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是我1965年到1970年渡过童年时光的地方。那个时候父亲由福州军区政治部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家也随之搬迁到电台。前线电台地点在福州市北郊秀山村，离市区有一段距离，是我军从事对台湾蒋军实施心战宣传的专门机构。
在未搬到电台之前，我们家住在福州鼓屏路福州军区政治部，住的是“小白楼”，其实很简陋，两层的砖木结构房，每幢四家，楼上两户楼下两户，每单元三间房加一个过厅，无厨无厕无水。对比之下，电台的新家真是高大上了，新盖的砖混结构三层楼住六户，公家配的家俱，每件家具上都喷上了“1963.10前台”的字样，簇簇崭新。宽宽绰绰三室一厅外加厨房卫生间，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卧室还嵌入了壁橱，感觉十分新鲜与兴奋。慢慢地开始了新环境下的童年生活。
在政治部时，生活十分热闹，小伙伴也多，各年龄段的都有，随时出门都有人玩，加之出门就是军人服务社，有小卖部、理发室、淋浴房等，干部、战士、家属、小孩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很有一种军队大院生活的特有气息。
第一次到电台是跟发小吴多多一块去的，其实是去玩儿的，是他爸爸吴继尧叔叔(联络部副部长)带我们去的。乘的电台的那辆轮毂涂成橘红色的美吉普去的，那时电台基建刚基本完工，我和多多挨着楼窜，是他告诉我我们家将住哪楼哪套，他们家住哪层哪套。不久果然应验，我们家真的搬到了电台。初到电台，干部不多，孩子也少，主要是与在政治部时就认识以及一起上仓山小学(福州军区子弟小学)的孩子玩，如吴多多、沈小刚等，由于上学是住校，每周回家一天，所以也并没觉得寂寞，反而觉得回家休整一天住洋房很开心。后来，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孩子们统统回家，随着电台干部逐渐配齐增加，特别是台海战备缓解后从建阳麻沙的军区留守处搬回了好些家属，以及俘虏营的建成，家属区变大了，人也多了，也就是我记得的最热闹的阶段。
部队机关都有一个传统，逢寒暑假都对军人子弟进行集中管理，电台也是如此，分年龄段办班，每天定时到食堂做作业，下棋打牌讲故事玩游戏，政治部或管理科派一干事或协理员负责管理教育，所以同院的该子熟悉很快，都能玩在一块，特别是1967年“停课闹革命”那阵，各家都愿把孩子集中管理。到了复课后，由于仓山小学停办住校(被说成是搞特权)，电台的大多数孩子只能就地就近入学。驻地附近小学只有秀山小学，中学就要到在磐石的福七中上，稍远一些。总之，这样一来，原来不同校的孩子们就都是同校同学了。孩子一多也会分帮结派，年龄上相差两三岁就玩不到一块，那时每家基本上都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基本上是哥哥姐姐要带弟弟妹妹，小的跟着大的玩，大孩子时常不愿带小的玩，特别是有些风险的活动。好象文革中部队孩子主要是加入东海前线红卫兵，地方的以福建前线红卫兵为主，两派经常打仗，哥哥他们上初中的就会介入争斗，那是不会让我们这帮小学生参与的。记得比较有威信的孩子头是吴榕勇，他与我哥差不多大，属大孩子一帮，能说会道，脑瓜子灵，胆子也大，会打架。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俩哥哥，应该是上了中专还是大学了，懂得很多知识，也开始打煞力气锻炼身体，吴榕勇从他哥那听到很多事物就开始在我们中间掰呼，在孩子群中的地位就是这样确立的。那时期我十岁上下，正是三观形成的阶段，从这些哥哥姐姐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电台的干部，也就是我们这伙玩伴的家长，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职业军人，由于电台的工作性质，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不少是从军区甚至全军选调来的，这些人早先家庭条件都比较优渥，受到过较好的教育，所以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有的甚至在军内都有一定名气。比如毛小明他爸爸毛哲民总编 ，1941年在上海投笔从戌是南京军区有名的笔杆子，他爷爷毛谈虎师拜晚清名医金子久为徒，是为老家浙江桐乡著名的良医名绅书法家。再，俞卫兵爸爸俞金江叔叔(后任前线台台长)从杭州弃学抗战，他的国画妙手丹青，一手绝活师承黄胄大师，是从总参调来的。还有印涛的爸爸印寒星、夏雨华的爸爸夏泽等等都是学有所长投身革命的文化人。由于父辈们的这些家教学养，使得电台机关比一般的军队大院多了一分文化气息。所以，那几年我从众多小玩伴，尤其是那些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那里耳濡目染地学了很多知识。那时候开始学习看书，看了不少有益启蒙开智的书籍。还有就是听故事，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听大人讲，讲战斗故事，每到傍晚饭后，大家就会聚到一块听长辈讲他们的亲历战事，记得听的最多的是发小吴多多爸爸吴继尧叔叔讲的抗战打鬼子的故事，他经常是从具体的哪次战斗讲起，然后娓娓道来，回忆起很多惊险又多彩的往事，其中又夹杂许多风土人情，从这些故事里，才知道了倭寇是罗圈腿，小日本拼刺刀有一套，知道了什么是三八大盖王八盒子，知道了白洋淀雁翎队，知道了镜面匣子二十响。爸爸不大讲故事，都是我们问起他才说，听他说的有四二年鬼子五一大扫荡的残酷，有延安大生产怎样改善了根据地生活，有抗美援朝的艰难经历及异国作战朝鲜风情。现在回忆起来，前辈们对那些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战斗经历，对腥风血雨的苦难和艰险的描述竞是如此淡定，平铺直述娓娓道来，就象讲别人的事一样。另一类就是听大孩子讲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兄长们讲起各种故事绘声绘色的，非常引人入胜，听一遍就记住了，尤其是破案故事，有些还成为本人以后在不同场合吹牛呼悠的保留节目。当时最喜欢听的就是文革清队中流行的各种故事，每到周末，隔壁雷副台长的大儿子(好象已工作)回来，我和他弟弟雷建新几个就缠着他讲“故事”。其实很多都是从各种传单、大字报中披露出来的轶事，比如《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等，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真名实姓，感觉特别真实，什么军统中统之类就是那时听来的。还有俞卫兵大哥，他那时刚从北京迁到福州不久，他为人丈义，见多识广口才又好，说起故事来一非常引人入胜，当时我与赖以立几个都跟着卫兵大哥玩，一直到后来我们家因爸爸被批斗赶出部队大院后还一直有联系。还有就是从刚入伍的北京兵那里听北京的各种消息(那时电台经常到北京特招学生兵)什么东单老大西单老二，北京大院里的孩子自行车怎么骑，书包怎么背口哨怎么吹等等，还有哪个大院被冲击，哪个大院批斗了谁谁，哪块哪块发生武斗等等，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年代大院孩子共有的特点就是优越感，这种感觉应该是融合了大院高墙的安全感、共同的家庭背景、一定的经济保障、不同地域的文化认同和军人的荣耀及阶层意识等因素而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是人类的社会意识和群团意识的自然表现，真未必是刻意装出来的。再就是名字中的时代特征，如男孩就叫卫国、保国、建军、小军、闽生、榕生等等，女生还有'丽'、“娜”和“莎″，特别多的是“小”加后缀，小什么小什么的，男女通用。名字中的这些特点不言而喻深含时代意义，挺有意思的。
说说看电影，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印象最深的文化娱乐项目就数看电影了，部队大院看电影就更多些，在军区政治部时看电影的主要地点一是操场二是礼堂，有部队在场时放映前还要拉歌。前线电台没有礼堂，放电影的场地一是球场二是食堂，每逢食堂放电影时就把干部食堂的餐桌往墙角一堆，腾出地儿摆上条凳，我们这些孩子就搬上小竹凳小马扎在最前面看。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电台放电影有一独有的方式:录制电影录音剪辑。录制时是在播音馆进行，所谓播音馆就是专门用于录制广播音响节目的场地，犹似现在的电视台演播大厅，只是电视是影像加声音，广播是只录播声音。进播音馆有两道门，当中应该是隔音的缓冲区，门特别厚重，边框上包裹着海棉橡胶之类，地面铺垫橡胶，墙面都是微孔的吸音材料，馆内与外室有几个小窗孔相通，播录时里外可通过窗口沟通，放电影时电影机就是通过窗口向银幕投放的，基本上与电影院的模式一般。每次在播音馆放电影就会要求不许讲话不许咳嗽等，保持安静。之所以在播音馆放电影，初始应该是录制一些革命样板戏之类的电影录音以制作电影剪辑，属工作性质。后来慢慢地放宽播映内容，回忆起来有两种状况，一是放批判电影，文革期间有很多供批判用的内部电影，都是所谓封资修反动的东西，不便公开放映，就在播音馆放，二是跑片的电影，如和政治部、通讯八团等跑片的电影，时间有限，只能白天放，也就在播音馆放了，比如文革新芭中西合璧的“钢琴伴奏红灯记”就是白天看的。这些电影基本上也允许家属小孩入内，于是也蹭着看了不少。由于馆内是密闭环境，全靠新风系统通风供氧，所以每次看完电影出来，个个都是红彤彤的脸，缺氧。
得益于部队内部供片，看了一些外面不公映的电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内部放映的批判片，每当一听说放批判片更引发了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的兴趣，我们这帮孩子有的是办法溜进去看的，一听说放批判片个个都高度兴奋，想看看到底'反动'在哪，结果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能记得的有《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日》、《林家铺子》、《革命家庭》、《逆风千里》、《刘少奇访问印尼》等等，印象较深的有武训为办学集资的'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的吆喝以及慈禧太后的马蹄鞋，至今难忘。再一类就是译制片，苏联的《攻克伯林》、《斯大林格勒战役》更早些，之后便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看的都能背了，还是不厌其烦每映必看。列宁对工人的大段演说，对富农的威胁所讲的'真理':苏维埃政权存在一天，你们就必须给我们粮食，你们要是不给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反抗就消灭你们！这些经典台词非常有感染力，至今耳熟能祥，可见当时电影配音演员的功力。另一类是阿尔巴尼亚电影，第一次看阿电影是在操场上看的《广阔的地平线》说的是劳动模范的故事，剧中'工作完了洗个澡好象披件大皮袄'，的台词一直伴随着我在成长中体验着，另一句主人翁牺牲后老船长的句叹:'乌拉安，好样的！'被我们这帮孩子用于不同场景，一句″XⅩX，好样的！″可做多种理解。还有《创伤》、《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等，'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被我们当做自己人的暗语运用于随时随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个时期，在我们幼稚的心灵中，觉得阿尔巴尼亚比我们发达多了，天然盟友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在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真似一颗社会主义的明星，抬眼可望地闪耀在亚得里亚海的上空。当然，六十年代看得最多的还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及样板戏电影，这类电影还经常在周边村庄的打谷场放映，应该也算是加强军民鱼水情，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活动，露天电影有一点就是人多，应该说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都来了，人声鼎沸，银幕前后都挤满了人，这时自然也少不了我们这帮“解放仔”的身影，且时常发生我们与周边小'地瓜″闹摩擦的小插曲。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事期间，电台连续在大门外往七三一分台的公路交叉口放映了几天与苏修新沙皇军队战斗的纪录片，看得人义愤填膺血脉偾张。不久，哥哥及一帮大孩子便当兵走了。
再说下食堂，电台有两个食堂，一个干部灶一个战士灶，士兵灶不必说供给制，干部灶则要购买饭菜票，当时是旧制十六两制，干部用饭菜票自选购买饭菜，每周三中午改善伙食，或是包子或面条，或馄饨或千层糕。当时的所有干部包括家属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吃食堂，只有过节放假之类的才偶尔自己开伙。每当食堂改善生活时孩子们都非常开心，可以大快朵颐解决口腹之需，于是一帮孩子有的提着饭盒有的抱着钢精锅，提前到食堂排队，可谓一景。最败兴的是排到档口时一查，昨天没订，那个扫兴甭提了。计划经济年代，部队虽有保障但也是有限的，干部灶每天晚餐时公布第二天食谱，主要是午餐和晚餐的菜单，一般有三到四个菜可选，其中会有一两个荤菜，第二天吃什么要预订，炊事班根据预订情况采购食材，所以每天晚餐时各家的孩子们都盯着食堂的小黑板抄写菜谱，包括菜名和单价，记得一般荤菜二角，最贵二毛五分。那么多菜式也记不住啊，所以每天晚餐打饭时就多了一项任务:抄菜单，我们基本都是用刚笔抄在手心里，搞得小手一片蓝呼呼的，回家向大人报告，待大人选定后再作好记号匆匆奔食堂下单预订。过程中要是手心出汗或不小心擦掉字了或是菜式名称有不认识的生辟字，那就不是一趟来回能解决的事了。通过这种抄菜谱活动，不觉也掌握了不少菜名，为什么？因为干部灶的掂勺师傅都是外聘的大厨，红案白案都有讲究的。所以干部灶的菜式全是“菜出名师”，每道菜都有规范名称和出处。
部队都有自给自足生产劳动的传统，电台所在的秀山有半座山在营区范围内，那半片山坡就成了蔬菜基地，由机关各部门一一划片包干。还余有一些边角地就由家属们开荒种稙了，我记忆尤深的是那些从军区麻沙留守处回来的山东大妈们，把她们老家的本事拿出来，指挥全家上阵，垦荒开地，把个俘虏营宿舍前的半爿山经营得瓜红豆绿，每到傍晚，便是那些闽生鲁生莆生建生之类的撸胳膊挽袖浇水施肥的主场，也别说，在大娘大妈阿姨们的亲历亲为下，收获真不错，尤是各种菜蔬，水汪汪绿油油的煞是羡人，据说是老家寄来种子种出的玉米花生特别好，还有那若大的南瓜冬瓜黄瓜西红柿，“自留地”的火红生产景象，令我等无劳力无土地的赤贫者们羡慕嫉妒恨啊，特别是见到那些小玩伴们啃着自产的黄瓜西红柿出来烧包的时候，实话实说，感觉他们吃的特别香！临渊羡鱼罢了也暗下决心，于是找了同类无地的发小赖以立，两人一拍即合，遂遍寻坡底沟边，终于在半山腰一棵小树下找到一块巴掌大的“荒地”，欣喜之余奋力开荒，种下豌豆若干，小哥俩每日围绕“菜地”劳作，仿着“专业户”松土搭架拔草施肥，数月后终成正果，正式采摘了两三斤果实，两股东一人一乒乓球拍，各自端着堆成尖的绿色食品颤巍巍地下山回家报功去了。可惜的是年幼无知啊，以为胜利果实是一次性的，採摘完毕便大功告成，各家当天桌上多了道抄豌豆，以后便再未采摘，任菜地自生自灭去了。这便是此生第一次的种地经历，此后的插队当兵等等，每逢类似生产不由得均以此次亲身体验为参照，自诩为行家而指手划脚。呵呵，人类的劳动经验可能便也是如此积累的吧。
说说玩游戏。以现在的理解去回忆儿时玩的游戏，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以玩球来说，有一种小皮球橡胶制成的，大小以小孩的手掌一掌可握，弹性很好，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叫手球，分为两国，一国站在两边，往中间的另一拨人扔球，被击中者即出局，中间的人要两面来回的躲闪，防止被打中，玩的好的还可以截接，这种游戏锻炼了身体的灵活性又要有一定的体能。再一种叫跑球，也是分两拨玩，一方守一方攻，规则类似垒球，只是不用棒子打，而是用拳击或掌击皮球，也要占垒(我们叫“宫”)跑垒(宫)，这种球玩起来既炼了奔跑能力，投掷能力，又要有团队合作，还要有一定的战术谋划，是很有趣又很有益的一种游戏。当时资讯没有那么发达，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垒球棒球，是后来看到电视，从棒球运动倒推回去才发觉儿时玩的跑球可不就是捧球的雏形吗？其实是很科学很有推广意义的，遗憾的是这种游戏並不普及，自我离开电台后就再也没有玩过了。还有玩豆子枪，裁一截竹子自制枪管，细的一头朝前，用一种树上长的豆子作为子弹，再用筷子削成击发活塞，快速推动筷子以两粒豆子在竹管内产生的压力将前粒豆子击发出去，拍拍作响，还可制成连发的。当然，玩弹弓自是不必多说的啦，到山上去找一树叉，割下剥皮晾干，弹弓架便制成，再找自行车内胎或气门芯，便可自制弹弓。那年月的男孩基本人人都有一把，挂在脖子上可显摆了。这玩意儿说是打鸟，其实没见打到什么鸟儿，倒是路灯玻璃被打坏不少，再一用场就是和当地村子里的'小地瓜″打架用，反正没什么正经用途。我爸坚决反对我们玩弹弓，见一次撅一次，唉，那个心痛哟。有一个阶段电台孩子迷上了打弹珠，小小的玻璃球玩出了许多花样，就拿击打对方弹珠来说，讲究可多，准确击打对方弹珠中心部位，可使对方弹珠正直飞出，而己方弹珠则停在原处，叫'定弹'，如击打对方的弹珠上方，则对方与己方的弹珠一同朝前方滚出，可以带着对方一起走，叫'带弹'，若击打对方弹珠下方，则对方被击出，而己方弹珠会倒退回来，叫'退弹'，至于击打左右产生的效果就更简单不必说了，于是击打的准確性就成了基本功，练得准的“枪手”可以在两米开外准确击打。打弹珠的技巧其实移植到台球运动中也是一样可用的。至于那个年代孩童们玩的跳绳跳框丢砂包踢键子踢罐头等等都玩得不亦乐呼。
(二)
电台驻地秀山村，地处福州市北郊，离市中心有十来公里。那时福州不大，不象现在城市不断四向扩张，已经完全都市化了，当时秀山村应该说是个山青水秀自然资源很丰富的地方，秀山上花果成林，电台营区占了半座山，营区里就有桃树橄榄树桂圆树，到了夏秋季我们就钻树林摘果子，吃的最多的就是小毛桃，从青涩吃到甜熟。机房后面山坡上有一棵大橄榄树，成熟季节每次都能打得装满衣兜，吴多多家的阿姨还腌制了咸橄榄，可以当咸菜就稀饭。电台围墙外整片的农田望不到边，田畴阡陌自然有序，村里(应该叫大队或小队)除了种植水稻小麦粮食作物外，还种了大片的茉莉花，桑树、桃林，我去过大队的蚕房，蘑菇房，还有奶牛场。离电台向北一站地有一个叫桥头街的集镇，应该是供销社所在地，商铺不少挺热闹的，就是物资贫乏。记得有一次为了买块猪肝，我接连两天排队均告售罄，第三天索性半夜四点就奔桥头街排第一才买到。
电台东南方向越过公路有条自北往南奔腾的河溪，水流清澈，应该就是解放溪，夏天，电台的孩子结帮成队去游泳，我的狗刨式就是在那学会的。那个溪水还挺深的，我们都可以站在跨溪的石桥上练习跳水，现在不知咋样了。
电台营区周边农村稻浪麦香，蚕桑果硕，位置优越，自然条件真的很不错的。记得当地村民有个特点，妇女特别能干，而且干活时统一装束，一律挽髻插花，斗笠草鞋或赤脚，斜襟的蓝褂搭黑长裤，而且裤管特别肥大，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种劳动方式是挑肥(或水或其他)，全是女劳力，若干人员沿线排开，一人管一段，以接力方式运输，两人相遇时转个肩，就把空担转给对方，又从对方接过重担，就这样不断往返，这也许就是一种省力协作的方式吧，因为当时是集体化劳作，这种方式很好地适应了合作与平均的劳动分配机制。幼稚的我那时一直在想她们怎么那么自觉，空担的人故意走慢点或停下不是可以愉懒占点便宜吗？哈哈，扯远了。如今想起，秀山村六十年代集体经济应该是很发达的，搞了那么多副业生产再加上土肥水美，地理位置又在市郊，当地社员其实是很富裕的。
牛是农家宝，那年月耕地犁田都靠畜力，所以周围每个村庄都有牛栏，养的大水牛，有一阵我们一有空就跑出去和放牛郎套近乎，说是帮他放牛，其实是想过把骑牛瘾，跨在牛背上感觉就象骑在高头大马上。那光背牛可不好骑，圆滚滚的牛背稍不小心就容易滑下去，牛身上热呼呼的冬天真的可以取暖，再则也没有跳蚤之类油光光的很干净。附近还有几个鱼塘，应该是放养了不少鱼，只是稍大点的鱼塘上面必架有厕所，这也是福州的一大特色，符合物质循环利用道理，不说了。那几年每逢农忙季节，电台都组织机关人员到驻地生产队帮助劳动，最多的就是“双抢”割稻子，我们这帮孩子也是一块参加的，多少出点力，哪怕“边玩边劳动”也是一种锻炼，家长都是支持的。我也是从那才知道割稻子用的镰刀是直柄，刃口带锯齿的，并非画片上“镰刀斧头”的那种半月状镰刀。刚学割稻时常割到手，最惨的一次是割到了左手小指，直到骨头，好在离电台不远，马上回卫生所包扎，所长说光包扎不行要缝合，可所里没有有麻药，于是几个战士把我按住，连哄带骗地完成无麻药缝合，至今左手小指上还有一寸把长伤疤。想想自已也不简单，小小年纪也来了一把“刮骨疗伤”。
那年月军民关系讲鱼水情，电台时常组织宣传队到驻地各地搞宣传，电台可不缺文艺人才，能上台表演的人真不少，我们也每次都跟着去，发现播音员个个能歌善舞，几个人就能演一台戏。也由此才知道当时农村很多地方都没有通电，演出靠马灯照明，最亮的一次在桥头街演出，第一次见到了汽灯，哇！那么亮！太神奇了。秀山再往北两三站地便是公交终点站“岭下”，就是北峰脚下，那年月北郊人口稀少，北峰岭上肯定更少，因为山上时常传来阵阵狼嚎，多在夜间，嗷嗷的，听的真切，听惯了也不足为怪。现在回想似乎天方夜谈，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别说北峰，更早时在政治部(屏山)，战士们就抓到过狼，我亲眼所见关狼的小屋木门被狼啃了个大洞，逃跑了。
在电台的几年是童稚无忧挥洒激情的几年，实际上也是开心智的几年，电台是一个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我们这帮孩子一方面受到比较严格的家教，从长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另一方面也受大院文化军旅文化的薰淘，孩子们大都比较重视学习。大约在停课闹革命那段，我十岁左右，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一是练字，一本《雷锋日记》的柳体字贴翻来复去练，二是背书，“老三篇”“老五篇”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这些是父亲每天布置的作业，他下班回来要检查的。由此我便开始了知识的启蒙:看书。那时是什么书都看，不管看懂看不懂，不认识的字便猜或跳过去，囫囵吞枣。阅读是一件非常十分开心的事，只是可惜正当文革，当我们真正懂得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和力量时，很多书籍都因文革被损毁了，记得那时读的书有《十万个为什么》和《海底九万里》等科普书籍，还有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小说，如《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艳阳天》、《苦菜花》、《党的女儿》、《星火燎原》等等，还有一些外国小说，印象中对外国小说的认知是从读苏联小说开始的，除了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系列，最感兴趣的是苏联反特小说。记得有一阵子从赖以立那看了好几期《收获》，才知道有一种专门的文学期刊。那时找书看是一件难事，好在我有一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他的活动范围比我可大多了，各种资源也多，可以交换或借来各种书籍，于是跟在他后面捡漏，许多书就是在只有两三天或一周的期限里匆匆看完的。很多知识和视野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积累的，至今受用。
再就是学校学习，我小学阶段上了四所小学。上的第一所小学是福州鼓楼小学，即现在的'鼓一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军区司政后机关都在鼓屏路，所以孩子们就近上学，主要就是鼓楼和钱塘两所小学，当时没有什么名校一说，钱塘小学还是新办学校。
我在鼓一小就念了一年，没什么印象，记得语文课的“日月水火土”其实这些字我早就认识了，还有校长在全校大会上，遣责美国总统约翰逊支持蒋帮反攻大陆以及号召高年级学生与苏联学生通信等等，另一件事就是在学校组织的给空军英雄杜凤瑞烈士扫墓时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少先队。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梳着长辫子，后来听发小吴多多说她是新疆人。那时的老师很负责任，经常家访，记得每次家访说得最多的一语式就是xx其实很聪明，就是不用功云云…，那时候学习没那么复杂，语文算术作业基本上课上就完成了，放学后就是玩，记得上学路上有段开阔地筑有很多地堡碉堡，钢筋混凝土的，枪眼全部朝北，应当是解放福州时国民党守军筑的防御工事，那会儿成了我们的游戏场。另外就是在现卫生厅省直机关医院的山坡上玩，看路过的小车，那时最多的就是威利斯美吉普，再就是伏尔加，翘头，引擎盖上有一奔鹿的那种，也有奥斯汀雪拂蓝等等，因为当时军区司政后都在屏山附近，所以鼓屏路上跑的基本都是军车，我们坐在山坡上辩车牌玩，记得“酉132…”是政治部的，还有就是对奔驰而过的小车扔石子练“枪法”，口中“嗖嗖”发声，掷出小石子，看谁能打中运动中的汽车，好在人小力薄没有几发命中，未闯大祸。后来有一次上学途中我过马路时被炮司的牵引车撞了，人撞飞了，苏醒过来时见周围围了一圈人，正好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在，'范晓星！″她惊呼一声就冲进人群抱起我，说她认识我爸妈，是军区的小孩，在场其他人提醒她赶快送总院门诊部(当时总院门诊部就在现省直机关医院所在地)，然后是门诊部处理完救护车送总院住院。其实我苏醒后神志是很清醒的，除了无力动弹其他都没啥事，也幸好那卡车是刚启动速度慢，除了磕掉两颗牙外没啥大碍，住个把星期院就出院了。这次事故把大人吓坏了，于是立即决定转学到仓山小学(福州军区子弟学校)去住校，每周有校车接送往返不用走读了。
在仓小一直念到文革'停课闹革命'。由于在仓山小学是住校学习，生活与学习就比较规范了，除了学业上有各科老师教授外，还有生活老师，那时的老师真负责任，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把我们几个学习差的叫到她宿舍补习，还从玻璃罐中拿出自制的蜜饯给我们吃，那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零食之一，那怡甘美味至今不去。学校有一辆大客车，每周接送往返，周六下午送我们离校，周日下午返校时我们都在鼓屏路等车，那辆大客车车顶有五盏小小示廓灯，老远就能辩识出来。仓山小学的学习生活是很规范的，每日作息准军事化，细节要求很严格，记得睡觉时老师就在寝室门口看着，所有学生必须面朝老师侧卧，哪个孩子不闭眼都不行，小到牙刷毛必须朝上搁，牙杯柄朝外都有规定，每周一早餐时发草纸每人十二张，生活老师裁好发到每个人手中，每周四下午洗澡更衣都有规可循。仓小的大礼堂和长廊是一大特色，礼堂建得和部队礼堂一个模式，正门上方一颗大大的红五星，学校还有西洋乐队，洋鼓洋号的，每当开全校大会时，乐队奏着少先队队歌进入会场，嘀嘀嗒嗒的颇有仪式感。那时学习感觉很轻松，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完成作业，有些课程至今仍清晰记得:“红公鸡，绿尾巴，一头扎在地底下”(罗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衣服一扯破，大家就分手”(蒜头)，还有课文《三过黄泥坡》、《一个豆瓣的旅行》等等，那时的学习感觉很愉快，没有什么压力，课外活动也很丰富，有各种兴趣小组，我参加了绘画和乒乓球活动，可惜后来的全国动乱，中断了系统的规范学习，否则我们这批孩子毫无疑问都能成为更有用之才的。课余活动方面我最喜欢的有两项:一是荡秋千，二是滚铁环。操场上有一高一矮两副秋千，我们可以荡到与横杠齐平甚至超过的极限高度，特别享受上下悠荡带来的惊险与速度，秋千可单人可双人，连女生都荡得漂亮潇洒；男该子们下午一下课就直奔礼堂门口，用校微借铁环，随即整个校园内到处响起“啷~”的铁环之声，除了操场，铁环可以滚到每个角落甚至可以上下几层台阶，或奔跑或慢步，有趣极了。
每周六下午放学，从学校到电台一般是校车送到屏山，然后转乘公交到秀山，而我们呢，只要时间充许，经常的情况是将公交这段路改为步行，为的攒下几毛钱，那时路上汽车少，一般过了三角井龙腰就没什么车了，但凡有军车路过八成就是电台的，遇上了就可省段脚程。有一次碰巧，我们正行进在体院附近时，嘎吱一声，一辆军用边三轮摩托车停在我们面前，定睛一瞧，大伙们不禁一阵欢呼，原来是驾驶电台边三轮摩托车的小邓叔叔空车返回，小邓可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人很热情，好象是江西兵。有一次电台总编毛哲民叔叔就是乘坐他开的摩托把我从福州带到厦门的。这次我们这帮孩子大大小小兄弟姐妹可有六人，怎么办？落下谁都不合适，还是小邓够意思，也不管什么违章不违章的，六个孩子一块上，也不知怎么挤还是怎么叠的，反正加上小邓，一辆边三轮摩托载了七个人，有如二战时期德军摩托化进攻一般，突突突突一路驰骋到家。还有一次，校车不知为啥没送，于是几个财迷孩子干脆直接步行，走了三个小时，从仓山走到秀山，南北纵贯整个福州城大概十多公里回到电台(可见福州市很小)，每人可赚车费三毛多。这事在电台传开后大人们纷纷给予赞许，一时传为佳话。文革开始后，社会上的各种武斗也影响到校内，于是各年段班级间也闹武斗，各种'司令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有意思的是我们寝室也成立了战斗队，用被子枕头筑成工事，与其他寝室“文攻武卫”，于是鞋帽书包枕头横飞，生话老师急得直跳脚，我们正开心地骜战犹酣，谁知校车司机老孟忽然现身，军人出身的老孟师傅高大威猛，一声吼破窗而入，赤手空拳把我们好不容易钉死的寝室门连闩带扣三两下全拆了，並命令全体造反分子上床睡觉，我们当时都很怕老孟，经他一吼，俱乖乖的偃旗息鼓悄没声了。羿日，一帮傻孩子还向诸老师表示参加'造反”的决心，希望老师支持成立什么“司令部”，未曾想，一向和蔼可亲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坚决反对，可惜呀，此生第一次庄严而郑重参加的战斗队组织，未过一昼夜便胎死腹中，说好的燥动于母腹，喷薄于东方呢？
'复课后'，没有'贵族学校'可上了，全体电台的'解放仔″就近入学，大点的上中学就读于磐石的福七中，我们就读附近的秀山小学。咳，反差好大喔，五十多年前农村的村级小学条件可想而知，加上文革冲击，连课本都设有，印象中就是学伟大领袖的语录，学伟大领袖时常在夜间发布的最高最新指示，特别有印象的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了很久还是不知所云。班主任是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记得一次批斗会上有人问他停课期间有没参加什么非法活动，他说停课期间都呆在家里谈恋爱，搞得严肃的会场一片哄笑，我当时不懂“谈恋爱”是嘛意思，立马懵圈，问了半天才隐约地明白些意思，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词。然后就是与农民孩子(我们称之'地瓜')的矛盾，三天两头打架，我们一个班里除了电台子弟再就是有几个福州开关厂的孩子，余皆农家子弟，矛盾的由头好像主要是语言不通，当地孩子爱用福州话取笑讥讽我们这些外地人，三言两语不合，于是就开干，总体上我们人少本地人多，但我们在气势上好象更盛，总有点军人遗风嘛，于是长期缠斗谁也占不到上风。我与'地瓜'打了一次架，是因为我当时用爸爸早年装文件的牛皮挎包当书包，课间休息时被一手贱的“小地瓜”把书包上的铜锁给撬坏了，于是就干了一场，那是一场一对一的打架。秀山小学学生不多，好象一个年段只有一个班，我与吴多多、赖以立及秦晓鹭一个班，还有一个从麻沙留守处回来的王闽生(后改名王栋)原来都是一块玩的，开学后居然比我们高了一年级。每天的上学之路要穿过整个秀山村，有两件事印象较深，一是一路上要经过好些农家院，每家都养有看家犬，那些狗也知道我们是外乡人似的，每每要一路与狗仔战斗而过。另一个就是要路过队里的牛栏，牛圈里栓的几头大水牛，不经意间看到牛们休息时嘴巴都在不停的咀嚼，嚼得满嘴白沬，津津有味，结合十万个为什么里讲的反趨动物，牛有五个胃的知识，倒是很直观的教材。秀山小学的学习没什么印象，倒是挖防空洞印象很深。中苏冲突后，林副主席下了一号通令，全国战备，到处挖坑道，秀山小学也组织学生在后山挖防空洞，那次劳动我才发现挖洞可不是玩的，很累人，于是分工，我们出手电筒、蜡烛，农村孩子有气力，主挖。从这些情况看，干部子弟劳动能力的确差一些。有一次学校组织劳动，到解放溪畔去拾鹅卵石铺操场，每趟我们也就是抱一两块三五来斤的石头，农民孩子就用担子挑，比我们强的多了。搬了没几趟，正巧西西(秦晓鹭)的妈妈下班路过在公交车上见到女儿如此辛苦劳动，心痛不已，立即叫停公交，跳下车冲到老师面前直吼，说秦晓鹭有肝病不能参加劳动！遂在大家一片惊愕的目光中拎着西西就回家了，我和小赖在一旁看的忍俊不禁，寻思着好啊好啊，哼哼。回头我们就拿这事把当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个头比我们几个男孩都高大壮实的晓鹭小姐好好地编排取笑了一番。
还有一事顺便提一下，就是那阵子特别爱听集合号，因为每次集合号响就意味着有集体活动，多数是外出，有到军区看电影的，也有逢节假日车辆接送上市区的，我们就随车出游啦，有时上鼓山，有时西湖动物园，有时到少年宫，夏天则每周到铜盘游泳池游泳，集合号一响孩子们就往大门口跑，大人们还在整队，我们就已爬上卡车，有时嘎斯有时解放，兴致勃勃的，总之那时文体活动很丰富，每次活动集合号就是一信号。离开电台以后就没这感觉了，集合号响不是点名就是开会。
1969年，父亲被批斗停职进“学习班”，到了1970年，我们家不能再住在部队机关，被迫迁出电台。 那段时间前后，电台的很多干部都因各种原因，有的转业了，有的调离了，记得最早离开去江西的是王闽生(王栋)家，我还煞有介事地找了一个小硬皮簿题“赠王栋留念”送予。后来毛小明家、吴多多家、秦晓鹭家、赖以立家等等都陆续告别了前线台。至此，无忧无虑的电台生活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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