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北苏区，采访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8月，斯诺暂时离开保安，深入前线采访。毛主席在发给彭德怀的军务电报中，多次问起斯诺：“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斯诺离开陕北后，他的朋友们受其影响，也陆续来到陕北，毛主席隆重地接待了斯诺的朋友们。
1970年，斯诺来到中国，毛主席曾对他说：“无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关系是持久的。”在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中，毛主席对斯诺的信任和重视，是无可比拟的。
1928年，出于对神秘的东方古国的好奇和游历的爱好，23岁的斯诺乘坐轮船横跨太平洋，沿途欣赏了热情的夏威夷和面积窄小的日本，历时3个月，终于抵达中国上海。
初次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斯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些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诉说着历史的繁华与厚重，带给他深深地震撼。
然而在这里，斯诺也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幕。他亲眼目睹了上海街头流浪乞讨的儿童，目睹了底层人民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目睹了办事机构里，外国人只需要工作三四个小时，而中国人却要包揽最苦最累的活计，外国人的盛气凌人和中国人的愁眉不展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诺震惊了，他深切体会到了底层人民的疾苦。那时候，斯诺对自己说：“我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什么，得赶紧做。”
斯诺原本只计划在中国逗留六周的时间，但这个历史悠久，却满目疮痍的国度让他难以割舍。于是，斯诺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留在中国。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中国待13年之久，游历中的惊鸿一瞥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自那以后，斯诺一直在中国境内游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了解了中国最全面的情况。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斯诺在1933年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戳穿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让数以万计的读者了解了战争的真相：
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界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
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那一天起，斯诺始终与受到外来侵略的中国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斯诺一直住在上海，并幸运地结识了宋庆龄。在与宋庆龄真诚的交往和对话中，斯诺看到了中国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善良与顽强，并由衷地相信中国终有一天会焕然一新。斯诺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1934年，斯诺受邀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从此离开上海去了北平。后来，他采访过自吹自擂、高傲自大的国民党要员，也亲眼看见了国民党毫无原则的退让，置国家于水火之中而不顾。
斯诺清楚的知道，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会加快日本侵略者强取豪夺的步伐，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需要全世界的关注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援助，同情心和正义感驱使斯诺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问题。
1936年初，斯诺听说中国革命的光明和未来在陕北，在陕北鳞次栉比的窑洞里，便迫不及待地想去那里看一看。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抹黑，关于共产党以及红军动向的消息少之又少，斯诺迫切的想知道，蒋介石豪掷25万银元悬赏捉拿的“红军最高统帅”毛主席是什么样的人？支持者成倍增长的红军，他们的战略战术是什么？这种种疑问盘旋在斯诺的心头，他急于找到答案。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得到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他终于可以去陕北采访了，他会弄清楚心里所有的疑问。
就这样，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踏上了一趟未知的旅程，这也标志着他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的外国记者。
中共非常重视斯诺的到访，他们明白，通过斯诺的采访和报道，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会更加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中共的声音、中共的想法会借由斯诺的笔传到千家万户、五湖四海。
到达陕北，斯诺首先见到的是周恩来，周恩来用一句流利的英语，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问好，这使斯诺大吃一惊：“红军中竟然有人懂英语。”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我接到报告，你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周恩来的话给斯诺吃了一颗定心丸，这表示他的到来受到了欢迎和重视，表示他的采访会得到各方的支持。斯诺毫不掩饰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采访毛主席。
于是，周恩来把斯诺抵达陕北的事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让李克农为斯诺配备一匹马，方便他外出，派一名勤务兵当他的向导，并安排斯诺住进外交部招待所，给予了他高度礼遇。
7月13日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招待所，欢迎斯诺的到来。此前，斯诺只从别人口中听说过毛主席的事迹，由于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心里的“红军最高统帅”始终带着一丝神秘色彩。
毛主席亲切地与斯诺握手，热情地说：“可以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同别人谈谈话，待认清方位后，再来见我。”寒暄了几句，毛主席起身离开，走到街上散步去了。
在与毛主席短短的会面时间里，斯诺的脑子一片空白。直到毛主席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他才渐渐回过神来，心想：“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主席？他穿的什么衣服？长得什么样呀？”可是斯诺怎么也想不起毛主席的模样。
7月15日，斯诺收到毛主席的诚挚邀请，走进了他的窑洞，同时也迈着记者的步伐，走近了毛主席的革命故事中。
交谈中，毛主席直言不讳，言辞辛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还极其睿智的预言：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
要知道，毛主席说这些话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毛主席准确的预言了抗战的走向。后来，当抗日战争爆发，斯诺再想起毛主席这番话，感受到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震撼。
毛主席说话不绕弯子，妙语连珠，使得斯诺的提问兴趣彻底爆发，连续不断的抛出问题，他提的每一个问题毛主席都作了回答。
整个采访过程中，毛主席眼神明亮，举手投足间从容自若，整个人散发着智慧的光芒，让斯诺深深折服。
后来的几天里，斯诺每天晚上都会去毛主席的窑洞，两个人酣畅淋漓地进行每次对话，精彩不断升级。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斯诺这样形容自己所了解到的毛主席：“对新鲜事物很敏感，眼光很锐利，有演讲才能和写作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在与毛主席的对话中，斯诺无时无刻不充满惊喜。他没有想到，传闻中的“红军最高统帅”是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有超凡的魅力和杰出的才能。
每一次与毛主席交谈，斯诺都有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毛主席巧妙风趣的话一句接着一句，时而引人深思，时而让人打心里佩服。毛主席卓越的军事见解，对战争丝丝入扣的分析，让斯诺眼前一亮，精神得到升华，灵魂得到洗涤。
当窗外夜幕降临，斯诺仍然舍不得结束谈话，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毛主席和斯诺愉快的交谈着。
在陕北生活的日子里，斯诺不仅慢慢了解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还细致入微地观察着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他惊讶地发现，尽管身为“红军最高统帅”，但毛主席的生活极为简朴。他和妻子贺子珍住在两孔简陋的窑洞里，窑洞锈迹斑斑，里面除了一张地图，没有多余的陈设，最值钱的东西是一顶蚊帐。
除了身份不同，很难看出毛主席和普通红军战士有什么区别，他没有私人财产，没有金银财宝，真正属于他的不过是窑洞里摆放的生活用品。然而，他似乎并不在乎个人的得失，只关心着革命的未来。
早年间，斯诺采访国民党官员，看到了他们颐指气使的可憎面孔。如今在陕北，斯诺亲眼见到毛主席与当地老百姓热火朝天地交谈，场面是那么融洽，没有高低之分，毛主席和当地群众平等共处着。
斯诺说：“我曾几次同毛主席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经过长达10天的采访，斯诺全面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也看到“红军最高统帅”毛主席在军事、政治上的独到见解。
而且在与毛主席的畅谈中，斯诺掌握了毛主席的成长经历和革命历程，这也是毛主席有史以来第一次向记者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这让斯诺深感荣幸，好像得到了极珍贵的宝物。
来陕北之前，斯诺作了充分的准备，随身携带了两部相机。来到陕北，他用相机记录下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记录下红军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的珍贵瞬间。
除了拍摄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斯诺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给毛主席拍一张足够表现他个人风采的照片。
其实，在与毛主席接触的过程中，斯诺经常会举起相机，找好角度，拍下毛主席沉思、散步、吃饭的样子，但始终没有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
斯诺认为，那些照片反映不出毛主席真实的个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并计划再给毛主席拍一张照片，一定要生动传神，让人过目不忘。
一天，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来到毛主席的窑洞。由于刚刚午睡过，毛主席整个人精神抖擞。
斯诺直截了当地对毛主席说，想再给他拍一张半身照，毛主席兴致高昂地同意了。
斯诺领着毛主席走到窑洞外的石凳上坐下，引导他做出严肃的表情，并建议他戴上军帽。但是，毛主席的军帽已经褪色，戴上它拍照显然不够得体。
几位警卫员马上把自己的帽子递给毛主席，但帽子太小，毛主席戴不进去。折腾了半天，毛主席大手一挥：“算了算了，干脆就不要戴它了。”
作为一名记者兼摄影师，斯诺有丰富的拍摄经验，他知道毛主席戴上军帽一定更精神、更有气魄，拍出的照片会更有韵味，便笑着说：“红军的统帅怎么能不戴军帽呢？”
说完，斯诺把目光投向围观的战士们，眼睛掠过每一位战士，但大多数人的帽子都太旧了。
这时候，斯诺一抬手摸到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才想起这顶帽子是新的，便赶紧摘下，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戴上后，斯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满意地说：“不大不小，正合适。”
后来，马海德回忆：“斯诺是当时唯一能让年轻的毛主席戴帽子的人。”
过了十几天，毛主席戴军帽的照片洗出来了，斯诺看着这张成品，高兴得手舞足蹈，这绝对是他这辈子拍下的不可多得的好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毛主席的眼睛炯炯有神，显露出无限的气质吸引力和精神感染力。而且毛主席脸色严峻，鼻梁高挺，给人一种坚韧、无畏的感觉，眼睛直直的看着某一个地方，像是在静静地思考，又像是被某件东西深深吸引。
这张照片绝对称得上当之无愧的传世经典，斯诺对它十分偏爱，离开延安时还不忘带走毛主席拍摄照片时所戴的军帽。
斯诺在陕北待了40多天，他目睹了陕北人民平静、祥和的生活，目睹了红军英姿勃发的精神面貌，见到了运筹帷幄、亲切和善的毛主席。
在来陕北之前，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忧心忡忡。离开陕北时，他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满怀希望。40多天后，斯诺带着无限的伤感和留恋离开了陕北。离开陕北后，他与毛主席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
1937年，斯诺根据在陕北的采访记录和耳闻目睹的一切，撰写了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并顺利面世。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出版，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在书中，斯诺揭开了陕北苏区的神秘面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对陕北充满想象，开始关注中共、关注中国革命。
在中国国内，无数的爱国青年对陕北心驰神往，不约而同地来到陕北，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批外国记者个个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陕北苏区。
而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群众来说，斯诺的书籍犹如一道黎明的曙光，让他们在无边黑暗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们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不会亡，不信，你看西北的红军和共产党。”
1939年，斯诺收到毛主席的邀请，第二次来到陕北。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
1960年，斯诺时隔19年再次来到中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
这里不再有沿街乞讨的儿童，不再有盛气凌人的外国人，中国革命胜利了，人民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新中国正大踏步向前迈进，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让斯诺印象深刻。
在中国停留的五个月里，斯诺从南走到北，跑遍了14个省、19个城市。新中国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人们信心百倍的精神面貌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
这里与19年前大不一样了，斯诺兴奋地说：“中国完全变了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我惊讶。”
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斯诺。时隔21年再次相见，两个人完全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
斯诺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动情地说：“您现在住的窑洞比我1939年看到时大多了。”
毛主席发出爽朗的笑声：“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儿，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两个人走到沙发上坐下。毛主席点燃一根烟，认真地询问斯诺：“你来中国已经四个月了，你的印象如何？”
五个月来看到的一幕幕闯进了斯诺的脑海，他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和震撼：“中国的确变样了，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毛主席会心一笑。
随后，毛主席与斯诺越谈越起劲，整整畅谈了九个小时。斯诺认为，毛主席与在陕北时一样，还是一如既往的坦诚。
11月，斯诺乘坐飞机离开中国。回国后，他根据中国之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撰写了一本书《大河彼岸》，依旧引发强烈的反响。
有权威杂志曾评价这本书：“毫无疑问，不管是专家或一般读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国，这本书是必读之物。”
对于斯诺来说，中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里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着迷。
1964年10月，斯诺又一次来到中国，正赶上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重大时刻，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斯诺受邀观看了这部舞台剧。
当节目开始，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出现在舞台上。斯诺定睛一看，那不正是自己1936年给毛主席拍摄的半身照嘛！
看到这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拍摄照片时的一幕幕，突然间涌上斯诺的心头，他百感交集，忍不住向旁边人讲述给毛主席拍照时的情景。
28年来，斯诺一直珍藏着毛主席拍照时戴过的军帽，并将它视若珍宝，常常向家里的客人展示那顶帽子，重温那段让他心潮澎湃的往事。
1965年1月9日，毛主席宴请斯诺，乔冠华以及夫人龚澎作陪。
吃饭完，毛主席与斯诺畅谈了四个小时，这次谈话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
告别时，毛主席坚持要把斯诺送到门口。当时，北京正值冬天，刺骨的寒风冻得人瑟瑟发抖，毛主席出来时忘穿大衣，但他目送车辆远去才返回房间，仿佛不在乎寒冷。
1970年8月，这是斯诺生命中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他刚刚完成膀胱手术，身体还没有痊愈。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斯诺，这一次，他们谈了5个小时。
这次中国之行，毛主席推心置腹地对斯诺说：“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5年前到现在，我对你不讲假话，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1971年，身在瑞士的斯诺被诊断为胰腺癌。1971年12月15日，斯诺完成了胰腺手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手术过程中，医生在他的肝脏处发现一个转移癌，导致他的病情更加复杂，生命危在旦夕。
为了将斯诺从生死边缘拉回来，斯诺的夫人向中国求助。毛主席、周恩来收到消息，立即派中国医护团队赶赴瑞士，准备把斯诺接到中国治疗。但由于斯诺的身体无法承受长途飞行的劳累和颠簸，他没能来到中国。
但病床上的斯诺很感谢中国方面在他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斯诺说：
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当前的困境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动，我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我热爱中国，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1972年2月15日，斯诺逝世。毛主席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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