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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编修衔 ≠ 翰林院编修

邓旺林

古籍中,在有的人的官职名后面带有“衔”或“职衔”字样,有的则不然。例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二月乙酉日,“又谕曰:副都统职衔阿兰泰效力军前有年,办事虽未妥协,尚无贻误军机之处,著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来京供职。副都统福禄著授为参赞大臣,前往乌里雅苏台协同成衮扎布办事。”(见《乾隆实录》第557卷)显然,“副都统职衔”和“副都统”是有区别的。“副都统”是实职,而“副都统职衔”则是虚衔。“副都统福禄”表示福禄是实际任职副都统,而“副都统职衔阿兰泰”则说明阿兰泰并非实际担任副都统,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只是可以享受副都统的某些待遇,并无副都统的职权。阿兰泰由“副都统职衔”改为“副都统”后才有了该官职的职权。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四月庚子(初十日),“又谕曰: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助教衔张羲年,学问尚优;且在四库馆校刊群书,颇为得力。俱著加恩,准其与本科中式举人一体殿试”(见《乾隆实录》第1054卷)。这说明吴省兰是国子监助教,而张羲年并非国子监助教,只是有国子监助教职衔而已。(1)

还有一个事例更足以证明带“衔”字的只是虚衔而非实职。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闰三月庚寅十二日),嘉庆帝“赏会试年老举人李菁等二百八十八名编修、检讨、助教、学正职衔有差”。四月初三日(在殿试前十八九天),礼部带领这批年老举人谢恩。其中一位七十五岁的山西人曹廷选,原是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的“钦赐副榜”,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的“钦赐举人”,本科会试不中,又得钦赐国子监学正职衔。在集体谢恩时,曹廷选向嘉庆帝呈递谢恩表文,除表示感激外,还提出请求:“傥蒙赐一教职,使育斯文,庶几矢公矢慎、获报圣恩”。结果引起嘉庆帝的反感,以“不知足”、“妄生希冀,公然干请”,被“革去国子监学正衔,并革去举人”。(2)国子监学正本来就是教职,是正八品在京职官。试想,如果“国子监学正衔”不是虚衔而是实职的话,曹廷选还会提出“赐一教职”的请求吗?还会弄到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了吗?

下面我们就翰林官方面来说说。

乾隆元年(丙辰,1736)四月甲申(20日),“谕户部:由科甲出身之部曹,差任学政者,皇考准其带翰林编检衔,以示优视学臣之意。乃该员兼衔之后,原缺除授有人,该部既不便请俸,而翰林衙门见其尚系虚衔,亦未便遽为请俸。是部曹一任学政,而反失其常禄也。嗣后部曹出任学政,带翰林衔者,或照原官论俸,由该部支领;或照编检论俸,由翰林院支领,该部妥议具奏。”(见《乾隆实录》第17卷)由此可见,“由科甲出身之部曹,差任学政者”虽带翰林编检衔,而翰林院并未将其视为实际任职翰林编检者。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丙辰日,“谕曰:翰林院编修傅王露、检讨职衔周中规,并年登耄耋,远来京师,献册庆祝。洵属昇平人瑞,俱著赏给赞善职衔,并各加赏缎二疋。”(见《乾隆实录》第649卷)“翰林院编修傅王露”说明傅王露是曾任翰林院编修,“检讨职衔周中规”说明周中规只是得“翰林院检讨”虚衔。傅王露是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1715)一甲第三名(探花),已于当年四月授编修;而周中规是乾隆十七年参加“万寿恩科”会试,“未经入彀”,因年纪八十以上,乃于当年九月乾隆帝“给年老举人职衔”中得“翰林院检讨职衔”。

咸丰八年六月辛未日“谕内阁:侍讲衔翰林院编修钟启峋、编修张洵均著在上书房行走。”(见《咸丰实录》第257卷)由此可见钟启峋与张洵均为翰林院编修,钟启峋虽加了翰林院侍讲的职衔,但还不算翰林院侍讲。

据《嘉庆实录》第195卷记载,嘉庆十三年(戊辰)科新进士王服经年已八十五岁,“殿试三甲,文理清通,引见时看其精力尚健”,因“伊即未经中式,例得邀恩赏给翰林院检讨衔。今若改用庶吉士,令其在馆学习,伊年已耄耋,辞赋之学或非所长,且散馆转需时日”于是“加恩即授为翰林院检讨,以示嘉惠耆儒至意。”值得注意的是,王服经是正式考取进士的,而非“会试落第者”,因此其得到的是“翰林院检讨”这一实职,而非“邀恩赏给”的“翰林院检讨衔”。

综上所述,“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是一种实职,而“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则只是一种虚衔。二者大不相同。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志三》:“有清重科目,不容倖获。唯恩遇大臣,嘉惠儒臣耆年、边方士子,不惜逾格。……乾隆以来,凡年七十以上会试落第者,予司业、编、检、学正等衔。”(3)一些地方史志在记录本地参加会试下第的年老举人所得“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时,将其中“衔”字去掉,这难免有打马虎眼之嫌。如果用老老实实的态度的话,若所得只是虚衔,应将“职衔”或“衔”等字样带上。

当遇到有人在这方面打马虎眼时,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分辨某人所得的是翰林院编检的实职还是虚衔:用“钦点”、“授”等词语的,一般说来是实职,用“钦赐”、“赏”等词语的,一般则是虚衔。

   注:

1.国子监助教,“初制从八品,乾隆元年升从七品。”(见《清史稿·志九十·职官志二》)

吴省兰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1778)考取二甲第三名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

张羲年是乾隆三十一年的拔贡生。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五月乙未(27日)乾隆帝将张羲年等四十四名拔贡生“著交吏部询问。愿以教职用者以教职用,愿以佐贰等官用者以佐贰等官用”(见《乾隆实录》第761卷)。看来张羲年是选择了“以教职用”,并被安排到国子监任教。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题名碑中未见有张羲年。据“百度百科”网页记述,张羲年因中暑未参加殿试,并于传胪当晚病逝,年仅四十二岁。

2.详见《嘉庆实录》第241、242卷。此事例载入光绪十三年刻本《钦定科场条例》卷五十三。

3.因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嘉庆帝下谕,为消除“浮开年岁,人数冒滥”之弊,“著照旧例递加十岁,方准列入”。(见《嘉庆实录》第281卷)于是“历科办理年老诸生奏请恩赏各案,均查明年在八十以上者始列入单内,其七十以上者概不开列。”“会试年老举人,年届百岁以上者,请旨赏给国子监司业衔;年至九十五岁以上,赏给翰林院编修衔;九十以上,赏给翰林院检讨衔;八十以上,赏给国子监学正衔。”(见《条例》卷五十三“年老举人给衔”)

  
说明:
      本文初稿于2013.05.20发表于新浪网“芙蓉书阁的博客”。
      修改稿已收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大埔进士录》(2015年6月版)的附录部分(作为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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