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旺林
封建科举时代，中进士是绝大部分读书人瑰丽的梦想。而一个地区进士人数的多寡，也往往成为反映该地文化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大埔历史上出过多少个文进士？在民国《大埔县志》（下简称“民国县志”）的“科目表一”（下简称“进士表”）中列了五十一位。在众说纷纭中，这算是最权威、最可信的了。然而，其中部分清代人士的名字却在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编辑的《科举辑萃·进士题名碑》中找不到，在记录明清进士群体方面比较权威的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也查找不到。另外，也有一位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记为广东大埔籍的嘉庆年间进士，在同治、民国县志中毫无记录。那么，大埔到底出过多少个文进士？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尽可能搞得清楚一些。这就是我们编著此书的最初动机。
在查找大埔进士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某些人物，不但不同的史志对其所作的记述多有不统一之处，甚至同一部史志的记述也有前后矛盾、互相抵牾的现象。此外，前人出于为尊、亲者讳等原因，对一些进士的记述时有语焉不详之处。有些记述在当时的读者也许并不觉得费解，而在今天我们读来，则往往会满头雾水，不知所云。面对这种种现象，更坚定了我们要编好本书的决心。
我们力图让本书成为大埔进士的档案库。因此，我们将准确性、真实可靠性作为编辑本书的基本原则，并注意到全面性、明了性的要求。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全面、清楚地看到本书所收录的每一位进士的真实面目，几年来，我们搜集、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通过小心求证，仔细甄别，做了不少纠错、补遗的工作。
通过考查，民国县志进士表中所列五十一人中，四十五人的进士身份是确定无疑的，元代余英的进士身份有待进一步查考，另有五人已可认定其不属进士。本书据此分三部分对他们加以介绍。
大埔的进士，可以肯定不止这些人。已知的就有宋代为进士张雷的夫人作墓志铭的“进士蓝震龙”。民国县志编纂者曾推断其属于大埔人（见本书《张雷》中“附录四”之二）。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太少，故“进士表”中未加收录。也许还有一些，连姓名都被历史的沙尘所封埋。另外，民国县志进士表中没有收录的盛若林，我们也有理由将其列入大埔进士的群体。
由于时间等方面的种种原因，我们能找到的相关史料还很不够，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因此，本书对所录人物的记述和考证，不只缺漏甚多，错误也一定不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对人们较全面地了解大埔历史上的进士群体，肯定会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我们也相信，本书在促进人们对大埔进士以及其他科举人物作更深入的了解方面，也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关于本书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书名。由于本书有不少考证方面的内容，因此原拟以“大埔进士考略”为书名。后考虑到让本书和《大埔将领录》、《大埔巾帼录》相配套，故将书名定为“大埔进士录”。
进士有文、武之分。本书所收录的进士虽然都是文进士，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大埔出过一个武进士（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的房殿魁，有人说是大埔银江人。民国县志中并无记录，而梅州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2012年12月编印的《梅州进士录》记其为梅县城东镇人，属于梅县、梅江区的进士）。此外，大埔也没有出过其他的进士（如翻译进士、经济特科进士等），因此，本书名曰“大埔进士录”应该不属“以偏概全”。
二、民国县志在进士表之后设一附表，列入七位“明通进士”。本书对他们亦加以介绍，但对于其“明通进士”身份未加查考。
三、纪年。古代的史志在纪年时一般采用年号+年份（同一年号中的年份。如“康熙二年”）或年号+干支（如“康熙癸卯”）的方法。考虑到便于读者核查原史志资料等需要，本书采用年号+年份+干支并标注公元纪年的方法。如：“康熙二年（癸卯，1663）”或“康熙癸卯（二年，1663）”。
书中凡用阿拉伯数字纪年的，均属于公元纪年。
本书中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如“康熙二年”或“康熙癸卯年”记为公元1663年）依据的是文物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一书。我国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日期差。例如，康熙二年（癸卯年）的起讫时间是公元1663年2月8日（春节、元日）——1664年1月27日（除夕）。
四、书中所标的月、日，如无特别说明，均属于农历的月、日。
五、书中人物的岁数均属虚岁。
六、本书中《大埔县志》一般简称“县志”，《潮州府志》一般简称“府志”。
七、本书收录了部分与进士有关的照片。照片中宅第、牌坊、匾额、楣杆夹石等上面所镌（书）的汉字均属繁体字。介绍时则改为简化汉字。
说明：
《大埔进士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作者：黄志环、邓旺林、黄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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