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灭明兴，朱元璋定都南京，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在成祖永乐初，虽然明朝首都仍设在南京，但北京是成祖的根基，因此北京在政治和军事上实际已成为中心。而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漕运之枢纽，不能不受到重视。所以从永乐二年(1404)底开始筑天津城，历时一年有余，派秩正三品官驻守。城址选择在南、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西南，这里地势比其他处高。同时三岔河口又是控制海上和内河航运的咽喉，上可达京师，下抵江南，东人海，以沟通辽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另外，三岔河口还处于海河水系的尾闾，海河流域年降水量在季节上很不平衡，春旱、秋涝是经常现象，从城市供、排水角度考虑，在此选址筑城也比较相宜。
天津城的修筑，据《天津卫志》记载，系由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及指挥同知黄纲等人负责。初建时系土城①，周垣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广二丈五尺，四面开门，上建城楼，城呈矩形，东西长，南北短，俗称“算盘城”。
天津城两面临河，东距海河250步，北距卫河200步。天津城建成之后，经过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几个朝代，历时80多年之后，已遭到破坏，所以在大学士李东阳撰写的《创造天津卫城碑记》中有：“予尝以使命夜过天津，见土城颓圮，兵士传递者越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讶之”。由于天津城遭到严重损坏，当时任天津按察副使的刘福，从弘治四年(1491)起对天津城进行重建，并用砖包砌，历时两年。经过刘福重建的天津城，基本上是原城基，其中只有东面城基略向外移，由东距海河250步，改为200步。
这次重建天津城，据李东阳《创造天津卫城碑记》有“筑城浚池”记载，说明这次筑城是护城河与卫城同时修建①。同时各城门还建了瓮城，并题匾额，东门为“镇东”；南门为“定南”；西门为“安西”；北门为“拱北”。城门上建城楼，“皆逾寻累尺”，“平看俯瞰，回出尘垢”。在四座城门中以北门最为雄伟，李东阳《直沽八景》有：“百尺高楼拱帝庭，北山秋望入空冥”之句，指北门城楼。
对护城河的修建史料上有不同记载，《卫志》记载：“文皇命工部尚书黄福……筑城浚池，民有‘赛淮安'之说”，说明当初筑城设卫时就有城壕。但乾隆《天津县志》卷之七又记载天津城“临河无池”。说明靠河两面无城壕。
天津城初建时，主要功能是为了军事上防御。但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大水，卫河在教场口岸溃决，洪水淹城砖24级(约3.6米)，如果没有天津城，天津即被淹没。到天启二年(1622)，天津又遇到一次大水，由于天津城年久失修，“南、北城口坍塌七十余丈”，“城门、城垣，高堂巨室，倒者不可胜计。”鉴于这次大水的教训，在天启三年(1623)毕自严、李邦华曾提出修造城垣的倡议，他们认为：“天津三卫居河、海之冲，北则拱护神京，南则咽喉漕运，地位重要”。如果没有坚固的城池，“一旦有警，仓皇无可凭依”。但是，当时明朝已处于衰败没落时期，无力修复天津城。到了清朝，顺治十年和十一年(1653～1654)又遇到两次大水，城墙坍塌二面，总兵甘应祥、副使梁应元进行修建。在这次重修后不久，荷兰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于顺治十二年(1655)途经天津，对天津印象是：“天津卫为中国三大港口，天津卫城周围是25英尺高的城墙，墙上到处是守望塔和炮台……”。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李居一“补葺楼堞，修浚城壕”(见《古今图书集成》卷八十四“职方典·河间府”)。康熙十三年(1674)，总兵赵良栋鉴于“民居靠近城墙有碍马道，且城楼内藏火药，深为不便，令尽行拆毁”，“离城三丈复浚壕之填塞者”。同时，又在城东南角修建一座石闸，引海河潮水由南城水门进城。在这次修城、浚池之后，对四个城门楼上的匾额重新题字，东门为“东运沧海”；南门为“南达江淮”；西门为“西引太行”；北门为“北拱神京”。
在清朝初期，从顺治十年到康熙十三年的21年间，虽然对天津城进行过三次重修，但都属于局部维修性质，规模不大。所以到雍正三年(1725)大水，淹城砖13级，“城壕皆坏”，损失很大。在这次大水之后，莽鹄立(长芦盐运使)建议由盐商安尚义、安岐父子捐资重新筑城，清朝政府认为城垣是生民的保障，“亟宜修筑之”。同时，还要求“同城官吏，实心帮助，就旧基筑城浚壕”。这次重建天津城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考虑到它的防卫作用，同时也考虑了它的防洪、抗洪。在设计上根据明朝以来大水淹城砖的记载，将原来城高由三丈五尺降为二丈四尺；基广二丈五尺改为三丈二尺，上广一丈九尺，降低城高，加宽城基，使天津城形成梯形，以增强城墙防涝、抗洪能力。
经过重建后天津城虽然要求“就旧基筑城、浚壕”，但实际上北面城基由距卫河200步，向南移为北距卫河300步，这主要是由于老城距卫河(南运河)太近，不利于防汛。重建后的天津城墙，周长九里三分，共有1454个城垛，城东西长504丈，计二里八分；南北长324丈，计一里八分五厘。经过这次重建，四个城门上匾额又进行更换，“东运沧海”改为“镇海”；“南达江淮”改为“归极”；“西引太行”改题“卫安”①；“北拱神京”改题“带河”。
西门匾额改题“卫安”系奉旨赐名，“安”系安岐(大盐商)父子之姓，因他们捐资建城，用其姓以定城西门名，有奖励和纪念之意。雍正三年十月十五日立的东门石匾—一镇海”，现尚存于文博部门。
城自雍正三年(1725)重建之后，乾隆时虽经八次重修，但工程不大，嘉庆六年(1801)的大水，“城东、西、北三面坍塌十余丈至数十丈不等，西南、西北两角亦倾圮坼裂”。以后虽然又不断维修，但到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1858年，“只有不太坚固的城墙”，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八国联军侵占，随之在天津成立的“都统衙门”①发布拆城布告，将有近500年历史的天津城夷为平地。
系1900年7月30日在直隶总督衙门原址内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The Tientsin Provisiona1Goverment)，亦称“天津临时政府”。
天津城规模相当于府、州一级的城(按国际地理学家陈正祥对中国城市的分类)，但在明朝和清初又属于卫城，相当府、州级城位，可见其规格是不低的。
明、清时期天津城市主要建筑
明、清时期，天津城市的建筑活动，主要有官衙、仓廒、庙宇、民居等。
官衙天津筑城设卫以后，虽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但由于是漕运的枢纽和长芦盐集散中心，所以在卫城内除了建三卫衙门外，还陆续建筑了户部分司、天津兵备道署、盐运都司署、督饷部院、屯田部院、天津通判、天津清军同知、城守营游击、海运漕运总兵等众多衙门。
天津卫署在城南门内偏西(今南门内大街)，于永乐三年(1405)，由卫指挥使倪兴督建，成化二十年(1484)，又经卫指挥使倪雄、镇抚萧勇重修。天津左卫在东门里房后(今东门里大街口)，永乐时由卫指挥使袁得督建(后改为春防游击衙门)。天津右卫在西城三官庙前(今北门西鲍公祠胡同)，永乐时由卫指挥使杨运修建，成化二十年(1484)，由卫指挥使吕昂重修。
户部分司专营漕粮收存、发放和税收事务。宣德十年(1435)设置，署衙在北门内户部街。街西宜门口相传为户部衙署的宜门。
天津兵备道署(亦称山东按察副使)
初建于弘治三年(1490)。“……三卫指挥使各分兵屯田，同处一城，不相统属，故设置天津道，专督兵备，凡城池、兵马、词讼、盗贼之事皆隶之”。
督饷部院始设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总督地方粮饷的最高衙门。该衙门建于三岔河口南运河北岸。
屯田部院创建年代不详，地址在西门内。
其它尚有天津通判、天津清军同知、城守营游击、海运漕运总兵等衙门。但这些众署建筑，因年代较久，已无从稽考。清朝顺治九年六月初七(1652年7月12日)，天津三卫合并为一卫，雍正三年又改卫为州，属河间府，同年又升为直隶州，九年二月二十三日(1731年3月30日)升州为府，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相应地又设置了许多机构，建筑了一批官衙。主要有：
天津府署地址在西城，原系天津右卫旧址(今府署街)，雍正十二年(1734)天津知府李梅宾修建。
天津县署地址在鼓楼东旧仓廒基址(今道署东箭道)，雍正十二年(1734)天津知县徐而发建。
河道总督署地址在东门内，后改为天津道衙门。
巡按长芦盐政监察御史公署(亦称盐政)地址在三岔口南运河北岸，系明督饷部院旧址。雍正二年(1724)芦盐众商捐资重修，共有办公用房122间，院内西侧建五圣神庙，东侧筑熏风烈日祠，中间为敬事堂，后为绎志轩、环水楼。盐院以后成为三口通商衙门，再以后为直隶总督衙门。
长芦盐运使司公署(简称盐运使)康熙十六年由沧州迁到天津，初赁民房办公，康熙二十七年(1688)买民房一所改建为盐运使司公署，共建房242间，地址在城内鼓楼东大街，有引库、银库等建筑。
天津道署地址在东门内。据薛柱斗撰《修道署记》(见《天津县新志》卷二十四之六)称：“……康熙四年间，改为整饬天津道署，其署在今学宫之西，仓廒之东，考其形势，即故明之初，天津左卫署基也。相传曾为巡抚衙门，及奉裁之后，又为总镇驻扎，未几改为道署。”该衙门原有建筑约百余间。康熙九年(1670)，薛柱斗任天津整饬天津副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在辕门外新建过街牌坊二座，将辕门改为东西向，安放石狮一对，建穿廊五间，重修二堂隔东一间为书舍，题匾“宜夏轩”；西一间名“长青窝”。又将宅院门移到西北方向，并增设套墙一层、屏门一座，题匾“内台”。建书房三间题名“渡瀛书馆”，围绕书房筑砌花墙，建“虚心径”和“百步园”……。经过这次修缮，“数百年之传舍，数十年之颓圮，至此焕然一新……”。
天津城内，因为衙门林立，并多集中城内的北半部，所以至今鼓楼以东、西、北一带的街、巷，多有以衙署、箭道命名。如户部街、运署西街、府署街以及镇署西箭道、府署西箭道、分署箭道等。
仓廒天津当南北大运河之冲，从永乐六年(1408)起，先在天津城北尹儿湾(今北仓)建百万仓，“以贮海运”。在此之前，还在天津“置露屯千四百所，以广积蓄”。永乐十三年(1415)，罢海运，从里河漕运，命令天津卫官建仓廒贮粮。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漕运有进一步发展。此时除个别年份外，每年漕运数量在200～300万石，到宣德七年(1432)，漕运数量达到670万石的最高水平。正统年间(1436～1450)，年运量450余万石。有数百万石计的南粮集中到天津转运，一时转运不及，就需要就地贮存而备转输。所以在宣德年间(1426～1435)，在城内道署西新增置三仓，即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廒，45间；天津右卫广备仓九廒，35间；天津卫大运仓六廒，30间。天津三卫各仓，“所有水次官粮，动称万计”。这些仓储建筑，在明末被焚，清初又建公字廒、聚粟廒、裹糇廒、日字廒等，“一贮本卫屯粮，一贮截留南漕，岁支本镇兵饷”。雍正时作废，另在北仓建廒48座，240间，名日北仓廒。“每岁截留漕粮以备赈济”。
天津除建有为漕运而设的仓廒外，还建有平常仓和义仓。平常仓贮谷14192石，旧廒废圮。道光十四年(1834)，又在城北隅建廒10间，义仓10间，另外，还在丁字沽、灰堆、李明庄等处建有义仓。
庙宇是天津建筑的一大特点。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节哥页和开泽(Jacob de Keyzer)①进京时曾路过天津，在他们的来华记事的英文译本中，写到天津时说：“……这个地方到处被庙宇所点缀，而且人烟稠密，交易频繁”。天津在明、清时期究竟建有多少庙宇？各种资料其说不一。按《津门保甲图说》天津有庙宇115座，其中仅城内就有庙宇29座。这些众多的庙宇，虽然多数已不存在，但至今仍留下一些街道名称，依稀可廓出当年风貌。
书院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天津从清初开始设立书院，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书院改设学堂，前后182年间，著名的书院有：
三取书院在三岔河口东岸赵公祠，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取名郁文学社。乾隆二十年(1755)津人王又朴募捐又修建学舍12间，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名三取书院。乾隆四十四年(1779)和嘉庆六年(1801)又多次重修。
问津书院是一所规模较大的书院，设于城内鼓楼南大街西侧(今南门里小学)，乾隆十六年(1751)，由长芦盐商查为义将废宅捐献，盐运使卢见曾在废址上建房54间。书院布局是，当中3间为讲堂，前面是门，后边是书院负责人书室，周围环以学舍。
辅仁书院设于城西文昌阁旁(今西北角回民小学)，旧为海潮庵。道光七年(1827)津人王天锡、梅成栋、侯肇安等捐建。
稽古书院原为稽古寺，位于城西北角(铃铛阁中学)，一向是文人集会之地。光绪十三年(1887)，寺僧普泽私自典当庙产，携款潜逃，由天津知府汪守正及津人崔铨约、杨云章等创议改建为书院，1900年又改为官立中学堂。
会馆是封建社会地域性行帮和公益团体。清代在天津先后建有同乡会馆20余处，其中著名的如闽粤、浙江、江西、山西、广东会馆等，其中以闽粤、浙江、山西等会馆颇有名气，坐落地点多在当时商业和手工业集中的旧城附近。
闽粤会馆建在红桥区针市街竹竿巷，乾隆四年(1739)，由潮州、厦门两帮商人所建，俗称“洋蛮会馆”。先为苏万利公所(闽)、万世盛公所(粤)，为壮大经济势力，合并共建成闽粤会馆。
江西会馆在估衣街万寿宫内，乾隆十八年(1753)，为江西瓷商所建，1900年毁于火灾，又由瓷器商人重建。
山西会馆初建于乾隆年间，共有会馆两处：一在河东粮店街，为山西烟商聚议之所；一在锅店街(现统称估衣街)。馆内各有公所，“栋宇巍峨，局面堂皇”。
广东会馆建的最晚，但规模最大，并且装修考究，是天津会馆建筑中的佼佼者。该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和怡和洋行的大买办梁炎卿等集资，购置城内鼓楼南运使署旧址兴建，共用白银九万余两。该馆采取四合院布局，总平面呈长方形，会馆南边为砖砌照壁，穿过广场是一座高大门厅，上悬“岭海珠辉”匾额，门上端砌成阶梯状，共有五级，称“五岳朝天”。门后面是一组四合院，正房和配房均出廊厦，结构谨严。从正房东西两侧穿过天井，建戏楼一座，为会馆主要建筑，木结构，木装修，跨度大，雕刻精美。该戏楼顶部用数百个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前台横眉以圆锥手法雕成狮子滚绣球图案，两角刻下垂的含苞欲放的莲花。舞台正中藻井雕刻“天官赐福”，天官和仙童立于祥云之上，群猴跳跃于灵芝、松柏之间，……整个画面紧凑匀称。
民居天津城内因地势洼下，民居鲜少，在明朝200多年间，除官衙、仓廒、庙宇等建筑，无豪华住宅。直至清顺治十年(1653)左右，大盐商陈抑之在城内修建住宅。据谈迁《北游录·贺陈抑之新居序》说：“越人陈抑之，侨津门有年矣。治盐荚起家，……大起第宅。自门而属之庑，自庑而属之堂，自堂而属之寝，且易以规制，增坚加壮……。”
其后盐商张霖，在天津城东锦衣卫桥建有豪华住宅“问津园”，又在城东北建“一亩园”，统称“遂闲堂”。两处花园式住宅，“均擅堂榭之胜”。
到雍正、乾隆时，大盐商查日乾于城西三里建“水西庄”，占地百亩，建筑非常考究。在“水西庄”的卫河对岸有座别墅叫“佟楼”又叫“艳雪楼”，是天津著名诗人佟鋐为其爱妾赵艳雪所建，赵艳雪不仅人美，而且能文，有“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诗句，一时传为绝唱。
其他著名住宅还有：知州杜军侨居之“浣花村”；大盐商安尚义的“沽水草堂”等。
天津的居民住宅，以北方常见的四合院或三合院为基本单位，但在布局和装饰上又有自己的特色。天津的大家宅第，大都是虎座门楼、高台阶、过道、影壁、天井、过厅、正厢房、高墙等建筑组成的四合院，其中又套若干小四合院或三合院。天津居住建筑很讲究外檐砖雕和内檐木刻，并常以装饰“天津砖刻”为荣。如仓廒街徐家大院。中轴线为胡同式甬道(箭道)，建筑分东、西两部分，东部建圆门、八角门、矩形门等通四个四合院；西部南北纵向一组四合院，除有余门通甬道外，另在倒座东南角开门(巽门)。进门后在东厢房房山上有砖雕影壁。前三院天井上均建高大罩棚，木雕隔扇。影壁、墀头均饬砌雕，是天津刻砖现存最多、保存较好的一处。
“黑油漆，亮大门，冰窖胡同李善人”。讲的是八大家之一的李善人住宅。地址在东门里，共有八个四合院，每院有正房五大间，南倒座五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雕梁画栋，装修富丽。
天津的房屋建筑，虽然具有中国建筑的共同特色，但在风格上也有独特之处。天津是一个水陆码头。随英国使团二次来华的司当东(George Staunton)，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曾来过天津，他对天津的印象是：“天津的房屋，大多是两层楼房，这种建筑式样跟中国通行的建筑式样不一样。习惯于早期住宅建筑式样，他们大都喜欢平房……。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商业城市，靠近码头，接近河边，这种条件促使了这种新的建筑形式的产生……。”①。
引文见《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二期译《天津——插图本史纲》(英)雷穆森。天津印字馆1925年印“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O.D.Rasmussen The Tientsin press Ltd.1925”
牌坊是我国古代装点街景的一种特殊建筑，很能体现地方特色。在明、清时期，天津在城市建设上牌坊建筑很多。奥利芬特的《额尔金出使中国和日本纪实》书中，讲到天津时这样写到：“一些横跨街头的雕刻奇妙的木牌坊，是这个城市足以自豪的唯一装饰。”天津城市究竟有多少牌坊，无统计可考。但就《天津卫志》及其他零散资料记载，就有：
东门里天津道衙门的“贞宪”、“肃度”两座牌坊，系康熙十二年(1673)所建。
东门里的“明费宫人故里”牌坊一座，为纪念明崇祯时宫女费贞娥所建，有费宫人刺虎故事流传民间。
北门里户部街的“国计”、“边储”二坊，以及为明代进士张愚立的牌坊。
北门外的“龙飞渡跸”牌坊。
城四门大街建有四座牌坊，榜出地名和方位，以方便群众。牌坊字迹为清代著名书法家如山手笔。
城厢的“登瀛坊”和“一鹗秋坊”，为纪念先贤，供后人学习，作为楷模。
另外，在一些里巷、胡同也建有一些属于地名性质的牌坊。如东门里的“公议胡同”牌坊，因胡同内设公议水会而得名；石桥胡同牌坊，后重修改为“中老公所”牌坊，因胡同内有理门中老公所；“仓口公善水局”牌坊，因内有群众水会组织。也有一些牌坊没有匾额，只是作为点缀街景，后来演化为广告牌。
在天津的众多牌坊建筑中，最有名的是东门内的两座大牌坊，初建于明代万历三年(1575)，后经康熙和民国等多次重修。它是文庙的配套建筑，上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牌楼有两根高大木柱，在木柱上通过三层横额和雕龙华板，由一制作精致斗拱支撑三座“五脊六兽”的阿瓦顶。这两座牌坊不仅是天津仅存的古过街牌楼，同时这种二柱三楼式木结构，其造形独特亦为其它地方所罕见(图综-8)。
鼓楼在天津的城市建设上还流传有一首民谣：“天津市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鼓楼位于天津城中心，传说早在建城以前的辽、金时代已经建成，所以又叫古楼，“为屯兵了望之所”。明初重建，后乃匝楼筑城①。《津门杂记》上记载：“古楼”俗称鼓楼。
楼居城中央，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
鼓楼修建年代，据《志余随笔》卷六记载，当在明弘治年间，有些史学家也认为，鼓楼不可能早在辽、金时代已经建成，因为天津在明初筑城时是“披草莱而立城”，是一片荒芜之野，哪来的鼓楼！
天津鼓楼高十余米，外观奇特，下起方城，上建城楼，木瓦结构，四檩八柱，周以回廊，上悬大钟，晨昏各撞一百零八杵，城门早晚启闭以钟声为准。楼东面悬“声闻于天”匾额，北面庭柱上有楹联一幅：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百零八杵早晚钟声。
该联系梅小树所撰。这幅楹联对仗工整，含意隽永，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江南三大名楼俱以文传，天津鼓楼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后鼓楼在50年代初虽已拆除，但该楹联仍为人传咏。
炮台 初建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当时围绕天津城共修建七座炮台，据《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旧迹”记载：一在海光寺西(今南开区炮台庄)；一在马家口；一在三岔口北；一在窑洼南；一在西沽；一在城西双忠庙前。清顺治十二年(1655)①，荷兰使节哥页和开泽路过天津时写到：“……该地区三条河流的三岔口，在这儿耸立着一座坚固的碉堡……”指的就是建于三岔河口北的炮台。这些炮台在清朝虽列为天津八景之一，在崔旭的《津门百咏》诗中有：“防御森严列炮台，绕城七处亦雄哉；升平时节闲无用，断壁残基长绿苔。”可见这些炮台经过180多年风雨，到道光初年已成断壁残垣。其中只有位于三岔河口的炮台，在李鸿章督直时，又重建了一座炮台②，围墙高二丈，用三合土夯实，外面砌砖，围墙外近河一面，加筑一人多高的白色齿状矮墙一道。炮台内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是一座砖筑五层八角形的了望塔，塔基高出地面约2米左右，塔身四层，每层均开了望窗，窗上沿分别镶有八卦符号。最上层为尖顶了望亭。这座炮台，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发挥过很大作用，联军说它是“我们所有伤亡的根源”。
《清史稿》“世祖纪”：“顺治十三年……朝鲜、荷兰……均来贡”，但外人记载多为1655年(顺治十二年)。
俗称“水师营炮台”，西人叫“黑炮台”，即三岔河口北炮台。
铃铛阁原为城东北稽古寺内的藏经阁，在三宗宝中为最古建筑。传说初建于唐代，清初重修，光绪年间被焚毁，天津诗人樊彬有《稽古寺》诗云：“巍然杰阁拟灵光，天半风铃响戾冈。乳鸽声喧随梵呗，野花色艳供僧房。莲龛已坏无香火，竹院闲来踏夕阳。阶下断碑难取读，寒烟蔓草咽鸣螀。”又据《志余随笔》追述阁的造型为：“阁两层，宽五楹，飞檐四出，如鸟张翼”。在飞檐突出的四周屋脊房椽各端，系以铜铃，风吹铃声叮当，非常悦耳，久之，藏经阁变成“铃铛阁”，其知名度反而凌驾于稽古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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