之决意留在中国，对中国的学问进行系统的梳理后，杨昌济为解决毛润之的生活开支问题，更为了向毛润之提供广泛接触先进思想潮流的机会，又亲笔写信介绍毛润之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令毛润之有机会接触到“南陈北李”，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1919年末，杨昌济一病不起，但他在身体极虚弱之际还挂念着毛润之与蔡和森虽资质俊秀，但尚未成长成熟，尚需长者提携扶助，便强撑着病体给好友章士钊致函，拜托他以后多多关怀与提携毛润之与蔡和森。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终年只有49岁。
杨开慧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了父亲的最后的时光。
“在西山半年，病时发时愈。九月间自觉其病已愈，因不忘大学职务，乃返京寓，预备授课。阅伦理学书，稍劳，病遂又发。次日有课，吾辈劝勿往，不听，卒往授课，一点钟而归。后实不能胜，吾辈劝入医院，始听。而病已过深，医药无效，卒至不起焉。在医院时，痛苦非常，时颂“坚忍”二字。至死之夕，犹勉强饮食。因医生嘱多饮水，实不欲饮，乃饮至四杯之多，又唱歌以减其苦。吾父坚强之精神，实罕有其匹也！”
杨昌济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除忧心湖南的学生们外，仍尽力兢兢业业地授课，病情稍有缓和便想回校授课，等到病情严重到无力授课后，杨昌济也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直到最后一刻
结语
平凡如你我，也许并不是老师最优秀的学生，也并没有遇到杨昌济先生那样的名师，但我们都是带着老师们的殷切希望生活的学生们，在遇到挫折与坎坷时完全无需妄自菲薄，自怨自艾。
愿所有教师都能一直心中有梦，眼里有光，永远年轻，愿平凡的你我都能带着老师们的期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参考资料：
《欲栽大木柱长天，国家柱石背后的杨昌济》汤和平
《研究杨昌济父女生平思想的珍贵文献_读新发现的杨开慧三篇短文》王兴国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张书志
《五四时期杨昌济在湖南地区的教育活动探析》李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