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宜坊位于吕班路205弄，即今重庆南路205弄。由法商万国储蓄会集资建造。始建于1928年，1932年建成，1930年起陆续整幢出售。弄内有房屋4排、90个单元（幢），沿街店面房屋1排，有11个单元（包括205弄过街楼），单层汽车间16间，二层汽车间4间，共计建筑面积17063平方米。万宜坊住宅是砖混结构，弄内为假3层，沿街为3层楼，形式为单开间平面布置，仅屋顶略有区别，沿街为前后二坡顶，弄内为折坡式带有假3层屋顶，拉毛粉刷墙面。行列式布局，房屋坐东朝西，南北毗连。弄内住宅前后平列4排，南北朝向，房屋门前留有汽车行驶的回转用地，并利用多余边角地建造汽车间，整体布局合理、经济。万宜坊弄内住宅的底层前部，有1.8米进深的小天井，以矮围墙与里弄分隔，底层起居室透过矮围墙，借用里弄空间通风采光。起居室前廊檐建有游廊，正对大门处一段是走道口。起居室后有扶梯间，扶梯下为贮藏室，正对扶梯起步处是厨房间，从厨房侧面天井内进出，小天井为厨房通达后门的过道。二楼扶梯转弯平台处为亭子间，前部有大卧室1间，内有壁橱和阳台，另有3件套卫生间。三楼有大、小卧室各1间，设3件套卫生，但不设阳台、壁橱，仅利用折坡式屋顶下层空间设置贮藏室。沿街房屋底层是店铺，二楼、三楼设置与弄内住宅大致相同，二楼设有半挑阳台，但室内面积稍大于弄内住宅。
万宜坊与贴邻的吕班公寓（今重庆公寓）、淡水村等，显然都是法租界精心规划的高级住宅小区。地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之南，是法租界闹中取静之处，环境幽雅，设施上乘。从两个通向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弄口望进去，透出风格别致的西班牙式洋楼的一角。室内空间高大宽敞，客厅一般有近30平方米，采光、通风均属一流，加上火表间、汽车间、涡旋花式铸铁大门和安放在过街楼下以及各支弄壁上的消防皮管、阀门等，给人以安全、舒畅的感觉。1930年1幢3层的月租金要90元，而1幢房子的售价约在黄金250～280两之间。所以，万宜坊的住户大多是有经济实力的富商实业家、中高级官员以及一些成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如13号胡敦复，大同大学创始人、校长，我国著名数学家；23号胡洪开，名扬全国的中华老店胡开文文具店店主；35号陆绪常，锅炉安全鉴定专家；38号，著名文学家钱杏邨；41号朱志尧，著名实业家、求新造船厂老板；60号鲍咸昌，我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71号方晃卫，无线电专家，曾任上海无线电工程学校校长；72号顾翼东，我国著名化学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验室主任，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一级教授；85、86号秦润生，民国路（今人民路）河南南路口秦祥兴瓷号店主人，是沪上十分著名的瓷器店，他还当过上海瓷业银行董事长。
万宜坊54号住宅，是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故居，他于1930年迁居这里，一直住到1936年。该房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修复作为韬奋故居被保存下来供后人瞻仰，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1958年11月5日对外开放，1959年5月由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房底层为会客室；二楼后部约7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是书房，室内存放着笔砚及手稿，展示他身居斗室，胸怀大志的笔墨生涯。前楼是他的卧室，内有壁橱和阳台；三楼2间住房是他的小女与母亲的卧室。邹韬奋小女邹嘉骊一度在她的出生地担任过韬奋纪念馆的副馆长。她继承父业，长期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嘉骊在韬奋著述的文献整理和韬奋研究的资料搜集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韬奋著译系年目录》、《韬奋画传》、《韬奋手迹》、《忆韬奋》等书。日前，共有14卷，近800万字的《韬奋全集》，经过她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全部正式出版，为学习和研究韬奋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1926年10月，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社址在辣斐德路444号（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个小小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六位一体，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全编辑部只有两个半人从事实际的工作，除了韬奋以外，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因此编辑部的“独角戏”就落在韬奋身上。韬奋的办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1931年8月，《生活》刊登关于王伯群贪污腐化的调查报告，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由于《生活》周刊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敢于批评时政，攻击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因而深得读者青睐，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到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生活》周刊社1930年7月1日迁到了华龙路80号（现雁荡路80号）。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力主抗日，《生活》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曾募款12万元支援黑龙江饷尽援绝的抗日部队。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十九路军征募军需品和慰劳品，在沪西设立生活伤兵医院。1932年7月，国民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罪名，禁止《生活》周刊邮递发行。1932年1月，邹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执行委员。因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于7月14日被迫去欧洲考察。1935年8月回国，先后于沪、港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任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执委。1936年7月，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1月23日凌晨，与沈钧儒等7人被当局逮捕，时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获释后，在沪、汉、渝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第二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初，生活书店被查封，遂将出版发行重点移入抗日根据地，并愤辞参政员。2月，流亡香港，复刊《大众生活》。香港沦陷后，入东江游击区，转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初，秘密返沪治疗中耳癌。1944年7月24日逝世。9月28日，中共中央据其生前申请，追认为共产党员。一生著述甚丰，有《经历》、《萍踪寄语》及文章3000余篇，计600万余字，今辑为《韬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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