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里提到过，在1921年李大钊因为带领教师和学生追讨薪水，遭到了北洋政府派遣军警袭击，李大钊还因此当场昏迷了过去。
李大钊为教师们出头讨薪看似只是历史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但李大钊正是因为此事，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同时这段历史前后也发生了许多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李大钊为北京教师讨薪和前后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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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因为北洋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教育部已经连续3个半月拖欠各校经费，学校工作难以继续展开，教职工也领不到生活，生活非常困难。
不得已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决定罢教讨薪。
但直到夏天，教育经费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北洋政府对北京大学罢教的行为，也不闻不问当作没事发生。
6月3日，八所国立大学的校长、教职员和学生，共计超过1000人来到了新华门所在的北洋政府国务院请愿，李大钊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代理主席。
但北洋政府依旧拒绝和教师们沟通，反而是派遣了军队和警察，强行镇压了请愿的教师和学生们。
李大钊挺身而出，上前和士兵们理论：“你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子的穷教员！”
但话刚说完，李大钊就被几个士兵上前打晕在了地上，后面的军警也紧随而上，用拳头枪杆往学生教师们头上砸，不少学生因此头破血流，受了不轻的伤。
但联合起来的教师和学生们依旧没有停止抗争，李大钊醒过来后，依旧坚持带着教师们讨回应有的薪水。
这场讨薪运动持续了4个多月的时间，李大钊为此付出了许多精力，为此四处奔走，最后迫使北洋政府于7月24日派人慰问教师和学生，答应了一部分条件，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李大钊带领教师和学生们讨要薪水的时候，中共一大会议同时间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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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原因有很多，当时在为教师们奔走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重视起一大会议。
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写道：
临近暑假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了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像事后认知度那般，是全党的成立大会……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实际上，不只是北京有这样的情况，就参加了一大的代表们都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
甚至在一大会议的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这批参加了一大的代表们都没有一个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他们回忆起来的日子各不相同，最后还是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才决定把7月1日定位建党纪念日，这和会议实际时间差了足足22天。
同时李大钊没有参加会议，也和自身受到的关注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因为经常在《新青年》等有名的刊物发表文章，带领了多场罢工、游行活动等原因，李大钊早已上了北洋政府的黑名单。
在1920年开始，李大钊的行踪就开始被人监视，北洋政府没有抓捕李大钊，不过是因为有北大的身份在掩护，同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借口，担心事后遭到社会各界的反扑等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李大钊去了上海开会，指不定会议在中途就会被北洋政府的爪牙搅浑，这也是李大钊没有去参加一大的原因之一。
但不管如何说，1921年7月，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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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央负责北方的工作，包括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的结合，后来李大钊还带领工人们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后来，共产国际派遣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和李大钊进行国共合作事宜的商谈。
李大钊很尊重马林，尽管刚开始不理解双方为何要合作，但依旧耐心的聆听马林的见解。
后续马林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了桂林会见孙中山。
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事项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李大钊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和国民党结成革命联合战线的：“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会谈，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李大钊两下广州、三赴上海，为国共合作事宜奔走。
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来到了上海和孙中山会面，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两人畅谈国内形势，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等。
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在这次见面也表现得相当坦诚，他直接和孙中山表明了自己是第三国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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