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前
王献之认为父亲的书法应脱去古意，随宜变更，符合时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他父亲没有做到，王献之做到了。《鸭头丸帖》既体现出王献之的聪明智慧和钻研精神，又突显出强大的求变意识和创新精神。
世界艺术百花园中，书法可谓独树一支。它紧紧依赖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审美模式，拒绝外来文化的干扰，书写法则自成体系，传承谱系清晰澄明，上手容易，深入难，突破既有法则更难。所以，三千多年来的书法史，真正风格独特的书法大师屈指可数。东晋“二王”，也就是“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羲之独领风骚，变法行草，在无数的书写者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标志和书法史的经典，历代传颂，持久不衰。相比之下，他的儿子王献之运气似乎差了点，常常处于陪衬地位，书法墨迹也因为唐太宗的无情打压，存世寥寥。
王献之 行草书 《鸭头丸帖》
绢本 纵26.1厘米 横26.9厘米
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鸭头丸帖》，就是名符其实的精品，虽然真伪颇受质疑，但她的笔墨风采，仍能一睹王献之汉字书写的品味和格调。《鸭头丸帖》绢本，细腻的丝织绢面呈暗黄色，岁月的蒙尘挡不住精湛的工艺，纤毫毕现的丝线暗示着保存者的良苦用心。巴掌大的面积，两行潇洒的墨迹，十五个流动的汉字，墨迹清晰，枯润相间，风流倜傥。“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不难理解，王献之亲友在服食过鸭头丸之后，感觉效果不好，写信给王献之交流看法。显然，王献之也服用过鸭头丸，感同身受，便提笔回信“故不佳”，同时，提议明日见面，一起详细交流服用情况。恕我见识浅薄，一时还不明白鸭头丸为何物，查了查资料才算搞清楚。魏晋崇尚潇洒自由，那个时候，无论官宦百姓，都热衷于说虚论玄，求仙问道，沉迷于“药石”，以求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很难相信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忽悠了当时的文化人。鸭头丸就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一种“药石”。唐人王焘和的《外台秘要》、明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均有记载，有利尿消肿之功效。至于王献之为何服用鸭头丸，我们无心也没必要追根求源！但是，王献之的这种自由心性，我还是十分敬佩的，尤其是那一手潇洒奔放的笔墨，令人心旷神怡。别小看《鸭头丸帖》十几个不起眼的墨点，它记录着王献之的精神诉求。此时此刻，不能不让人想起，东晋时期的会稽城，一位翩翩少年，率性张扬，不拘礼法，闲散地过街穿巷，发现一堵新刷的白色粉墙，灵感与潇洒点燃起书写的激情，随手抓起一把扫帚，以泥汁作墨，将胸中的块叠倾注在粉墙上，飞扬的泥浆引来无数陌生的看客。王献之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情驰神纵，流美清秀，高雅脱俗，已经大大超过他父亲王羲之了。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大家吴其贞称其“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求变的用笔，《鸭头丸帖》似乎诉说着详细内情。从墨色由润而枯、由浓而淡、深浅分明的变化来看，王献之的笔锋两次蘸墨，一次书写一句，因此整体节奏的起伏变化比较突出，气韵流动，自然和谐，飘溢着我行我素、无拘无束的个性风格。《鸭头丸帖》点画连属频繁，在魏晋汉字书写中极为罕见。最具个性的草书经典《十七帖》，是王羲之的代表作，也是学习草书的最好范本，哪里都是字字独立，互不缠绕，即使单个字的点画也少有牵连，笔断意连，是王羲之草书用笔的基本特点。反观《鸭头丸帖》就不同了，笔画连带牵丝明显，有的字与字之间甚至实笔直接相连。比如，“不佳”、“当必”、“集当”等，通过提按，用粗细笔画将两个字连接起来，字与字之间就发生了关系，打破了单字的呆板与木纳。王羲之基本都是正锋用笔，入笔处略显方圆，提按有力，有意收紧中宫，笔画擫扣而不外拓，字迹紧凑，搭配均匀。《鸭头丸帖》恰恰相反，用笔多偏之锋，下笔的尖圆也十分突出，外拓的笔锋弹性富于张力，点画的劲健程度得到加强，随形取势而伸张自如，字迹姿态生动而自然和谐，气韵流畅而空灵动人。有人说明清董其昌和王铎开启了灵活用墨的大门，我看《鸭头丸帖》的用墨，就有浓有淡，有深有浅，有枯有润，比董其昌老辣，比王铎自然，比当代人讲究。《鸭头丸帖》给人的整体感觉，似乎已经跨越了书写阶段，上升到创作阶段。驾轻就熟的笔墨，充沛情感的流露，任情姿肆的挥洒，坐忘澄明跃然笔底，比父亲王羲之的刻意书写，力追点画都到位的严谨，要抒情得多，潇洒得多。
《鸭头丸帖》既体现出王献之的聪明智慧和钻研精神，又突显出强大的求变意识和创新精神。王献之的人生际遇和师承关系，强化了他的学书环境和条件，也束缚了他自由心性的发挥，他能够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和世俗的偏见，突破权威书写技术的羁绊，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书写蓝天，主要得益于他潇洒浪漫的人生情怀。
王献之五六岁开始学书，最先受到表姑奶奶卫夫人《大雅吟》的启蒙，后来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真传，张之的草书成为他学习的重点，基础打得非常扎实。有一次，父亲王羲之趁儿子不备，想偷偷从背后抽取他手中的毛笔，但是没有成功。儿子牢固的执笔意识，使王羲之由衷地感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事实正是如此，王献之很小的时候，书法就达到很高的境界，虽然不能说他比父亲写得好，但在父亲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改变。清代书法理论家项穆就说过：“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王献之的字未必奇怪，但更强调的是自由和个性，圆润、自如、舒畅，一气呵成的节奏和韵律，怎能不让人荡气回肠呢？《鸭头丸帖》笔墨连贯一气的格调，既有王献之的浪漫情怀和雅士风度，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超越精神。他没有步父亲王羲之的后尘，而是独辟溪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说可以，做起来就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这样的典型事例很多，比如，宋代的米友仁没有跨越父亲米芾的樊篱，元代赵雍没跳过父亲赵孟頫这道门坎。徒弟胜师傅，谈何容易，尤其是书法这种师承性和继承性非常强的手艺，突破起来障碍重重。正如陈振濂所说：“如果说王羲之的突破是面对一派茫茫太古，因此他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去塑造自己艺术形象的话，那么王献之却没有这样的机遇。父亲的圣贤地位和卓越成就，在他面前正筑起一堵厚厚的墙，要从此中冲出去，需要数倍的勇气与才智。”王献之是很自负的。当朝宰相谢安问他：你的书法比父亲如何？王献之毫不客气地回答：“故当胜。”谢大人不以为然，王献之更显出目空一切的傲慢：“世人哪得知？”如此自视高傲，不仅反映出王献之的潇洒和任性，更反映出他的高明与才智。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曾向父亲建议过将张芝章草变今草的经验用之于草书创作，但王羲之笑而不答。假如王献之对张芝的草书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怎么能够向既是父亲又是老师的王羲之提出建议呢？
能够突破父辈的权威、世俗的束缚和书写法则的限制，并非出自胆量和才智，而是性情使然。《晋书·王献之传》有云：“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客止不息，风流为一时之冠。”风流潇洒是思想风貌和精神品质的体现，尤其在崇尚玄学的东晋，没有这种精神风貌是称不上雅士的。王献之蔑视礼教，率性而无拘无束，是出了名的。他从会稽途经吴郡，听说顾辟疆的私人别园很不错，置礼俗于脑后，不打招乎径直闯进去参观，受到人家一顿洗落也不在意。他清高整峻，不交非类。有一次到谢安家做客，嫌人家寒士习凿齿患有足疾，故意不和人家坐在一起，被人认为“子敬实自清立，但为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王献之率真任性，肆意直言。他曾对王孝伯说：“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台上妓。”无论是世怨，还是观点相左，对一个前代人不屑一顾的肆意诋毁，似乎不够地道，但这种不地道就是一种任性，不在乎，是真实的性情流露。在人际交往中，王献之没有丝毫虚伪与矫饰。太元二年，新建的太极殿落成。谢安大人含蓄地邀请王献之题榜，被他直言谢绝了。如果在当下，有国家总理让你去题字，你不高兴的屁颠屁颠的才怪哩。王献之刚正仗义，不随波逐流，处处显示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他身为驸马爷，还敢私底下乱偷情，胆子够大。“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桃叶复桃叶，桃树连套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这首诗就是佐证，但其间流露的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好感动人。他服食鸭头丸，还急着跟人交流经验。这种个性是学不来的，骨子里先天就有。所以，王献之变法父亲的笔意，开创汉字书写的新天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王献之从小就潜心研究张芝的一笔书，深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的道理。他在“一笔书”与字字独立之中作了相当成功的取舍，既避免了父亲的古意，又不同于张芝纯粹的一笔书。东晋书法发展很快，审美观不断变化，追求新妍成为一种时尚。王献之认为父亲的书法应脱去古意，随宜变更，符合时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他父亲没有做到，王献之做到了。汉字书写笔法是前人的实践经验总结，有很强的规定性，盲目破坏，有违艺术规律。其实，王献之非常重视法度，在心领神会前人书写法则的基础上求变，体现了一种辩证思想，书法有法，然而，又法无定法。否则，长此以往，法则就会僵化，阻碍书法的发展。
《鸭头丸帖》墨迹随意潇散，行笔流畅，字势字形富有变化，结体散朗多姿，俯仰顾盼，以润取妍，以燥取险，体现了王献之鲜明的书写特色。他“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如果说王羲之在真行书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那么王献之在行草上则取得了自己的面貌。《鸭头丸帖》虽然字数不多，却表现了王献之外拓的笔法和潇洒的气势，显示了“丹穴凤舞，清泉龙跃”的浪漫主义情怀。
20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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