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同时,作为儒家经典,《诗经》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代,其影响并非仅此而已。
经学至汉代由昌明走向繁荣。不过,这一局面却差点因秦始皇“焚书”而被扼杀于未萌之际。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诗经》作为儒家六艺之一,秦火之劫势不可免。
所谓的“焚《诗》、《书》”,是指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民间私藏《诗》、《书》也限期烧毁。同时规定,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族灭。这对先秦以来的学术传统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经学所受的冲击尤其明显。直到汉初,这一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十分突出,所谓“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并非危言耸听。
直到汉惠帝时,废除了秦代以来的“挟书令”,才又出现了“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浸兴”的局面。不过,这时的经学还远未从秦王朝的打击中完全恢复。以《诗经》来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由此可见,汉代的《诗经》学是在何等惨淡经营之下才得以恢复的。
当时,“《诗》始萌牙(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汉书·楚元王列传》)就《诗经》来说,这些先师分别是申培、辕固、韩婴和毛公。他们开创了后世所谓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并且在政治生活、风俗文化等方面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经》对汉代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作为谏书以讽谏君王的方面。据史籍记载,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十分重视经学的作用,“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魏源《默觚》)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为政之道,正说明了经学在汉代社会中所处的权威地位。《诗经》在这种从政方式中,扮演的是一种谏书的角色。
据《汉书·王式传》记载,王式为昌邑王师,自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像王式那样,以《诗经》作谏书的例子在汉代并不少见。王吉、龚遂、匡衡、刘向、翼奉等人都曾在奏疏中称引《诗经》进行讽谏。这种讽谏方式,正是对《诗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作用的最好注脚。
政治生活之外,《诗经》于风俗文化方面对汉代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在汉人看来,由《诗经》可以考察各地民风,更可用《诗经》来移风易俗。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中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在班固看来,《诗经》之编纂,乃是由于自古而来的采诗制度:采集民间歌谣,用以作为统治者体察民俗风情、了解政治得失的重要参考。
因此,汉人常以《诗经》作为考察各地风俗文化的重要标准。除了考察风俗,《诗经》在移风易俗方面同样有着十分神奇的功效。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风俗文化一般带有地域性且有着相对稳定的特征。所以,移风易俗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毛诗序》中却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毛诗序》的作者看来,《诗经》的作用几乎是无所不能,甚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因而,用《诗经》进行教化,便可以维系人伦,使得风俗淳美。王式等人以《诗经》为谏书,正是因为在汉人看来,《诗经》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毛诗》本是兴起于汉代河间国的古文经学,经河间献王提倡,先在赵地传授,此后终汉之世一直流传于民间。然而,《毛诗》作为河间献王“修兴雅乐以助化”的举措之一,其影响却非同寻常。史载河间献王以所集《诗》乐献于朝廷,获得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认可,并且赢得了民间的称赞:
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汉书·礼乐志》)
由“民到于今称之”,可见河间献王以《毛诗》“助化”的举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这也说明《毛诗序》中所言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非仅仅是传《诗》者的理想,而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经常见之于各种典籍中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正是《诗经》文教功用的体现。
实际上,《诗经》于政治、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这些作用,并非汉代人的发现。早在孔子之时,就已经十分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孔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代《诗经》的教化功用在历史上被最大限度地发扬光大,正是源自孔子以来的《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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