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的“摘”、“评”、“议”！（续三）

第二部分《彖传》 与《文言》解《易》的道家倾向

一、《象传》中的道家思维方式

1、“摘”：《易传》各篇，以《彖传》、《系辞》为最重要，而《象传》次之。从哲学角度而言，《彖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宇宙论，而它的万物生成论源于《老子》，更为接近于《庄子》。但在尚阳贵时及“无行” 等重要学说，则属于黄老道家系统。

“评”：《易传》是其作者习易之心得，是对前人观点的肤浅见解，不但没有创建，反而曲解了传统之观点。《易传》之宇宙论、万物生成论，是肤浅捌脚之论，与老庄亳无关系。“黄老道家”是先秦时期兼收并蓄之杂家，没有自创观又何来系统？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形成的杂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则不存在什么“尚阳”之说；虽遵从老庄，但不解老庄之旨而不能理解其“自然无为”。所以司马谈才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议”：先秦时之兼收并蓄之杂家即所谓“道家”，未读懂老庄哲学，把老庄哲学之核心“自然无为”之“为”字，错念成二声wéi而不知其“自然无为”之本意， “为”字应念四声wèi，才是“自然无为”之本意。正因为所谓“道家”未读懂“无为”二字，司马谈才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2、“摘”:《系辞》的道论与“太极”说源于老庄，也揉和了不少黄老成份，旧说多以为它属儒家作品。事实上《易传》，讲理义也讲象数，而《象传》特重筮法，但研究哲学或思想史的学者往往拨高的义理，而无视它的筮法成份。

“评”：《系辞》的道论与“太极”说，绝不是源于老庄，而是源于文王周公，因为《易经》是文王周公之心得作品，而《易传》则是对《易经》之解读与发挥，这是不争的事实。《系辞》的道论与“太极”不是“揉和了不少黄老成份”，而是黄老学派汲取了《系辞》成份。孔子研《易》“纬编三绝” ，《易传》的基本内容，则是孔子对《易经》研究之心得，《易传》作者对孔子习《易》心得之解读与发挥而成书，当然属儒家作品，正是这一原因《易传》多处出“子曰:…”。“《易传》，讲理义也讲象数”，所谓“理义”就是对《周礼》之阐释，所谓“象数”，就是用肤浅之哲理为其“理义”找到哲学依据。所谓“筮法”，是因其肤浅之哲理之不足而辅之而已。

文王周公是儒家原创之人，孔子则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子修书――修订《春秋》、《诗》、《书》、《礼》、《乐》就是显证。把孔子说成是儒家创始人，是末读懂孔子及先秦文化，《论语·述而》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之说就是显证。所谓“象数”， 《周易》中“象”指卦象、爻象，即卦爻所象之事物及其时位关系；“数”指阴阳之奇偶数、爻数，是占筮求卦的基础。“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古凶。”所以所谓“象数”，就是用肤浅之哲理阐释其“理义”， 辅之“筮法”补其肤浅之哲理之之不足而而已。

二、《象传》的学派性。“

摘”： 《大象》解释每卦卦名卦义，多以“君子以”或“先王以”的形式，而后格式化的道出一两句对人身修养与政治期望的议论。

 “评”： 由此说明，《易传》是典型的儒家之作。君子是儒家专有名词，所以“君子以” 的形式，而后格式化。而“法先王”之儒家，其“先王以”，就指文王周公之“先王以”。不知为什么？陈先生非要强辩《易传》是典型的道家之作。所谓道家就是先秦时期，杂取各家“摄名法之要，取儒墨之善” 的杂家，这就是“《彖传》 与《文言》解《易》的道家倾向” 的原因。

“议”：儒家关于人生境界的一般议论是和君子的理想分不开的，君子是儒家其道德修养几乎等同或仅次于圣贤之辈，几乎成了儒家专有名词：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求道，小人求食”， “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 君子求缺，小人求全”， “ 君子求同，小人求异”， “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 君子中庸，小人肆无忌惮”， “ 君子之道，鲜矣”，等等举不胜举。陈先生所列：蒙、履、大有、蛊、临、大蓄、坎、大壮、晋、蹇、益、艮、渐、节、小过，等等卦其《大象》之解，都离不开“君子以”。 大壮卦“君子以非礼费履”， 君子直接与礼并行，还强辩什么呢？。

三、“天行建，君了以自强不息”乃道家独有的思维方式。

“摘”： “天行建，君了以自强不息”，为当代学者所倍加赞赏，且被赞为民族精神。“自强不息”确可视为殷周以来、先秦诸子之者已凝聚形成的民族精神的一种征信，但不必属于那一家那一派。由于天道（“天行健”）推衍人事（“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维方式，乃是出于道家而不是出于儒家

“评”：陈先生此番高论，是学术界读不懂先秦文化之象征，更是学术界读不懂先秦文化之根原因。“自强不息”是西方文化之精神，而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学术界含陈先生在内，正是用这一西方文化之精神，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使其面目全非。 “自强不息”确可视为殷周以来、先秦诸子之者已凝聚形成的民族精神的一种征信，陈先生所说没错，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是“道德”二字，绝不是自强不息” 。

“议”：禹传位于子启后，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启不不需“自强不息”， 商汤要取代残暴的夏桀，没有“自强不息”不行，同样武王伐纣没有“自强不息”不行。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夏王朝延续471年，以“自强不息”而建立的商王朝则只延续了二百七十三年，以“自强不息”而建立的西周王朝，在礼制维护下也只延续了275年，就进入五霸之春秋。所以西汉建国后，不主张“自强不息”而主张“无为而治”，削减人们之欲望，从而形成一种与“自强不息”相反的保守思想，延续两千多年。后被更加“自强不息”蛮夷唤醒，而中华民族重启“自强不息”之精神，所以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其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比清华大学早1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不敢提“自强不息”，就是两千多来传统的保守所致。中华民族经百多年来的“自强不息”，而雄居世界之列后，想回归传统之保守，“自强不息”的西方对我们虎视眈眈，想继续“自强不息”，中国向何处去？只有将传统之保守与，传统的而不是西方野蛮的“自强不息”相合才是唯一出路。

 “自强不息”是把双刃剑，孔孟是知道的。所以“天行建，君了以自强不息”， 在其政治上， 是法先王之儒家对其始祖之赞颂而已，儒家其法先王本身就是一种保守之主张；在哲学上表现为重视道之用而轻视道之体，其目的是为推行其人为之宗法道德礼教。

陈先生所说的：天道（“天行健”）推衍人事（“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维方式，乃是出于道家而不是出于儒家，是不知道家对儒家之“杂取”。天道与“天行建” 不是同一概念，二者是包含关系，天道推衍不出“自强不息” 这种人事。“乾为天”，“天行建” 是乾卦所类之象的象征，“乾为阳” 主动，“自强不息” 是乾卦所类之象其属性之象征。《易传》在解读《易经》对六十四卦之演绎所展现的哲理，其思维方式就是儒家“重视道之用而轻视道之体” 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所谓“道家”， 其思维方式是“偏重道之体而已”，所以司马谈才说“道家以虚无为本”。而以象征虚无而静之坤卦为作为道体才能称“道家”，以象征实有而动之乾卦为作为道体，绝不能称“道家”，这是认识“道家” 之常识。

陈先生在47页中说“天行健”源于《老子》的“建德若偷”。 “天行健”之健是旺盛之意，“建德若偷” 之建虽与健通用，则是说的健美之德。《老子》的“自胜者强”，是指能自我控制欲望所致之弱点才算强，与“自强不息”不是“精神契合”而是相反。 二者风马牛不及。

四、《小象》以老子思想解“乾”、“坤”

 “摘”： 《小象》释“乾”、“坤”两卦各爻爻辞，多采道家观点，尤其是老子。并引用“乾”、“坤”二卦其六爻爻词，与《老子》一些章句予比较后说：纵观《小象》全文，哲理性不强，于哲学思考力尤为贫弱。

 “评”： 太极八卦哲学原理分道、法、术、器四个层次，“乾”、“坤”二卦其卦辞处于第三个术之层面，其爻辞则处于第四个器之层面属末端，当然其“哲理性不强”。 “乾”之上九“亢龙有悔，盈之不及”，所对应的《老子》十五章“不欲盈”、 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其“哲学思考力”不能说不强，不知这个哲理，就不知什么是中庸之道。陈先生就不知这个浅显道理所隐藏的高深之哲理，他才认为“于哲学思考力尤为贫弱”，这与他竭力称赞“乾”卦其卦辞所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相关。要知道“自强不息”过则为灾，故“亢龙有悔”。

 “议”:《易传》所论哲理本末倒置，其“乾”卦之卦辞与爻辞之比较就狠清楚。卦辞是对卦体之解释，而爻辞则是对卦六爻之用的解释，卦体与爻用是一种术与器之间的体用关系，道体决定道用，作为道体之卦体是本，作为道用之卦爻是末，没有卦体就没有卦爻。“乾”卦爻辞“亢龙有悔，盈之不及”，主张适中而不过，“乾”卦之卦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必须受“亢龙有悔，盈之不及”所制约，否则“自强不息”过则为灾，这就成了道用去制约道体的本末倒置现象。

由此可见，陈先生所说：《小象》以老子思想解“乾”、“坤”，是错误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就是道体决定道用，重本轻末，而整部《易传》其哲学思想与老子的哲学思想相反。《易传》其哲学思想，是道用决定道体“屁股决定脑袋”的重末轻本，这又怎么能说：《小象》以老子思想解“乾”、“坤”呢？《易传》是论哲学的著作，其作品中有与《老子》相似相近的言词是正常的，《易传》与《老子》相比，不是从言词方面而是从其主旨方面才有可比性，仅从言词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任何作品相比都是如此。学术界凡研究先秦文化者，不是对先秦经典本身说的什么以找出其主旨予以深刻研究，而是从其词句与其它作品之比较予以舍本逐本之研究，本书就是最好之例证。陈先生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他的作品值得一驳，其他学者之作品值不得一驳可想而知。孺子可教才值得一驳，不可教就不值得一驳。

五、论《大象》中合于老子而与庄子、黄老思想相通者

（一）《大象》中合于老子思想相通部分

“摘”： 《师卦》《大象》 云：“在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按《老子》八章“水”“之善利万物”而“处众人之所恶”。 《大象》此处有地中水取容民畜众之义，正与老子旨意相合。

“评”： 地水师卦“在中有水” 之卦象可喻之多，仅喻“君子之包容” ，与《老子》八章“水”“之善利万物” ，根本没有可比之处。《师卦》卦辞论的是“包容”，而《老子》八章“上善若水”，论的是“水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八章论的“天之道”其本性“不争”，而《师卦》卦辞论的是“人之道”“包容”，这怎么能说“正与老子旨意相合”呢？

“议”： 陈先生引用了屯、讼、师、否、谦、咸、明夷、升、井共九卦之卦辞，与《老子》相关章句相类比，而去证明其“《大象》中合于老子想相部分”以支持支主张。本人只摘录其有代表性的师卦这一卦辞，与《老子》八章之句相类比予以评议，由此可见一般。师卦这一卦辞内容有“形而上学”之成份，把地水师卦所象之“在中有水”，比喻为“君子以容民畜众”， 以此喻“君子之包容”， “在中有水”， 还喻其它相似之处甚多，如泉水、暗河等等均是地中之水，因此地水师卦所象之“在中有水”，不仅喻“君子之包容”。 把地水师卦“在中有水” 之卦象仅喻“君子之包容” ，是“形而上学” 之表现。这种“形而上学” 之表现，是六十四卦卦象之辞的特征。

（二）《大象》中与庄子思想相通部分

“摘”：《小畜》卦《大象》云：“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风行天上”很容易使我们联系起《庄子逍遥游》鹏之乘风飞行。朱熹的解释正是，他说“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帮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积厚而远施也。”朱注《小畜》乃由于风之积也不厚，而“懿文德”乃在于能积厚而远举，这正是《逍遥游》鹏之远举，必须先经过鲲之潜隐以积蓄力量，积厚乃能远施。

“评”： 什么是捕风捉影？这就是典型的捕风捉影：小畜卦辞“风行天上”，朱夫子就进一说“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陈先生就此再进步说“风之积也不厚”，这个“风行天上”与“风之积也不厚”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一点也没有。“风行天上”，与美好之“文德”也无内在联系，可《易传》作者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把风天小畜卦所象征“风行天上”，君子以此喻为美好之“文德”，其本身就不免牵强附会。而朱夫子则添油加醋地说“懿文德，言未能积厚而远施也”完全变味；陈先生就此转向说“懿文德”乃在于能积厚而远举，这正是《逍遥游》鹏之远举，必须先经过鲲之潜隐以积蓄力量，积厚乃能远施。

“议”： 《庄子逍遥游》中鲲化鹏，从北冥向南冥，是借此喻道体决定道用，北冥之阴为道体，南冥之阳为道用，喻坤卦为体乾卦为用。而《易》以乾卦为先颠倒其体用本末，《易传》作者在解《易》时，秉承其旨对其六十四卦之象征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风天小畜卦所象征的“风在上”， 用根本不涉及形上之哲理去注解形下之人文，去借喻为美好之“文德”。陈先生反就此认为《易传》作者之思想，与庄子思想相通，以此论证《易传》作者是道家而非儒家，岂不可笑。

下面（三）《大象》中与稷下道家或黄老之学相通部分，就不予以评了。

六、《文言》解易的道家倾向60页

 “摘”：《文言》中“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陈先生认为：然而就其内涵，却有有着很大的分歧。如“利物足以和义”，把“利物”与“义”相联系，就与孟子的义利观有根本的区别。而且，仁、义、礼等观念在战国时期也同样被墨家、稷下道家所肯定。我个人认为《文言》等，是一部以道家观点来解释《易》的作品。

“评”：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利”是指眼前局部之小利，而“义”则是指长远整体之大利，这就是“利” “义”之别。《文言》把“利物”与“义”相联系，就与孟子的义利观没有任何区别。而仁、义、礼不仅儒、墨、道三家所有，而老庄也有，只是其实现仁、义、礼之途径不同而已。儒、墨、道三家是用人为的说教去展现，而老庄则反对人为的说教，而遵循“自然无为，为而不争”之道去展现，而主张身教。遵循“自然无为，为而不争”之道，仁、义、礼就在其中，“不争不舍而守本份”，才是最高之仁、义、礼，所以《老子》二十七章才说“善行无辙迹”。 《老子》反对人为之仁、义、礼的说教，才在二章中说“天下皆之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自然无为”之天道，是天下最高的真、善、美；为美而美、为善而善则违反“自然无为”之天道，是产生假、恶、丑的人为所致。

陈先生以。儒、墨、道三家均具仁、义、礼之观为由，去判定“是一部以道家观点来解释《易》的作品”，是其判定的方法之错所致。

“议”： 庄子在其《天下》篇中，不但对先秦文化作了整体上的总结归纳，还对诸子百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作品，予以简要而精辟的总结归纳。读懂《庄子天下》，不但对先秦文化厘清了脉络，而对诸子百家也能知其主旨之大概。可是学界一些未读懂《庄子》的学者，则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本人所作，真是可悲可叹。

(一)《文言》与老庄

1、“摘”： 《文言》中有许多观念与《老子》都是相通的，第一，两者都认为极端会向对立的一面转化，他们都把天道法则理解为“物极必反”。因此 第一，两都有“知止”的想法，知进退是圣人，否则是愚人。第二，两都都讲忠信，老子菲薄仁义，但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评”： 不但传统的先秦文化有其共同点，就是中西文化也有其共同点，这是正常的。“物极必反”、 “知止”是简单的基本常识。两者都讲忠信，但各自所讲忠信内容不同，老子反对仁义说教并非是菲薄仁义。

“议”： 《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并非是忠信之信。老子是说，我这五千言，文辞虽不华美，但是可信的；那些用华美的文辞之说者，则是不可信的。要知道八十一章，是老子对全文之总结。如我们不知老子所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本意，这一旬到成了只有华美的文辞而无内容，仅是对华美的文辞之罗列。

2、“摘”： 就《文言》与《庄子》而言，语句相似：《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庄子渔夫》“同类相从，同声相应”，二者相似。《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段话被后儒视作儒家境界的代表，则与《庄子》有密切联系，《文言》企图达到的便是庄子式的天人合一。

“评”： 陈先生所引，《文言》与《庄子》“二同”之语句其文字没有多大差异，但内容则完全一致，形不同而神似。陈先生所引，《乾文言》一段，与《庄子》作品中类似之言，则是形似而神非。

“议”： 只有遵“自然无为”之天道，才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儒家违背“自然无为”之天道，而倡人为，是与“天人合一”背道而驰的，《乾文言》这一段，仅是华丽的辞藻而已。《庄子天道》中说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把“虚静无为” 作为万物之本也，所以能“天人合一”。而以乾卦为之《易》则将乾阳作为万物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是与“天人合一”背道而驰的。《庄子天道》中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不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说的什么，就不知什么是“天人合一”！

(二)《文言》与黄老思想

1、“摘”： 帛书《黄帝四经》对阴阳的认识可能是战国时期最早而又最具系统的阴阳观，对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言》对乾坤两卦的解释，可以说是完全从黄老思想中来的。

“评”：这是陈先生不知先秦之杂家中黃老学派，“知兼收并蓄”之故，才有此说。阴阳八卦源于伏羲，文王“拘而演周易”，专论阴阳八卦，并列阴阳是八卦的基本要素，八经卦与六十四卦均由阴阳二爻组成，没有阴阳之基本要素就没有八卦，所以叫阴阳八卦。《庄子天下》篇中“《易》以道阴阳”，是说《易绖》是一部专论阴阳之术的书，陈先生又怎么会有如此之论？

“议”：《易传》以阴阳八卦之哲理，论儒家之义理为主，所论阴阳之八卦哲理为辅，而阴阳家则专论阴阳五行带哲理之术，追逐阴阳哲理之枝末，其 “形而上学”色彩浓厚。 所以《论六家要旨》说：“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家之代表人物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对稷下道家很有影响。兼收并蓄之杂家中黃老学派、稷下学派与法家至为深刻，才有“道生法”之论；受邹衍肤浅的“阴阳学说”影响，才有《称》对阴阳颠倒之论。

 2、“摘”： 《称》：故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正嫡（者，不）使庶蘖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卑妾疑焉。疑则相伪，条则相彷。陈先生引此文后说：按《称》后讲的阴阳学说，天子为阳，诸侯为阴，正嫡为阳，庶蘖为阴，正妻为阳，卑妾为阴。

 “评”： 陈先生此论，太牵强附会了吧！《称》所说的这种君臣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与“阴阳”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天子为阳，诸侯为阴，正嫡为阳，庶蘖为阴，正妻为阳，卑妾为阴”，阴阳类象也从来没有如此类象之法。

“议”： 陈先生如此阴阳类象之法，是对阴阳之颠倒。依据阴阳学说，先阴后阳，先阴为主后阳为从阴统阳，陈先生此论，则成了先阳为主后阴为从阳统阴，所以说这是对阴阳之颠倒。

(三)《文言》成于道家盛行的战国后期。

“摘”： 《文言》解乾卦九五爻词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也是讲同类相召之理。《荀子》、《吕氏春秋》中，有几处与此文意相似。一般认为《荀子》《吕揽》之文，出于《文言》之后，这样可以肯定《文言》是战国后期作品。

“评”： 战国后期盛行的不是道家，而是法家。又凭什么去“肯定《文言》是战国后期作品”？荀子由儒家嬗变为法家之祖，就是受“道生法”之影响，“道生法”出道家，说《文言》是道家作品，如何自圆其说？

“议”：《文言》解乾卦九五爻词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是对《易传·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之解说。《文言》是战国后期作品，《周易·系辞上》，又是什么时期的作品？可以肯定的说，整个《易传》不但是儒家作品，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即春秋末战国初孔子弟子的作品。整个《易传》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易传》究竟说的什么？整个《易传》对当今来说，那些可取，那些不可取，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