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左)与刘梦溪教授1992年相聚时摄(刘梦溪提供)
一 记略
大约是四十年前的 1977 年或1978年,我第一次读到余英时 先生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 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如同山涧听泉,夏日饮冰,所发生的 共振共鸣,无以言喻。从此大好余著,各方收罗,凡能找到的绝少遗漏。他是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既研究《红楼梦》,也研究陈寅恪,在治学范围上,我与他不无重合点,因此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久矣。
不意十年后的1992年,我们竟有了晤面的机缘。我应邀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在9月3日至5日。我是9月2日到康桥的,会后又继续访学一周。英时先生因另一会议,刚好也由新泽西来到哈佛。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应英时先生之邀,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讲学。我们一起从波士顿乘 火车前往,到达后,头两天和最后一天住在英时先生家里,几乎 又谈了三天三夜。古人所谓“谈讲之乐”,充分领略到了。我写的长篇访谈对话《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就是当时我们快意谈讲的简要记录。普大东亚系的演讲,我讲的是红学,以《红楼梦: 从胡适之到王蒙》为题,英时先生主持,很多名家都参加了。
其间经英时先生推介,赴耶鲁大学访学三天,耶大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安排接待并主持演讲,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由于我不懂英文,英时先生为我的耶鲁之行作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先是余夫人开车送至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咖啡厅小坐,约好三天后回来,我在此处与她会面。然后买好车票送我至车站候 车。余先生写有一封英文信,让我上车后交列车员。当我将此手谕交给高大魁伟的黑人列车员时,他悉心阅读了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频频点头,并发出似乎是中文“你好”的声音。车到耶鲁所在城市纽黑文(New Haven),列车员提前站在我面前了。其实 New Haven这个词,英时先生反复教我念了好多遍,播音刚报站名,我就知晓了。
返回纽约,搭的是浦安迪教授的车,他送我至哥大门前的咖啡厅,余夫人陈淑平已等在那里。回到余宅,英时先生高兴得像个孩子。当我离开普大时,他以隽雅的书法写了三首送行诗,其中一首是录其旧作:“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的名字嵌入在一二两句诗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虽然事已过去二十年,英时先生照拂我的情谊,我始终无法忘怀。那么,此后的日子里,有时会梦见余先生,也就不足为怪了。英时这个名字,对我的为学是一种提醒,一种激励。
上面这些文字是四年前的2016年所写,《七十述学》的相关篇章与此约略相同。现在是 2020年3月下旬,蜗居家中,每日与书册为伍,重订旧文,续写新篇。不料在翻检旧稿时,发现了从哈佛到普林斯顿,再到耶鲁,直至最后离开普大的日记。时间连贯, 记事至详,包括与英时夫妇相处的细微处,也有感受性的记载。 既可补我写的《访谈对话录》之遗,又可再现英时夫妇待我之厚。 除了童幼时期的亲长之爱,内子祖芬的至爱深情,梦溪平生所遇,似尚少有可与访学普大期间英时夫妇的悉心照拂相比并者也。
二 日记
(1992年9月12日至19日)
9月12日阎云翔开车送我到The Inn at Harvard,已是下午1:50了。云翔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哈佛念人类学博士学位。车在楼前停下,余英时先生就走了出来。于是上车前往火车站。
我们乘3:10分的火车去普林斯顿。一路上畅谈一切。六个小时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了。
中间过纽约,英时先生让我看看车外的夜景。一路上,进站、出站、上车、下车,英时先生细致入微地照料我。我带了几只箱包,他总是帮我拖最大的一个。这叫我十分过意不去,真不该带这么多东西。
到英时先生家里,已是晚上10点了。余太太正在等我们。洗漱一下,就吃便餐。余太太的红豆粥,着实精彩——好多年没吃这么好的豆粥了。余太太喜欢说话,但人甚娴静。
饭后,英时在小书房为我搭床。从沙发上抽出床板,铺上床垫,成为一个双人的席梦思。我过去帮忙,英时已铺好了。
到英时书房,又谈了起来。第一次在Harvard Inn见面是9月9日,我们一直谈到早上5时半。他为我另开一房间,我只睡约一个小时,便轻轻离开酒店,回到Lee Street(我的住处)。和英时第二次畅谈,是从波士顿到普林斯顿的列车上。然后是在余宅。有谈不完的话。主要围绕文化、学术、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未来前景。大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谈话中间,他让我看一篇即将在第 10 期《明报月刊》刊载的、评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文章,是传真稿。我看了一过,觉得文中有些话过于直露,特别小标题比较刺激,如说郭研究学术“怀有个人目的”、“往上爬”等等。我说不妨蕴藉一些。英时接受了我的意见,提出小标题亦可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对他的文章提出意见,而他当即接受。人生缘谊,也属难能了。
我们一直谈到夜里2时多。我有些疲倦,但英时谈兴还浓。如不是我提议请他早些休息,可能又要到4、5点钟。
9月13日
整天在英时家。又畅谈了一天。他送给我很多他的著作,都一本一本的签上名。我筹划的“经典丛书”计划及选目请他看,他提了很精辟的意见。一开始他觉得选得较随便,后来觉得还好。他建议活着的一律不选。新儒家最多选唐君毅,牟、徐都不必了。
英时先生对新儒家颇有看法。
我是想跟他做一次学术访谈对话,在《中国文化》刊载,所以每次谈话都边谈边记。
谈话中,也插入一些现实的话题——他解释何以对流落在外的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他说并不是喜欢他们,主要是出于同情。
我们的看法时有交错。对他批评郭,我心有不忍。我告诉他, 我认识郭的女儿。
他表示理解——他说我忠厚。他说如是他也会这样。
学者对现实有关切,我们无不同。关切现实可以使文章有力 量。但我认为学者的关怀在长远,不必尽求有用。所以我近年一 直在探讨学术独立的问题。包括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再审视。英时先生深以为然。
他告诉我,他有许多个世界。现实的关注,只是一部分。
中午他们夫妇带我到外面草地散步,看到有好几丛长得很高的嫩竹。淑平先生为我和英时照了相。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感到大受教益,英时说互有启发。
他也了解了我。他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
晚9时多,英时开车送我到普大一个招待所。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私人别墅,周围有非常广阔的花园草地。房主人原是一对老夫妇,生前决定他们离世后将私人别墅捐给普大。但先生去世后, 老夫人又活了很长时间。从余宅出发之前,英时先开车去学校一个地方取钥匙。回来后我们才走。到别墅后,英时把一只小行李包拿上二楼,安排我住进一间好大的卧室。如何开门,如何开电视,如何用餐,每一点都向我交代清楚,然后英时才离去。
9月14日
昨晚睡了一个好觉。是到美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15日下午有我的演讲,上午在房间准备讲稿。
中午,余先生委派他的一学生——罗志田来陪我吃午饭。罗是四川人,人甚朴厚,说话一言不虚。午饭后,志田带我在普大校园转了转。这是一所非常有传统的学校,校园不大,历史悠久,只有美国上层的子弟才能来普大学习。
晚上英时先生请饭局。作陪者有四个人。王汎森,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人,台湾中研院来的,出过两本著作,毕业后仍回中研院。他做的题目是傅斯年。我问他可否将其中一部分译成中文,给《中国文化》发表,他高兴地说好。
另一位是周质平教授,负责普大美国学生的中文教学,暑假常带学生来中国,在中国语境中学汉语。他是台湾来的,研究胡适。
另两位是国内来的学生,其中一位是陆扬,钱文忠的同学。
大家谈得很高兴。饭后,我去英时家打电话给祖言弟。又和英时谈起来。他说评郭的文章,吸收了我的意见。
谈得很欢悦,一个快乐的晚上。我们有早已相识之感。不是相 识恨晚,而是早已相知。
谈到 12 点,英时开车送我回住所。
9月15日
上午继续准备演讲,写了12页的演讲提纲。
中午罗志田来,陪我到外面用餐。早晨别墅是带早餐的,牛奶、面包、麦片、饮料、咖啡,颇丰盛。只有一个东欧来的学者和我一起用餐。很大的长餐桌,能坐十多个人。互不相扰。志田谈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小雪过后准备回国。而且愿意到我们研 究所工作。只要能帮他解决住房,就可以来。
下午3:30,到英时先生办公室。英时正在等我们。参观了 他的图书。里外间满满的。外间有一写字桌,是爱因斯坦用过的。 恰好我的挎包上有爱因斯坦的一个公式,于是我双手放挎包上, 与英时在写字桌前拍了一张照。
下午4:00,到演讲场所,用茶点,听讲人陆续来到。
和王汎森谈了谈傅斯年。
下午4:30,演讲开始。英时先生主持,对我作了介绍。
我讲的题目是《百年红学:从胡适之到王蒙》。回顾清末民初 以来百年来红学的历史、学派、人物和未来展望。
最后我引清末徐兆玮的《黄车掌录》,其中有一首《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 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 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
听讲者不无会心——几次笑声满场。一小间教室,前后坐的满 满的,有二三十人。
讲完回答问题。英时先生启发式的回应,他说七十年代后很多 关于曹雪芹的所谓发现,大都不可靠。周质平、孔捷生、苏炜都有问题提出,我一一作答。还有一位提问道:“照刘先生所说,红学的命运似乎和国运有关。那么,如果举国上下都来谈红学,是不是并非好兆头?”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任何一门学问,太热了都不好。”
讨论有半个多小时,至5:50结束。大家热烈鼓掌。我站起一回头,看到了作家刘宾雁。他过来和我握手,说想看看我,并问祖芬好。我的演讲,也许会给他些许宽慰吧。
晚上又是英时请饭。开车到很远的一家山东馆子。一起用餐的有唐海清夫妇,台湾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有罗志田,和文学所来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两年了。
饭后英时先生开车送我回住所。
9 月 16 日
去耶鲁。耶鲁东亚系主任孙康宜是英时夫妇的好友。为我访学耶鲁大学,他们策划得极为周密。主要是怕我一个人从普林斯顿去耶鲁,不懂英文,半路走丢了。
与英时从哈佛到普大的路上,火车过耶鲁,英时先生就叫我听 列车员报站的发音——“纽黑文”。“纽黑文”New Haven 是城市名, 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在纽约北两个小时的车程。
早 8:30,陈淑平先生到住地接我。为走路方便,她特地穿上球鞋。很快就到了车站。9:47 的火车,结果提早了一个小时。买好了票,我们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聊天。几天接触,英时夫妇已 把我当作老朋友了。陈先生说:“难得知音,你是君子。”人与人 之间的相契,像谜一样。这次和英时见面,如见故人,仿佛相识 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一二十年了。我没有想到,英时是一位极 热诚、坦直而又单纯的人。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和我太像了。
火车晚点5 分钟。9:50进站。我上了车,陈先生还站在外面看着我。她已经把一张写好的便笺交给了列车员。英时先生写的,密密麻麻,八九行,要求列车服务人员关照我,特别到纽黑文时, 能够及时提醒我下车。另一张同样的便笺让我带着,如果那张不落实,临时还可以用这张。陈先生还向列车员交代,到纽约如果列车员换人,一定交代给另一个列车员。同时英时还复印了一张列车表,用红笔标出普大这站和到站纽黑文,以及中间几点几分到哪站,让我带着。
余英时为刘梦溪教授买去纽黑文的车票,附了一封信,请他上列车时交列车员。信中请列车员到纽黑文站的时候,提醒刘教授下车。(刘梦溪提供)
孙康宜教授那边准备得同样周详。为我到耶鲁,她和英时夫妇不知通了多少次电话。我到普大的第二天,孙先生就传来一份周详细密的日程表:16 日至18日,三天时间,每一个小时做什么,谁来陪,和谁说话,谁陪吃饭,谁接站送站,清清楚楚。
距纽黑文还有半个小时,一个黑人列车员就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下一站就是New Haven纽黑文。
列车停在纽黑文站。我一出车门,孙教授和另一位指定陪我的研究生已站在面前。
孙先生极为干练。来接的还有另一位著名诗人郑愁予。三个人送我到耶鲁大学最近的一家饭店,我的房间是 16 层 22 号。房间阔大,两面玻璃窗,纽黑文全景尽收眼底。
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诗人郑愁予边走边向我介绍街旁的建筑。
午餐是在饭店的咖啡厅吃的。孙先生、郑愁予、小严一块用餐。小严叫严志雄,台湾来的研究生。
接着就是下午3:00的演讲座谈。孙先生主持,听讲者不到 十人。郑愁予、小严外,另有几个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还有图书馆馆长龚先生等。孙先生是东亚系的掌门,运筹能力强。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种我以前出的书,还有近年有我文章的《明报月 刊》。我很不好意思,这些旧日的东西早已忘诸脑后了。《中国文化》第三期我写的关于《柳如是别传》的长篇文章,孙先生划满了阅读记号,她说她太喜欢这篇文章了。
我还是讲《百年红学》这个题目。人不多,讨论得倒很热 烈。孙先生晚上打来电话,说听众都不愿意走了,最后已过一个半小时。
演讲后,严志雄带我参观校园。耶鲁校园很大,比普林斯顿大 有十倍,建筑古朴而有特色。其中一栋楼,是专门为纪念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耶鲁学生的。楼前有一纪念碑,上面写着:“为了纪念他们忠于耶鲁的传统,为自由而牺牲者。”
9月17日
早8时,严志雄来,陪我到18楼用早餐。然后一起去一家银行,把演讲报酬的支票换成现钞。
上午10时,到研究院三楼孙康宜办公室。我将《中国文化》第 三至五期送给她,她送给我她的《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情缘》。
然后一起到四楼,听一位日本学者的演讲。讲北岛的诗,快讲完了,人也不多。这名日本学者的太太是中国人叫陈薇,曾在 《文艺报》工作过,1986年去日本,两个人结了婚。
他讲北岛诗,涉及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孙教授叫我发言。 我只好讲一点看法,讨论一下活跃起来。
中午东亚系请吃饭,在耶鲁一个“古老”的餐厅。孙先生说:如果不来这里,就不算到耶鲁。墙上密密地挂着耶鲁一二百年前毕业生的照片,有和哈佛比赛的足球队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满墙都是。为的是展现这所大学的传统。
餐桌也是当日的旧观,上面坑坑凹凹,刻有各种不规则的字母——真正是“古老”耶鲁的再现。这间餐厅不许照相。
一起用餐的有孙教授、郑愁予先生,陈薇和她先生,还有两位 美国教授。
下午 1:30,台湾来的一位叫刘裘的研究生,陪我参观图书馆和耶鲁校园。在图书馆整待了两个小时,看了大半中文藏书。内 容真是丰富,羡慕何极。图书馆馆长龚先生陪着我。没想到龚先生竟是汪荣祖的同学。他说弗吉尼亚大学没多少中文书,汪荣祖如果在这里该有多好。但他来不了——龚先生说“也在运气”。
我看到一本《散原精舍诗手稿本》,请本家刘同学代为复印。 本来计划看图书馆后,再看校园,已经没有时间了。
只看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俱乐部。加入者的条件,须对那个 时代的艺术、文学比较熟悉。刘裘加入了。她有钥匙,可以自己 打开进入。她带我看了看。古朴、幽雅——可以在这里交谈,随 意用茶点,和哈佛教授俱乐部相似。
约好下午4:00在孙教授办公室会面。刘裘说:刘教授在图书馆不想出来了。
接着和康宜到街上一家咖啡店小坐。她谈起她的身世、经历。
然后一起去康宜家。刚到,她约的一位张先生也来了。张是从北京来的,已来六七年,在耶鲁教汉语。
我们参观了康宜的藏书。她的书,以明末、清初的著作最集中。她先生是工程师,在纽约工作。
然后去一家餐馆,康宜请吃中餐。
餐后有抽签——我抽的英文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懂得怎样交一个好朋友的秘密。”
孙康宜说,这个太准了。这次自到美以来,每次中餐,我抽的签都准。好像冥冥中在指示着、启晤着我的一言一动。
9月18日
早8时,严志雄来,一起到18楼吃早餐。饭后回房间取手提行李,11点到孙康宜办公室。社科院的赵世如先生也去纽约。11点30,孙康宜请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浦安迪来了,我有些认不出了。我们 1986 年在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见过面。他瘦了,黑了,学问大进益了。
午餐后,浦安迪送我去纽约,赵先生同车。
在耶鲁,康宜待我为上宾,推心置腹与我交谈,也是人生的缘分。
从纽黑文到纽约,浦安迪开的车速很快。赵先生重听,我尽量与浦安迪说话。他问我周汝昌的情况如何。他正在完成《红楼梦 批语偏全》一书,我建议他在中国也能出中文版。
下午2:30从纽黑文出发,4:00到纽约。事先约好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一家咖啡馆与孙淑平先生会面。她是乘火车到纽约的, 下午2时就来到这里,等了两个小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浦安迪的车刚停在咖啡馆前,淑平就看到了,举手向我招呼。
我们一起小坐了一会儿,然后乘地铁去普林斯顿。淑平认识的两个青年人送我们到地铁入口。乘到七十几街出来,改乘去普林斯顿的火车。在地铁里,淑平先生说: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们早就传说纽约的地铁可怕。其实也是安全的。特别上下班时,人们都乘地铁。纽约不好开车、停车,人 们都是把自己的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换乘地铁。淑平先生调侃。 我也说没有看到蒙面大侠。
到普林斯顿站,已是下午6时了。淑平先生开车与我一起回家。在车站她给英时打了电话。在哥大门外的咖啡馆,我到了之后,她打电话给孙康宜,告知我已到达,完成与浦安迪的交接。回到家又打电话给孙,告知已经顺利到家。
我们回到家里,英时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我归来。祝贺我在耶鲁的成功——他早得到孙康宜的快报了。他给我写了两幅字, 一幅诗版。每一幅都是我喜欢的内容,都很对我的境况。其中一幅是他离开耶鲁到普林斯顿执教时写的一首七律,我在孙康宜办公室看到,手录在本子上。一定是康宜向他说起,他知我喜欢,写了下来。
另一幅是一首七绝:“卧隐林岩梦久寒,出山溪水自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我名字的梦溪二字,都嵌入在一二两句中。诗后款题为:“梦溪道兄远道 过访,论学评文,三年来未有此乐。今将别去,因书旧诗并略易一二字,以壮其行。”这让我想起一年前缪钺先生赠诗的题识:“梦溪先生枉顾寒舍,得接清言,论事衡文,与鄙见有针芥之合。” 心意相照,有如此相同者。
诗版写的是杨万里的《桂源铺》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过前村。”真吾情境之写真也。
我在耶鲁三天,英时、淑平夫妇显然对我有所评议——所以淑平提出:友直、友谅。我们初相识,英时夫妇待我如此热情,我还直陈自己的看法,当然是友直了。而对英时先生的学问世界和人生世界,我都抱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此可谓友谅也。
晚饭是淑平先生早准备好的——烙的薄饼,四五样精致小菜, 卷饼吃。此是以亲切的家礼待我,在英时夫妇也是少见的。
饭后又论学——我们畅谈文化、学术、历史、经验、未来。最终得一圆解:文化的问题在社会,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当晚又住宿在英时家。加上刚来的头两天,共住宿三个晚上。这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待客隆仪。
9月19日
下午祖言弟从宾汉顿大学开车来接我。上午仍是与英时先生叙 谈的时间。他想起一首诗,七八两句是:
平生尽负名师教,
欲著新书纸未裁。
我一看此两句的句意,正合于我与英时的关系。此次与英时先生订交,是我友亦吾师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句:“风义生平师友间。”亦可作为我与英时先生之写照也。
早晨起来得比较晚,睡得极安稳。醒得并不晚,只是未即起而已。我听到淑平先生很早起来烧水、做早点。后来英时也下楼了, 两个人用最低的声音说话,后来连最低的声音也没有了。为的是不吵醒我,让我多休息一会儿。
我想再见一见王汎森,英时立即打电话请他过来。
与王商量“经典丛书”傅斯年卷,可否由他来编选——他当即同意。英时提出,傅可与顾颉刚合卷——简直妙极。这样,便决定傅、顾卷由王汎森来编校了。我给他一份编例和汪荣祖的萧公权卷范作,约定明年5月交稿。
中午英时夫妇请王汎森和我一起用餐。
下午1时40分,祖言弟开车来到余宅。
英时先生开车在前面引路,送我们到普大校园。普大一位教授等着与祖言会面。接上头后,英时才离去——走很远,车子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时先生还伸出手来和我招呼。
三 后记
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待我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凌云健笔,纷陈胜义,著述不辍,而尤以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独占文化史学一科的鳌头。而十年之后,又以八十有四的高龄,出版《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3月初版),研议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突破,许多论述都是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其作为学说体系的整全和学术创发价值,为人文学界多年来所未曾有者。前些年余先生荣获克鲁格终身成就奖,后来又获得华文大奖“唐奖”,在英时先生可谓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
他只在1978年回大陆一次。但即便一次,也还是诱发了他的深切的中国情怀。他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已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0,页 376)
他并且引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的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英时先生显然也有“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感慨,故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 而往往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又极讨人嫌的废话。”这与我们国内学人有时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不是词达一理、心发一声吗?所以说者,为我有心,心既不死,其说焉止。
2006年12月15日,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通篇讲的是一生追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忘宣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我见到的英时先生,其为中国文化托命的心志始终未变,内心世界极为单纯,惜时人不知耳。
2017年,我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出版,尝寄请英时先生指教,电话交谈时,他说:“看得出,你是多情之人。”则前述“你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之人”,和后来的“你是多情之人”,大约便是他对我的一种印象了。
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傅斯年卷,因王汎森先生回中研究院后事繁,改由欧阳哲生先生编校,亦附此为记。
2020年岁在庚子清明后二日增补重写于东塾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20年7月号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