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旗袍是中国传统美学内涵的映射
1.1 和之美
服饰的出现是人类智慧凝聚的结果，其发展变化过程受到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深刻影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实质含义是“人化”或者“人类化”，是人类这一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然后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每个时代、乃至每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特点都会对服饰的设计和着装的人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中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两条不同轨迹的平行线，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从而构成许多差异很大的社会现象，中西方女性服饰同时也就会表现出审美风格迥异的特点，中华女性服饰大都讲究整体上的和之美、韵之美，是一种宽衣文化，强调的是包容性；而西方女性服饰主要讲究的是人体美、个性美，是一种窄衣文化，强调的是独特性。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典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符码，更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蕴含和文化惯例。
首先旗袍体现了和之美。“和”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美学上的重要体现，它融合了农业自然经济形态之下，人们所形成的“天人合一”、“人人相和”的文化意识与民族心理。中华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它的主旋律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交相融合，是感性与理性的互相渗透以及在对立中的统一。周来祥在《论中国古典美学》中说：“‘和’是一个大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和’的精神源远流长，是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和”在中国美学范畴中具有兼容并蓄的意义与功能，其精神实质是追求人生与艺术的统一，追求善与美、情与理、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一般来说，这种“和”有三种表现形态：神人之和、礼乐之和、天人之和（即天人合一），儒家文化主要体现了礼乐之和，道家文化主要体现了天人合一，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响上，儒家文化的礼乐之和观念影响颇大，首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包括女性服饰，都首先体现为一种礼乐之和，一种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美，具体就旗袍来说，中国旗袍含蓄、内敛，具有一种不张扬的温婉之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旗袍是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熏染的产物，主要彰显了一种女性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但这种和谐之美依然是旗袍之美的第一要素。
其次，中国女性的旗袍还是儒家礼制秩序的物质体现。“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具体表现为“忠”和“恕”，概括为道德上的理想主义与普遍和谐。儒家文化的另一重要思想便是“礼”，礼教的思想渗透在整个儒家文化中。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对旗袍的描述是“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旧时封建女性服装审美中，“礼教”观念的重大影响，中规中矩而不失平稳之美的服饰正是印证了孔子“以和为贵”推崇礼仪之美的古典美学观，平平淡淡的美德是一种潜伏在所有女性美定义中的首位要素，同时也渗入到女性的服装美中。旗袍的形态美虽然在众多的传统服饰中可谓是占有优势地位的，但这些形态上的美感依然是遵照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学建立在礼制基础上的“中庸和谐”观念的。在儒家的经典里，不愠不火、不偏不倚对人的穿衣思想影响很大，尤其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外在美与“善”密切相关，也因此要受到“礼教”的规范。也就是说，女性服饰的优越之处并不在于色彩与形式上的夺目，而在于是否合乎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统治标准，“和之美”成为中国女性传统服饰美的最高境界，引领着女性服饰的主要特征与审美风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饰，除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外，还受阴阳五行文化的影响，天地间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五行”在我国历代的服饰色彩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在“五德相生”的原则下，人们将与之相应的“白”、“青”、“玄”、“赤”、“黄”作为上衣着色的标准，改朝换代时，按照一定的色彩标准来“易服色”，这代表着对新统治阶级的拥护与臣服；在祭祀等一些大型社会活动中，方位也是要与五行色彩一一对应的，“东青、西白、南朱、北玄，央为土”，处于不同方位的人着装时需要不同的上衣正色，另外，处于各阶层以及官位的着装也需要根据色彩的不同展示着不同地位的尊卑高低，因此，传统服饰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维护政治礼教密切相关的。深受古典服饰发展而来的旗袍，在色彩的搭配过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它不是各个时期“正色”的呆板叠加或者“撞色”，而是在不同的色彩组合中透露出一份宁静的“和谐”，例如蓝段底上是白色起舞飞蝶的清新自然；艳丽饱满的牡丹绽放在一抹素洁的白上，大雅大俗的颜色自然过渡，显得朝气但不媚俗；喜气的中国红底上红绿相间的展翅凤凰，浓烈而贵气；各种色彩在渐变中自然地调和了色差强烈可能造成的诧异，使得旗袍的色彩在不失和谐的气息里变得更加丰富。
道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士人服饰的影响中，由于道本体玄虚微妙，无色无味，无形无质，所以中国传统士人服饰以质素为第一，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天和”的思想。就对女性旗袍的影响来说，一般说来，质素依然是旗袍的正色或基本色，多彩、绚丽等都是在此基础上渲染而成。
在旗袍的血液里正流淌着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基本思想，它身上处处体现着礼乐之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和韵味。正是在这样以“和”为美的审美理念的影响下，旗袍成为一种完整特色的系统服饰，在整体结构上，具备立领、衣襟、细致的盘扣、上下连缀一体而紧窄合身的衣裙、含蓄的开衩、各种颜色和谐的搭配、线条和图案的分布，再加上与不同旗袍式样相适宜的发髻、小巧的修鞋或高跟鞋，因此旗袍无论是在构造还是具体穿着时都庄重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服饰的一种完满性与和谐性，追求的是一种和天地并生的整合性，故传统服饰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和之美。
旗袍不仅可以表现中国传统女性的温婉和谐之美，而且可以表现出性感奔放的审美特质。就具体的裁制而言，特别是传统中式旗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西方连衣裙的影响，它的局部被西化，在袖型、领型上都采用西式的处理技巧，如用西式翻领、荷叶领、荷叶袖等，或采用左右开襟并镶上花边，另外，旗袍的裁剪和结构也采用了束腰和束胸的方法，出现了对开襟、琵琶襟等形式。改型后的旗袍既保持了传统韵味，又体现了时尚之美，为传统的中式旗袍增添了另种魅力，更能显现女性的身形之美，这就是连衣裙的“洋为中用”，也正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1.2 韵之美
除了和之美，中国旗袍最大的特征就是体现了一种女性意味的“韵之美”。
“韵”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审美范畴，是从南北朝开始的，《世说新语》中有“韵”、“风韵”、“气韵生动”等评语，谢赫的《古画品录》中也有“气韵”、“体韵”等概念，唐五代的司空图、荆浩等人也都讲“韵”。在宋代美学中，“韵”这个范畴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范温的《潜溪诗眼》对“韵”的理解作了详尽的论述。
“韵”是范温《潜溪诗眼》美学思想的主要范畴，这篇文章从“韵”和“诗眼”着手，通过分析其丰富的意蕴和它们之间的有机关系，进而构筑了诗歌美学的理论框架，体现了它在宋代诗歌理论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韵”作为范温最高的审美要求，分为两个层次：艺术之韵和人格之韵。范温对韵的内涵规定缘于他对艺术的考察，其对人格之韵的解释，建立在他对艺术之韵认知的基础上，是对艺术之韵的升华。他认为，“韵者，美之极”，是在“不俗”、“潇洒”、“生动”、“神”之上，是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境界。不论艺术类型怎样，有“韵”方能尽美，韵是超越于艺术外在形式之上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艺术作品最好的评价和总结。韵作为范温的审美要求，强调诗歌应该“似淡而实美”，在简易平淡的形式中蕴含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让艺术直指生命本身，进而表现生命的意趣、情趣。这里所说的韵，并不是某一种风格的作品所独有的，而是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都可以有的，范温认为，巧丽、雄伟、巧、清、深、稳、古等不同风格的作品，只要“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也都可以有“韵”。
在诗人眼里，旗袍与其说是一件衣服，不如说是一首诗，一首包含了东方女性温柔内涵和小巧玲珑的诗，一首朦胧、无尽的诗。旗袍的特点是上紧下松，如此造型正好凸显了东方女人的体态之美，与此同时又巧妙地掩饰了东方女子体型上的一些不足；高而紧的立领，则突出了中国女子精巧的面庞、纤细的脖颈，腰身处贴身的线条更是恰到好处地隐藏了东方人稍窄的肩膀、突出了东方女人所特有的圆润；旗袍的开衩，再伴随着轻盈的步履，若隐、若现，偶尔露出女性修长的大腿，偶尔又象裹了一层绸缎，飘飘渺渺的，通过未知使人产生各种奇妙的幻想和无穷的韵味。
2 旗袍是东方女性美的形象代言
当代女性美出现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当时国内涌入了欧洲时尚名牌化妆品，繁荣的商业市场和各种各样的趋势与时尚出现在诸如北京、上海、接近香港的广州南部等大城市。到了80年代，女性消费品充斥了国内市场。有人说当发展中国家准备飞腾时，女性时尚始终处于发展的最前沿。另一方面，当国家的权力结构开始流动、以及经济阶级重新出现的时候，时尚和美就成为身份和阶级必需的象征和符号。中国大陆女性急切需要分享这份新容颜，女性产品广告不断地席卷而来，外国杂志也引进和翻译了源字于西方进步文明的女性新形象。旗袍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成为东方女性美的形象代言，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
2.1 旗袍与女性
旗袍属于衣中贵族。一件雅致、性感、精巧且妩媚的旗袍，最能勾勒出女人的万种风情。旗袍穿在女人的身上，立显其婀娜多姿的身段，再加上袍裙紧裹在身上，步子不能迈动太大，只能小碎步行走，配上优雅的手势和扭动的腰肢，款款前行，如此无疑表露了女性的无限柔美。旗袍在产生之初，虽然男女老少都可以穿，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它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女性同胞们的世界，从清代的传统旗袍，到民国的改良旗袍，再到现代的时尚旗袍，每一次的传承与演变都拉近了它与女性的距离，其特有的美质，能使不同年龄段、不同身材的女人穿起来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所以，旗袍逐渐成为东方女性美的形象代言。
宋美龄被誉为“旗袍第一夫人”。她自幼留学美国，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西方的饮食习惯，但是她的穿衣风格却非常有中国味道。在宋美龄的衣柜里，全是旗袍的影子，她喜欢旗袍，是因为旗袍最能凸显出东方女性的魅力，加上她自身拥有窈窕的身材，配上旗袍更能展示她的身姿，不得不承认，她用她的美让中国传统的旗袍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被人们记住的另一位穿旗袍的女性，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张爱玲，她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地带着那不同于常人的色彩、节奏和情绪登上文坛，并穿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旗袍，用独立和孤傲演绎了自己一生的传奇。旗袍穿在这样一位奇女子身上，让人感到如此完美，如此飘逸，如此温婉，又如此孤独。1995年秋天，75岁的张爱玲逝于洛杉矶公寓，几天后才被发现。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服则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赭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
旗袍一直都不会孤立地存在。它与女人，互相造就、二者相得益彰。旗袍之所以与女性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最主要的是由旗袍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即旗袍的温婉与性感，就是在这一点上，旗袍与女性的生命特质具有同一性的关系。首先，就旗袍的温婉性质而言，旗袍作为女性的主体服饰，它与女性一样是为男性主体凝视的审美客体，是一个沉默的无言的存在，其驯服特性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女性被驯化的身体特征。旗袍秉承了中国服饰文化的精髓，以它独特的样式与意蕴充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美，它将中国女性的柔美、古典、温婉、含蓄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它的饰、样、色，处处彰显着旗袍的那份温婉，那种风韵，那种含蓄，那种美。
其次，旗袍还具有性感特质，这一点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关。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被塑造的客体，是被男性文化生成的社会产物，而性感则在一定意义上表达女性对自我身体的发现与张扬，如旗袍的开衩越来越高。受西方立体结构裁剪方式以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影响，我国的服饰开始逐渐强调表现人体的线条，特别是近代女装趋向于追求性感的造型，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夸张性地突出女性的胸和臀，并且紧收腰，开衩越来越高，这一曲线造型提供了以人为本的独特审美意识。所以，近代改良旗袍的主要设计对象便是人体，在之前的款式上进一步收腰，缩短长度，表现形态，更加衬托出东方女性窈窕的身姿，亦真实地描绘出人体的轮廓曲线，散发出女性美好身材的魅力，使旗袍的美与人体的自然曲线合二为一，更深一层的体现了旗袍的审美魅力。
身穿旗袍最能展现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女人天生就是美的化身，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旗袍，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气质。旗袍是东方女性的最爱，是最能够展现女性温柔魅力和曲线身材的服饰，其独特的设计幻化出女性神秘的美、风情万种的姿态、婀娜多姿的体态，这些都是旗袍赋予女性的性感特质和个性体会。因此，旗袍成为东方女性美的形象代言。
2.2 旗袍与女性身体
首先，简单关注一下身体这一概念，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立场中，身体始终处于一个“异化”的分裂状态，对身体的考察往往是关于身体与政治、道德的外在性关系，而对身体本体却从不予以关注。但随着西方哲学思想从思辨世界到生活世界的回归，当代西方哲学正在出现一种极其深刻的理论范式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使身体进入到哲学领域，还促使一种有别于意识本体论的身体本体论思想开始被哲学确立，从尼采的回归身体的呼吁，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哲学的推出，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理论转型的线索，特别是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布尔迪厄等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们有关身体理论的提出，使得身体在哲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中凸显出来，成为当代哲学的研究焦点。
相比哲学，美学转向身体的感性形式，也是反抗与抵制身体异化的重要证据。舒斯特曼提出的“身体美学”观点便是对传统美学观的一种反动，是基于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积极反馈，因此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它更加关注身体的实践形式，对大众文化持有一种拥抱和开放的态度。舒斯特曼为“身体美学”这样定义道：“身体美学可以先暂时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身体美学的提出，成功恢复了哲学最初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角色，“身体美学声称不仅要从事有关身体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而且要进行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此外，通过身体美学的实践维度，它甚至还从事对传统哲学如果不是敌意的也是有害的身体训练：武术、时尚、美容化妆、健美、节食等等”，显然，舒斯特曼带有实践性的身体美学观具有一种浓烈的生命存在论色调。
旗袍与女性融为一体，更与女性的身体密切相关。与其他女装进行比较，旗袍对女性的身体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比如穿着之前要求女性的身材条件、穿着之后要求的女性体态、仪态等，都从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女性的身体线条，加上旗袍对身体采用的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包裹方式，所以更容易引发人们进一步对女性身体的探索，对旗袍的关注就会自然地指向女性的身体。在当代社会中，“对自我的关注在消费的保护之下受到极大地推崇，衍生出一整条自我塑形与美体的工业。”“身体工业”的诞生，虽然它的对象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但是其主要对象则是女性的身体，服务于男性对女性身体消费的需求，这一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弊端，无论他们怎样强调女权的重要性，都会因为性别的差异所带来的身体差别，使得女性的身体不得不要面临男性“欲望之眼”的审视。
在男性的审视和关注之下，无论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入社交场合的交际花、上流名媛，还是今天站在影视屏幕前的女明星，乃至一些普通的女性，当她们身穿旗袍时，更多的是身体消费的一个环节，是其奢华而低俗生活的一个高雅的点缀。不可否认，旗袍下的女性身体，并不仅仅是被束缚的现代文明，也不仅仅是被束缚的现代时尚，而更多的依然是其自然而然地、真实地将女性的身体曲线勾勒出来的工具。其实，单单从旗袍作为服装的样式而说，其本身就潜在地要求着女性的身体需要符合一定的身材标准：细长的脖子、完美的胸部、纤细的腰肢、平坦的腹部、漂亮的腿形等等。而且身穿旗袍，也要求身体配合一定的行为标准：抬头、挺胸、收腹、慢步、摇臀等。可以这样说，旗袍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控制。对于女性身体来说，在男权的世界里，女性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希望着自己的身体被注视，被解读，“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为自己而打扮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时也隐含着让别人观赏的意思。爱打扮的女人若是不被人看到，便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她们是精神病患者；通常她们希望有个见证人。”所以，在男性这个“他者”眼里，旗袍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解读女性身体的方式，一种从私密走向公开的方式。
旗袍亦是微政治表演的物质场所。中国女性抛弃古代那种对于自身身体遮蔽的服装，逐渐将身体显露于外，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反抗古代社会的压迫，这一举动表现了社会微观层面上的妇女解放。思想上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引入，冲击了旧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旗袍在经过西方审美原理的改造后，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其设计者在旗袍固有的柔美之中增添了一丝现代女性自强独立的味道，女人开始自己掌管生活和命运，她们不再是依靠男人而生存的弱智了。因此，当新时代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渗入到旗袍这样的服饰时，身穿旗袍的女性自然会被认为是进步的、民主的和追求平等的，这也就成为了知识分子女性和政治女性选择旗袍的一大背景，旗袍在此时成为具有代表中国特色和确认自身民族身份的意义。
3 旗袍是形式美的重要典范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符号现象很是普遍，全部人类活动都可以说是由符号的使用或运用所构成的。服饰就是由各种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它不同于文字符号在言语交流中的主导作用，而是在非言语交往过程中传递着各种无需言传的信息。服饰作为一种存在，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物质性，其演变史也表明了服装不仅仅是简单的质料合成，它还是一种抽象的形态表现，一种符号象征，连接着具体时代的社会文化、艺术表现与话语系统。从本质上讲，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能够抛开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和语言，按照自身的方式自由发展，具有沟通信息、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服饰装饰在人身上后，就成为一个区域（可小至企业、居民点，大至国家）的物质外貌的真实反映，因为它是生产力水平的最外露又最不容易隐瞒的表现形式之一，能够很快、很准确地给观者或在历史上形成一个明确的形象。当观者第一眼瞥见这个小镇或是大都市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建筑式样和行人穿着，再深入才会注意到卫生、食品和人们的言谈举止。就在视觉器官收视服饰信息的一瞬间，传递给大脑再总结出的就是这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如何，其次才是宗教观念和民俗风情等。
旗袍作为一种审美化的物质符号系统，它的美不仅表现在内在的美学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美上。旗袍属于上衣下裳为一体的结构，在形式上上下贯通，线条流畅而简洁明快，紧扣的立领、自然而然的肩部、适体的收腰、微收的下摆、含蓄的开衩，组成了适度的人体曲线，充分显示出女性身材的亭亭玉立和婉约含蓄，所以，旗袍的形式美主要体现在它的色彩、工艺、形体和纹饰中，当然也还体现在它的整体符号美中。
3.1 旗袍的色彩美
颜色是服饰的一种主观艺术感觉要素，其艺术美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和表情意义，而作为表现具体款式特征的形状，它的艺术美本身是具有形体感、空间感和独特情感意味的。色彩在知觉选择中的优先性决定了它在服饰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服装的第一视觉效果，又对旗袍的设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旗袍以色彩学为基础，依据人的不同形象，同时考虑平面与立体之间的视觉平衡与环境的协调关系，还有实用性等因素，具有明显的象征性特点。满清人起初穿的旗袍主要用在宫廷之中，所以王宫旗袍用色主要以明朗、艳丽的颜色为主，而平民则以昏暗颜色为主，体现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不公平。20世纪30年代，年轻女性在西方思潮的带动下，尝试着各种款式和色彩，这令旗袍开始变得五颜六色，特别是近百年来，通过进口西方的原料，丰富了服装的着装颜色。在废除封建等级、建立民主自由的基础上，旗袍在选择色彩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大红、粉红、淡蓝、淡绿、粉绿、鹅黄、杏黄、月白等色彩都是旗袍常用之色。“色彩的选择要因人而异，暖色调的相互搭配易于营造出华丽、富贵、使人仰慕的气氛，可采用大红、玫红、酒红、橙黄、胭粉、石绿等色，并适当加入金银等无彩色系的点缀，会更突出着装者的身份和地位。而淡雅的色彩可以烘托出清秀、文静、超凡脱俗的气质，年龄较大的女性可选择黑、墨绿、暗红、宝蓝等深重沉稳的颜色，这些色彩从视觉上可将肤色衬托得更白皙，使人显得更年轻，同时，又能突出长者的高贵和稳重。”旗袍的颜色各种各样，我们可以根据季节、环境需要、原料质地、职业特性、个人喜好、年龄、服装功能等多方面因素来选择颜色，拥有一套或者几套属于自己的独特旗袍，穿出其中与众不同的味道吧。
3.2 旗袍的形制美
一件旗袍的形制美主要表现在：领、襟、肩、袖、胸、腰、臀、衣摆、开衩等细节中。小巧雅致的立领，衬托出女性修长的脖颈，给人一种聘婷的美；宽窄适中的衣袖，则使肩膀显得柔美、轻盈；收腰、收臀的设计，凸显了女人丰满的胸部、柔软的细腰和饱满的臀部。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襟形、领形、袖式和裙摆等的变化。
旗袍上的襟是指除去袖子后前面的那一片，中国的传统袍服从商周时期便开始习惯使用开襟的形式。开襟，表示襟是分开的，纽扣在左侧的叫“左开襟”，纽扣在右侧的叫“右开襟”，纽扣在胸前的叫“对开襟”。旗袍常见的襟形大致有圆襟、直襟、方襟、斜襟、双襟、琵琶襟、如意襟等。
发展到现在，旗袍的领形也是十分多样，常见的领形有高领、低领、无领、波浪玲、元宝领、V字领、水滴领等，为了保证旗袍的领是硬挺的，传统的裁缝一般会使用浆糊将白布浆硬，然后放入领内，有些高级面料制成的旗袍，则在低于领口处，手工缝上一条刮浆的白棉布，以便于拆洗。
旗袍袖型的花样也常常随潮流而变，时而流行短袖，短至露肘；时而流行长袖，长过手腕。旗袍的袖子在装饰上也时刻追求创新，常见的袖形主要有长袖、短袖、喇叭袖、荷叶袖、开衩袖等，还有的旗袍无袖。
传统旗袍的裙比较宽松，后来随着腰身的收拢开始逐渐变短，特别是两边的开衩，或大或小，行走时下角微微飘动，具有轻快活泼之感。发展到现在，旗袍的裙摆主要有直摆、宽摆、鱼尾摆、A字摆、礼服摆等形式。
3.3 旗袍的纹饰美
纹饰是中国服饰文化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是传统符号的化身，最早出现在我国的青铜器时代，对青铜器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过程中主要有饕餮纹、龙纹、凤鸟纹、波纹、羽纹、蛟龙纹、象纹、鹿纹、人面纹等等，每一个纹饰都寓意颇深，其演变过程显示了中国文化从原始向理性演化的逻辑进程，其演变配合了中国上古——和谐意识形态演化的一些规律，上古和谐思想的演化。青铜时代纹饰的发展，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和原创艺术风貌，在造型与设计方面对现代图形艺术和服饰纹饰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早期的旗袍恰是借鉴了青铜器时代纹饰的独特造型与设计风格，常见的纹样有龙、凤、祥云、鱼、蝴蝶、梅花、兰花、菊花、牡丹花等；纹样之间或绕、或穿、或并齐，组合出式样繁多的图案。清末，我国开始引进西洋的纺织印染机，受到西方印染技术的影响，传统的锦缎、织绣等提花织物市场逐渐减小，印花棉布、苎麻织物、纱质、人造丝等材质被大量应用于旗袍之上，这时的旗袍纹样简单，用色单一，多以单枝花朵或成串花朵为主，或以簇拥着的小散花为主。20世纪初，条格织物、几何图案纹织物大受欢迎，穿插着缠枝花纹、喜上眉梢、花卉图案等，显得通透，别致。20世纪30、40年代，旗袍的纹样多选择含苞欲放的花朵图案，或是条纹、几何图案，颜色也由淡雅转向艳丽，多选用明黄、水绿等色为底，衬以硕大的花朵。当代旗袍图案则多不张扬、不求富贵，只求高雅，有韵味。旗袍远看是一种风情，近看才看清上面的纹饰，于细节处见真功。
3.4 旗袍的工艺美
旗袍有很多细致而富有特色的制作工艺，主要包括镶边、滚边、嵌条、荡条、刺绣、盘扣等，这些繁复、精巧的制作工艺使旗袍在细节上环环相扣，整体造型更显精致、美观。一件成品旗袍的诞生，通常会选用几种工艺搭配使用，或者局部刺绣，或者做个花样别致的盘扣，轻巧而别致。
镶边是旗袍服饰中非常独特的装饰工艺，指的是在旗袍的领口、袖口、衣襟、开衩、底边等边缘部位，使用不同颜色的布料进行缝合拼接。镶边用的布料一般要用暗针，直接缝在服装的表面。镶边工艺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无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都喜欢在服装上镶一道道花边，有“三镶”、“五镶”，最多可以达到“十八镶”。19世纪末，各种机织花边装饰，成为旗袍新的装饰手法。当代旗袍的风格已从繁复走向了简洁，镶边变得细窄，有的甚至不用镶边。
滚边工艺，是用来包裹旗袍的开衩、领口、袖口、底边等这些开口部位的，它的要求很讲究，常与镶边工艺搭配着一起使用，其最难把握的地方在于衣服转弯处的线条是否流畅。用来制作滚边的滚条，可以选择与旗袍底色较相近的布料，或是选择与旗袍上图案颜色接近的布料。最为常见的滚边是丝质滚边，其外观滚圆、硬挺。
由于旗袍的曲线变化比较大，为了保证侧缝曲线的稳定性，旗袍的一些部位需要在侧缝开口处、沿着缝头贴嵌条。嵌条也是旗袍一种很重要的装饰工艺，主要用一个约1厘米宽的布条，缝在两块衣片之间，能增强旗袍的立体感，常与镶边工艺搭配使用。在缝合旗袍衣片的过程中，嵌条起着美化衣服的作用，特别是在旗袍的肩、腰、臀等特定部位的立体造型中，都离不开嵌条工艺。荡条工艺亦是一种条状的装饰形式，一般选用的是不同于旗袍材质的面料，然后缝在旗袍的领口、袖口、腰身等部位。
刺绣工艺是中国经典的传统手工艺之一，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刺绣源远流长，它在世界服饰文化的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刺绣就是用针将金、银线或者丝、棉、绒等彩线，在布帛、丝绸、锦缎等织物上绣制出各种装饰图案，凭借一根细小的钢针作上下穿刺运动，便能构画成各种优美的图像、花纹或文字。
盘扣，又名“盘纽”，是用布料细条编织成的，不仅有固定衣襟的功能，也是美的展示，其制作工艺和款式造型是我国传统服装的独特标志之一。在旗袍中，盘扣主要用于领口、衣襟、开衩等部位，它的样式多种多样，除了布扣外，还有金、银、铜、琉璃、翡翠、宝石扣等等。盘扣的制作工艺很讲究，例如在制作琵琶扣、蝴蝶扣时，讲究造型的饱满、做工的细致，如果选用薄面料制作盘扣，需要几根细绳或者几根棉纱线，起到坚固盘扣的作用；如果选用厚面料，可以不用绳线衬托。制作一些造型变化复杂的盘扣，可使用包铜丝法，先裁剪出一个斜布条，将布条两端的毛口向内折起来，用一根细铜丝夹在其中，然后用镊子折叠出各种造型。盘扣的造型很多，植物形的有菊花扣、梅花扣、玫瑰扣等，动物形的有燕子扣、蝴蝶扣、凤凰扣、孔雀扣、蜻蜓扣等，还有仿中国结造型的盘扣，比如如意结扣、吉祥结扣、同心结扣等，也有仿汉字造型的盘扣，比如万字扣、吉字扣、一字扣、喜字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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