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孙丹
8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拟把全民阅读立法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计划，很多人认为这简直多此一举，阅读怎能立法？其实，全民阅读立法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建立、保障阅读的环境。这和上海书展的初衷一样，推广全民阅读。为了进一步提升书展品质，上海书展在2011年首次创立了“上海国际文学周”，本次文学周是第三届。创新活动能带来怎样的精彩？其中有着怎样的深意？该如何看待快生活慢阅读的现象？
在沟通的平台上开眼看国际
“书展的目的，无非是沟通，沟通作者、读者、出版商，而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这样一次沟通的机会，所有尝试也是为了更好地沟通”
此次上海国际文学周增加了不少新元素，如 “全球文学12时区”、“外滩诗歌之夜”、“萌芽文学夏令营”。这些构思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向人们传递什么信息？
孙：文学周的筹备是从去年上海书展结束当晚就开始了。当时忙完书展，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件事，但像规模这么大的活动，尤其是要邀请这么多人，在筹备的时间上会有很多要求。特别是邀请一些国外作家，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习惯和特色，而越重要的作家，往往年纪都比较大，可能面临的变化也越大。
“全球文学12时区”是BTR和石剑锋两个年轻人的创意，这个想法很新颖。如今面对普通读者，当然更多的是年轻读者，网络、视频技术是一个新的、传播广泛的、迅捷的手段。我们也是想尝试如何更好地应用这些手段和方法。以上海为一个点，把世界联系起来。这一次，我们前期派了记者到世界各地去采访一些作家，声音、图像、文字和材料都已准备好了，同时现场我们也会连线世界各地的作者，而到场来宾和读者的互动相信也会很精彩。其实，书展的目的，无非是沟通，沟通作者、读者、出版商，而我们就是为大家提供这样一次交流的平台，所有尝试都是为了更好地沟通。
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从容教授翻译的《芬尼根守灵夜》第一卷，这是非常艰难且了不起的尝试，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好评，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凡响，这本书在世界上已被翻译成了很多种文字，而中文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创举。所以这次，复旦大学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将合办“2013上海詹姆斯·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国际上乔伊斯的研究学者，《乔伊斯报》主编理查德·布朗等都会到场，这也是我们文学周的一个单元。另外，我们还面对青少年举办“萌芽文学夏令营”活动，营长请的是王安忆。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一些年轻作者，在近一周的时间里，让作者和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起研讨作品、交流、改稿，等等。而“外滩诗歌之夜”，我们请来了青年诗人卡明斯基以及一些中国诗人、诗歌爱好者，来进行诗歌交流和分享。
为什么做这些活动？其实我们都是基于书展，来展开和书有关的事情——写书的人、出书的人和读书的人。不少人在这些身份上是重叠的，但不可否认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是读者。近些年，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纸媒产生冲击，读者、作者、书评人、出版商都会在网上、新媒体上做新书推广、评论等活动。而近年来学院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但一般都局限于学院范围，不为公众所了解。基于这几个方面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书展，把学院研究、职业书评人的评论、出版社的研究推广、普通读者对新书的反映和作者对书及书业的看法，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放在一个平台上讨论，看看目前书评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不少人很难静下心啃“大部头”，对于书及书评了解泛泛，如何引导他们深入阅读？
孙：书展举办活动的初衷，一是给读者提供一个与作者、编辑、出版人、其他读者交流的机会，通过作者、作家现场的演讲给读者带来启发。另外，做这些活动也是基于一个考虑，现在在网上买书也很便利，但是不管怎么说，电子时代不管有多便利，有一件事情是无法取代的——人和人的见面。去见读者、作者、出版商，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这是有现场、有体温、有目光交流、有声音的，毕竟一个人待在家，和一百个人待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需要和人在一起，见面、交流、沟通。也许，你可以在网上发表书评、意见，但还是取代不了见面。就像你要和父母、朋友见面一样，不可能永远只是打电话交流。其实整个过程中，最受益的还是读者。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感受。
由于很多人平时比较忙碌，没时间和功夫找书、找作者，我们从世界各地找来书和人，推荐给你，面对面交流，你可以自己选择。上海书展的初衷就是，更深入推动阅读。
文化在这个时代表现不同并不意味着荒芜
“他们已经很少有时间来沉思被他们所虚度的时光了。 ”——《侧面像》
有人认为，很多去书展的人不是冲着书去的，只是凑个热闹，这现象怎么看？
孙：其实，销售的量是一个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每年参加书展的读者人数在增加，购书的人数也在增加，这都是非常可喜的。我相信，去的人大多还是爱书的，想去找自己喜爱的书的，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去看热闹的人。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喜欢看书的热闹，这也是一件好事，至少他是对书感兴趣的，要不然在大热天里，他干嘛来看书的热闹呢？就算他说他看书不多，但至少他有兴趣、有愿望。看书的热闹是个好事情。读者的喜好和专业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能只说针对专业领域的读者，我们是面向广大读者的。我们在更广泛地推广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在提高，不排斥任何人，希望营造一个有利于阅读的氛围和环境。
常有人说，这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碎片化的文字和思考，阅读量降低让文化不再似从前那般精彩。您是怎么看的？
孙：这是这个时代带来的问题。现在交流方便了，但是这个交流是不是有深度，是不是能加深交流？这不一定。方便了但不一定加深。我觉得，有时候技术的改变，有些东西和变化一时半会还看不出来，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确实存在碎片化倾向，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缺乏深度。就说我们古人写的东西，也是很短的，在短小的诗词里却容纳了很大的信息量，所以，短并不意味着浅。像微博这样的平台，本质上是一个社交互动的平台，并不是学术研究的地方。只不过有一些人会在上面发布一些个人看法。所以不能以学术的要求来要求微博。虽然上面有很多有设想、观点的东西，但毕竟不是大学里的研究机构，不能要求它像研究论文那样来写，不能强求它描写得深入又完整。因为这是它的基本形态所决定的。而且，微博也是一个生长性的东西，它也会变化，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但至少这多了一个方法。
有人说，现在社会上对物质的追求欲在上升，专研的人却在减少，其实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在古代，在特殊年代，也有埋头读书、潜心做学问的人。但不能要求公众都这样，公众能够爱读书、关心这个话题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能在普遍的层面上，要求所有人都潜心研究，只能说个别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会去做。当然在大方向上，书展也是在推广、呼吁大家来关心书、来阅读。不能通过微博、自媒体平台的变化，就轻易得来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怎么怎么样了。
慢阅读快生活是另一种文化氛围
“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 ”——《呼吸》
阅读和写作需要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网络时代则带来快节奏的问题，人们容易忽视缓慢的过程，怎么理解这慢阅读快生活下的文化？
孙：人生如白驹过隙。随着人们的成长、生活，时间在飞速地流逝。而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一千年前的人过五十年，和今天的人过五十年，实际上是等量的。只不过是你对时间的感受不同。
不过反过来讲，在那个时代也会浑浑噩噩的人，我们不能美化过去的时代。今天也是如此，也有埋头专心做学问的人，也有大家泛泛地聊聊天的人，所以我觉得，快和慢在一个时代是一组对照关系，同时，跟其他时代也是对照关系，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
回到书的话题上来看，书无论是通俗易懂的，还是艰涩的，这些并不是评判它好坏的标准。毕竟，你不能要求读者都去读艰涩的书，可能别人喜欢简单一点的内容，在下班后看起来会轻松一些。但是，阅读这个行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行为模式和心灵。比如，看一本书，你可能需要坐下来慢慢地阅读、思考，这和你拿着手机边走边看的状态有很大区别。可是由于现在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也不必苛求碎片化、快节奏的问题，毕竟时代就是这个样子，而这样的问题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推广、呼吁大家来阅读——每天多花一分钟来阅读，那也很好。而对于真正爱书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你来呼吁，他会自主自动自觉地来阅读。
上海是上海文学的本质和对世界的认知起点
“我出生在上海，在那里差不多生活了‘半生’。 ”——《小半生》
上海文学和上海，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上海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世界。我的成长、经验、感受、对世界的初步认识，都是从上海出发的，这也是一种本质。随着成长，在建立认同的过程中，我也会反思其中的东西。和西安、北京这些古都不同，上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个新城市，现在更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际化大都市，相对来说，上海在商业、交流和文化方面比较发达。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电影业的起点，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表面影响。它是一个极其多面的城市，气质杂糅，不是你随便看一眼便能描述出来的，这恰恰就是它有意思、有活力的地方。若一个地方三言两语就能归纳出来，说明那个地方变化缓慢，一个状态保持得比较久。作为一个写作者，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说不尽道不明的现象。就像以前有人打比方，去纽约待一天，你可以写一本书；去纽约待一年，你一句话都写不出来。因为接触的东西越多、见到的人越多，你的认识就越复杂，越觉得一言难尽。
多年来对上海文学的描述，我个人认为并不全面、客观。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很多文学作品都以此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读者对于它们也比较容易建立共识，但关于城市的文学作品，每个人心里看到的差异很大，就像上海在人们心中唤起的万般感受。
（原标题：电子时代无法取代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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