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国10年多，经济恢复虽然有很大的起色，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在那个年代，当兵入伍成为了很多青年希望吃饱饭的梦想职业。而在军队中，如果说当时哪些兵种待遇最高，那么飞行员无出其右。可偏偏在1961年，两位我军的飞行员享受着超出大部分国人的生活待遇，却动起了叛逃投敌的坏心思。
1961年9月15日，一架编号为18132号的安-2轻型运输机，正在山东胶县的机场跑道上缓缓起飞。飞机上的正副驾驶员分别是邵希彦和高知学，两人都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这一次执行的依然是为农场播撒农药的任务。
一开始，地勤和农场的人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第一轮播撒农药之后，这家飞机就越飞越远，逐渐消失在了天际。塔台紧急呼叫，但飞机没有任何回应。难道是遭遇了不测？紧张的情绪在地面蔓延开来，但飞机失事的消息始终没有传来。人们不由得想到了一个更加恶劣的可能——两个飞行员驾机叛逃了！
事情果然如此！邵希彦和高知学早就盘算已久，这一次趁着播撒农药的机会驾机叛逃，是他们俩心中早就谋划了不知道多少次的阴谋。民用飞机的管理不如军机严格，而且执行的撒农药任务更让地面人员放松了警惕。起飞后不久，二人就关闭了电台，跨海飞行最终降落在韩国的济州岛某机场。
当时新中国与韩国并无外交关系，可以说仍旧处在敌对状态，因此发现邵、高两人以后，根本不可能将他们交还给大陆政府。相反的，韩国人热烈欢迎了他们，不但给他们检查身体，还好吃好喝招待着，并且派人向台湾当局报信。
很快，两个叛徒就如愿以偿，被台湾当局派人接到台湾，享受着“英雄”般的待遇。迄今为止，大陆累计发生了12次飞行员驾机叛逃的事件，但邵、高二人却是第一起成功的。早在前一年，海军某部的飞行员杨德才，就驾驶着一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起飞叛逃台湾，结果因为油料不足、地形不熟，在宜兰县迫降时机毁人亡，下场凄惨。相比之下，邵、高二人的驻地在山东半岛，直飞台湾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他们俩谋划着先飞往韩国，再转道投奔台湾当局，心机之深可见一斑！
当年10月7日，台湾当局专门为他俩定的包机刚一落地，邵、高走出机舱就收到了热烈欢迎，披红戴绿被奉为“义士”，又是献花又是咔咔拍照。当然，这些都不是邵、高最想要的，最想要的是高额赏金。
为了鼓励大陆的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当局毫不吝啬地开出了高额赏金，而且并不以台币或者美元交付，而是用黄金。邵、高两人就是在偷听对岸广播时，动摇了立场，被利益蛊惑。日思夜想最终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而冒险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是“赚了”。两个人因为开走的是民用机，所以赏格低一些，分别拿到了500两黄金的赏额。
作为首次成功活着叛逃台湾的大陆飞行员，邵、高在台湾当局眼里，作为飞行员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计，掌握的大陆情报价值也可以排在后头，最看重的是极高的宣传价值。他们不但将两人打造了“义士”人设，还做成了宣传模板，一遍一遍地在对大陆的广播中进行宣传，企图引诱更多立场不坚定的大陆飞行员叛逃台湾。
除了金钱、工作，还有美人。这是古往今来拉拢叛徒必备的几样，邵、高所希冀的也不过是这几样。台湾当局给他们俩安排了婚礼，分别于两个名字里带莹的美丽女子成婚。然而，这两个女人不出意料，双双都是台湾当局训练有素的女特工。嫁给邵、高二人，无非是终生相伴，监视他俩的一言一行罢了。
邵希彦叛逃以后，被安排了工作，还上了台大外语系的夜校，毕业后在美国留学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后来就干脆定居美国，成为了美国公民，再也没有了下落。
有人说，邵希彦花光了黄金走投无路已经自我了断，还有的说他与台湾当局起了争执，已经被做掉了。但不管如何猜测，邵希彦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当局的宣传样板，是所谓“弃暗投明”的典范。而高知学则更显得荒诞不堪，他叛逃以后反倒开始担心自己连累家人，于是改名“高佑宗”，为家人祈福。早日今日，何必当初呢？更可笑的是，前些年传出消息，这个老叛徒垂垂老矣，思乡之情越发急切，渴望落叶归根。要我说，邵高二人能苟活这么久，已经是老天无眼了，还想着要回来？叛徒就应该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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