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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军历史上，有不少部队相当悍勇，比如说八路军115师344旅。
这支部队功勋卓著，可是也一度令人相当头疼，连黄克诚大将都有些“镇不住”。
“张绍东事件”发生后，徐海东气到呕血，毛主席也生气地说道：
“无法无天，让他去管！”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毛主席口中的他又是指谁呢？
一 、黄克诚与344旅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我军曾短暂地取消政委制度，只以政训处代替。
可事实证明这不利于军队建设，难止“旧军队习气”，所以很快政委和政治基本制度又恢复了，黄克诚被委任为115师344旅政委。
作为一支“老红军”，344旅有着悠久历史，它是1937年由红军第15军团改编而来的，而红15军团又是由红25军、26军以及27军共同组成。
后来回忆起这支部队的时候，黄克诚印象最深的就是“悍勇”。
“这支部队不太适应游击战的打法，在战场上猛打猛扑，敢打敢拼……”
1938年的“町店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时卫立煌发动了侯马战役，344旅旅长徐海东和政委黄克诚奉命配合，最终决定在町店一带截击日军。
当时，344旅先是急行军用两天时间赶赴战场，紧接着又在町店中心芦苇河谷设伏，等骄横的日军赶到那里后，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彼时日军属实狂妄，不仅轻易暴露行踪，而且行至我军伏击路段后，有不少士兵直接从汽车上走了下来，跑到路边或者汽车底下休息，还有日本士兵脱了衣服就跳到河里洗澡。
殊不知他们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
眼看时机成熟，688团率先发起进攻，在687团的掩护下，688团的战士们直接冲垮了日军阵线。
敌人好不容易组织起队伍，撤到王家庄小河口顽抗，最后还是被344旅围歼了。
徐海东、黄克诚等指挥部成员亲临一线阵地，日军炮弹丢过来，甚至有弹片直接打碎了指挥员的望远镜。
不过他们无畏无惧，不仅打掉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而且硬生生扛住了日军后续增援部队的八次冲锋。
直到后来，日军不得不调动大股部队前来“包剿”，徐海东才下令撤出。
这场战斗歼敌数量之多，在当时仅次于平型关战斗的一次作战，其战略意义更加非凡，直接保障了侯马战役顺利推进，当时全国都报道了。
勇则勇矣，然而黄克诚的那段描述，同样也点出了当时344旅存在的问题。
正面猛攻虽然有利提振士气，然而伤亡也比较大，尤其是高级干部伤亡，很容易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
像688团团长陈锦绣，就是因为带队冲锋而牺牲的，他牺牲的时候才27岁，这对我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当年八路军改编的时候，一共就15个主力团，团长已经很高了。
1955年授衔的时候，这些人只要还在军中，至少都是一个中将军衔。
其中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比如宋时轮、李天佑以及陈锡联。
在当时的八路军编制下，“团长”的地位同后来大不一样，那么当时的八路军部队编制是怎么样的呢？115师344旅又存在着哪些问题？
二 、编制与问题
八路军改编之初，底下有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
它采取的是“二二制”，也就是每个师有两个旅，每个旅又有两个团。
一个师的人数在1.3万～1.5万人，115师人数是比较多的，大概有1.5万。
诚然，这才12个团，不过要是算上每个师设立的独立团、教导团或补充团，15个主力团并不多，就拿上面提到的115师344旅举例——
原先只有687团和688团的，后来又增设了一个689团。
编入第四纵队后，第344旅变成了第4旅，而它下辖的三个团，也分别变成了第7、8、9团。
至于“八路军纵队”，一般是旅一级的。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东进纵队一开始也就五个连。
而山东纵队明显比旅高一级，我们上面提到的第四纵队则大致位于“平均线”上。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随着八路军逐渐发展，“团长”的重要性在削减。
不像革命早期，团长地位十分重要，一旦用人不慎可能产生“大麻烦”，典型例子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张绍东事件”。
张绍东当年是687团团长，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是靠战功走上来的，深受徐海东器重。
可是这个人的思想却不过关，遭到了团参谋长的腐化。
687团团参谋长兰国清，身上带着比较重的旧军队习气，他贪图物质享受、思想觉悟低。
私下怂恿张绍东跟他一起违反部队纪律，捞取钱财，而且后来两人的生活作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组织上得知这一状况，当即要对687团展开整顿。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新的战斗就爆发了，而驻扎在皋落镇一带的张绍东等人竟有了叛逃念头！
当时，张绍东和兰国清假借考察地形的名义，骗了200多人跟他“出走”，这个人数并不多，还不到当时687团总人数的1/10。
不是张绍东不想带走更多人，而是他没这个能力，当时政委制度已经恢复了，战士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是比较高的。
倘若大家知道他想叛逃国民党，恐怕会带头把他抓起来，只带200多人他还能勉强借着考察名义哄骗过去。
即便如此，眼看着距离国民党驻地越来越近，大家也逐渐发现不对劲了，绝大多数人立即返回，并将此事报告给了徐海东。
一直颇为信任张绍东的徐海东，突然遭他如此背叛，直接气到呕血，立即下令把剩下的人给追回来。
那么这件事情的后续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三 、后续的发展与影响
由于张绍东等人是有准备地出逃，所以徐海东派出的人没能把他们找回，这件事情也在我军中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徐海东的身体本就不太好，经此一事他心中愧疚难当，主动请求离职，回延安治病休养。
组织上同意了徐海东的请求，不过让谁接替他的职务却成了一个难题。
因为344旅迫切需要一个“镇得住”的人来稳定局面，不然让张绍东等人这么一搞，687团士气低迷，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动荡与麻烦。
原本由黄克诚担任政委，115师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好。
谁曾想出了兰国清和张绍东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连毛主席得知这件事都怒斥这些人“无法无天”，最终讨论过后决定由杨得志这员虎将来“接班”。
杨得志是何许人也？那是长征路上的“尖刀”，曾经强渡大渡河的英雄！
当年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处境岌岌可危，被迫展开两万五千里长征。
杨得志奉命带领红1团给主力部队开路，一路上可以说是“遇山开山，遇水搭桥”，硬生生给红军开辟出了一条生路。
飞渡乌江的时候，杨得志就亲率部队乘竹筏渡江，顶着纷飞炮火攻占了敌方阵地；
大渡河前杨得志更是一往无前，组织17勇士乘一艘小船过河，占得“桥头堡”，给主力部队过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连毛主席都说：
“你一直走在我们前面，你是有大功劳的！”
如此骁勇的杨得志，不管到哪支部队里都能得到战士们的钦佩，在短时间内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当然这只是组织选中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过去经历了重重考验，思想是绝对过关的，不会重蹈覆辙。
当年上井冈山前，杨得志有个上司心生畏缩不想上山，想拉着杨得志一同回老家，“另创一番功业”。
杨得志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后来还说道：
“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官，但是他拉我离开红军，我是绝不会走的！”
还有一次考验，是在湘南八月失败过后。
彼时红四军不听毛主席劝阻行军，杨得志等人打得灰头土脸，幸得毛主席接应这才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
当时有人心生气馁，杨得志却说：
“这次失败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意识到增强党的观念的重要性，没有毛党代表冒着巨大风险接应，我们势必要经历更残酷的斗争，这点要牢记！”
从这个角度看，杨得志的确是当时最适合接替徐海东的人选。
他敢打敢拼，符合344旅的“作风”；
同时又不失细腻，思想觉悟高，能够给344旅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模范作用，这也是他后来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当然老话说得好，“孤掌难鸣”。
杨得志在344旅工作开展得那么成功，也不止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还应记得崔田民等人的不懈努力。
四 、深入配合，携手共进
崔田民是陕西绥德人，他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16岁转入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政工工作，是杨得志的“好搭档”。
1938年4月，崔田民成为344旅政治部主任，三个月后徐海东去延安疗养学习，杨得志成了代理旅长。
两人就此携手，在一块奋斗了五年多的时间。
杨得志和崔田民一起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鲁西南。
因为冀鲁豫边区位于三省交界，是华中和华北结合部，还是诸多抗日根据地联通的枢纽。
所以党中央特意派他们去开辟革命根据地，而他们也完成得十分出色。
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因为当地武装队伍多如牛毛，而且顽、地、伪都有，成分极其复杂。
所以该如何应对这些人，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杨得志和崔田民商量过后给出的答案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划清界限，坚决打击！”
不管是当地土匪还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只要不去迫害百姓，不去当汉奸，那么就可以争取。
主要采取教育感化的政策，想办法把它们改编成抗日武装。
事实证明这一套卓有成效，鲁西南的革命根据地大多就是这么来的。
从无到有，杨得志等人在冀鲁豫地区拉起了一支近20000人的队伍，不过很快补给又成了难题。
当时冬天要来了，粮食和衣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各个部队都很困难。
杨得志和崔田民最终决定不向组织要，反将目光转到了汉奸高圣君身上，通过夜袭高辛庄拿到了70000银元，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杨、崔二人的行为，同张、兰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一心为公，锄汉奸救国民；
后者则是打着我军旗号为他们自己谋私利，令人不齿！
除了开辟鲁西南，创立并发展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杨得志和崔田民还在冀鲁豫边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的扫荡是非常残酷的，不仅会杀人烧屋，甚至连农具、种子这种东西都不会放过。
冀鲁豫边区的日伪军更是堪称其中“典范”，他们甚至砍掉了当地人赖以为生的五万多株枣树。
杨得志等人在反“扫荡”的过程中，不仅要保全部队、要和敌人战斗，还要保护群众转移、突围。
在此过程中，他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杨得志等人始终没放弃，他们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带着边区的军民们硬生生扛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当时革命条件艰苦，有不少地方武装选择叛变投敌，可是这种情况在冀鲁豫边区非常少。
原因是杨得志早就吸取教训，在平时抗击日军的过程中，依旧时常展开整训和思想教育，而这自然也离不开政委崔田民的帮助。
“精诚配合，文武相济”，这八个字用来形容杨、崔二人可谓十分恰当。
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中有所警醒，时时恪守底线，不要误入歧途，否则悔之晚矣。
参考资料
《杨得志将军的好搭档—崔田民将军》 人民网
《从集团军到班，八路军各级军队编制，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中国军网
《回忆父亲黄克诚的抗战往事》 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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