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武功山的战斗生活

文\李珊(李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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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下半年，安福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福县洋溪的万寿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区乡苏维埃的代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构，彭振兴同志任县苏主席，会上还推选彭振兴同志作为出席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彭振兴同志带领安福县的代表去瑞金出席会议之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暂由彭标代替，我为主席团的党团委员(团委员是当时中共安福县委常委)，兼内务部副部长。以后我历任过中共安福县委常委兼妇女部长，莲安萍、萍宜安中心县委常委兼妇女部长，茶攸莲中心县委常委兼妇女部长，湘赣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那战火纷飞的战斗历程，使我终身难忘，特别是武功山的三年游击战争生活，更使我记忆犹新。

一、莲安萍中心县委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用十几倍于我的兵力向我武功山地区游击队进攻。由于敌人的逼进，苏区的范围逐渐缩小，萍乡、安福、莲花只剩下靠武功山的边缘地区仍属红区，革命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为了加强莲花、安福、萍乡的领导，坚持湘赣边区的革命斗争，6月间，萍乡、安福、莲花三县的县委在安福县钱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召开联席会议，协商成立莲安萍中心县委、领导萍乡县的大安区、新安区，安福县的泰山区、宜南区，莲花县的路口区、九都区。中心县委书记彭标(不久彭标调走，由朱水生任书记)，组织部长冯榜立，妇女部长张彩萍;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尹学鉴(原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叛变)。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内务部(部长周X,后叛变,由副部长李发姑代替),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粮食部、政治保卫局(保卫局特派员芦金泉)、优待红军委员会(主任李光大)。原各县委委员、常委大部分仍是中心县委委员、常委。

中心县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在安福境内活动较多，对当时的泰山区委(安福县的洋溪、钱山大部分，合并到泰山区委)和宜安区委(原安福县的泰山区、江口、湖丘和宜春靠安福边缘几个乡为宜安区)的情况较熟悉。由于当时环境关系，区委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中心县委成立不久宜安区委书记叛变，为了加强对宜安地区的领导，中心县委派政治保卫局特派员芦金泉同志担任宜安区委书记。中心县委有自己的武装——游击队。游击队为了策应主力红军胜利北上遵照上级“牵制敌人愈多，胜利愈大”的指示，积极开展了“杀敌拉腿运动”正在这时，独立三团在刘培善同志的带领下，也来到泰山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了大量的兵力向我们发动了疯狂的“围剿”，从城镇到山村，大小山头四处都筑堡垒，设据点，布下了层层封锁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到一个地方就烧光、抢光、杀光，几乎寸草不留。保安团、民团(地主、恶霸)等反动武装象瘟神一样地残害老百姓，白天不让老百姓走动，晚上把山口要道的住家都集中到大村里过夜。这时候我们主要住在山上的小棚里和石洞里，一有机会就下山深入群众，做联络工作。我们在山上每人只有三件东西，一件是块六、七尺长的印花布，用它扎棚避风雨;一件是一把雨伞；一件是一只磁碗。吃的是山上长的野菜，生活很艰苦。开初，我们住在石块底下，象戏剧中的白毛女一样生活。当时编了一首歌谣:“一块雨布顶天立地，人人有个锅，味道自己调”。我们在生活上，提倡人人献计献策，解决生活来源，采集各种能食的野菜、野果充饥，度过难关。以后我们又把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推广到建“营房”、修操场、造俱乐部方面，来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就这样，我们住在用竹子搭架，盖上树皮、杉木棍作墙的“营房”里，倒也挺有乐趣。

1934年冬，安福武功山脚下的苏区基本上被敌人占领了，泰山、钱山一带的敌人猖狂地向我们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不同敌人硬拼，莲安萍中心县委开始搬入武功山、五里山一带的深山里。此时，我们和湘赣省委也失去了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围在山上，把山下的老百姓赶出山沟，实行移民并村，集中到山下的大村子里划定封锁区，禁止相互往来。这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困难。我们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只有100多人，敌人却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实行“驻剿”、“清剿”，妄想一举歼灭我们游击队于武功山山区。　　

我们在山上，生活非常困难，粮、油、盐买不到，都被敌人封锁了，山下的老百姓，也不比我们好多少，生活上的困难也很多。怎么办呢?当然，主要还是靠自己解决开初，我们不在当地群众中购买粮、油、盐等，而是从其它地方筹粮进山，我们还将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物资留出部分救济贫苦百姓，所以，群众对我们游击队很敬仰。在那困难的时候，尽管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割断老百姓与我们的联系，但是，老百姓总是想方设法冲破敌人的封锁，克服种种困难与我们取得联系。他们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送上山来给我们游击队吃，老百姓对我们说:“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游击队。”

的确，在那残酷的斗争日子里，我们没有群众的支持是难以生存的。群众宁愿自己牺牲，也不给敌人带路上山搜查游击队。有一次我们转移在莲花境内的一个山头上，一天，一个老乡上山给我们送米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们村里有一个普通妇女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要她带路上山搜捕游击队。这位妇女明知游击队在哪里，就不肯给敌人带路，敌人威逼着她，她就故意把敌人带到山中爬上爬下，并不断地吆喝着，向游击队示意敌人来了。敌人火了，就骂她、打她，剥下她的衣服进行种种残酷殴打和侮辱。尽管敌人用尽手段，甚至施以毒刑，她还是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出游击队住处的真情。结果，这位妇女被敌人活活地折磨死了。还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妇女，住在宜春那边山上，她多次给我们游击队买胶鞋。当时，反动派规定每人只准买一双胶鞋，这位妇女千方百计地买了四双。在路上碰到了敌人，被查出来，敌人就把这位妇女抓起来，并说她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要她带路找游击队，她不肯，被敌人殴打加刑，结果光荣地牺牲了。象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们不知见过多少。我们能生存，能战胜敌人，主要是依靠群众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战胜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在群众的配合下，到处展开了以少胜多的麻雀战，常常使敌人“清剿”三四天一无所获，反而遭到我们惨重的杀伤。

1935年四、五月间(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湘赣省委加强了对武功山、五里山的领导，派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燕玉同志来到武功山指导我们的工作。为了更多的拖住敌人，有效地杀伤敌人。中心县委将县委的同志和安福、莲花苏区的跟上山来的基层干部和群众100多人组成一支统一的游击队。游击队下面分设成三个挺进队，分三路插入敌后开辟工作。我随一路挺进队(队长刘瑞生，后叛变。政委汤金先，后牺牲了。)直插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的山区，深入群众发展和恢复党的组织；彭余庆带领一路挺进攸醴萍边界山区，另一路由刘燕玉、尹学鉴领导，坚持在五里山一带。以后，这三路游击队紧密地依靠了群众，得到了群众的爱护和支持，很快就建立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为开展游击斗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35年6月，陈洪时叛变投敌后，党政军组织曾一度混乱。我们与省委谭余保同志取得联系后，重新组织了新的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我是常委兼妇女部长。县委下辖二个区委，一、永安莲边区，区委书记老巴;二、茶攸莲边区，区委书记甘裕泉，组织部长陈福青，我兼该区少共青年团书记。主要活动在茶陵东部，攸县七里漕埠，莲花的山背、竹家冲、丝瓜塘、陇上地区和永新铁镜，进行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组织群众，坚持该地区的斗争。

二、萍宜安中心县委

1936年春，在武功山一带的游击队转移到攸县、茶陵、醴陵、萍乡、莲花一带山区进行活动，靠武功山东北方面的安福、萍乡、宣春的山区，敌人稍微放松了对它的进攻。4月间，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同志，为了恢复和发展安福、宜春、萍乡一带的党组织，派龙珍同志来七都山组织萍宜安中心县委，县委书记龙珍(后为尹德光、韦一平)，县委设立了五个部:组织部(部长肖XX)、宣传部、青工部、妇女部(部长李发姑)、内务部。中心县委成立以前，七都山一带就有一个地下区委。中心县委成立后，萍乡县的新安、大安区委也相继建立。我去以后，又建立了宜南区委。　　

我们县委各部的工作任务有所分工，但到一个地方工作时，各部的工作任务都要相互配合起来，不是单打一。我们妇女部也要做其它几个部的工作。由于互相配合，互相兼管工作，我们每到一地，整个工作就很快地带动起来了。当时我们的具体中心任务:第一、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第二、给部队筹粮、筹款，我们的群众工作方法是:白天深入田间，与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建立关系;晚上以开会为主，组织群众，向群众讲明党的政策。当时由于没有什么书本和宣传教材，只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凭口头去宣传教育群众。我们到一个村庄就先联系群众，在村里组织妇女委员会、青年儿童委员会、农民协会。从发展组织出发，以组织为核心，团结群众，从中培养骨干，然后交给工作任务。从完成工作任务中去考验他们的工作态度和革命意志，从而培养发展党团员。在发展群众工作中，我们也组织骨干力量到敌后探听情报，开展游击活动。我们在山上设立联络点，那时的联络信号很简单，用竹子作为联络物比如一根竹子就叫一个连，几根竹子捆在起叫一个团，竹子节就埋在山上的石块底下。组织群众向山上送粮和其它物品时，我们也派出一些精干、灵敏的人混在里面，有时是扮成上山打柴，有时扮成农夫，挑着犁耙上山耕种。一有情况便掩护群众分散转移，千方百计保护群众。

群众在党的教育下，和我们游击队心连心，处处支持我们，配合我们的工作。1937年9月，我们活动在三江垇头一带的山上，敌人强迫群众来搜山。有一次我躲在草窝里，有个老头已经发现了我，他装着没有看见，大叫这里没有“土匪”，“土匪跑到那里去了?!”有意从我身边绕到别的地方去了。敌人经常强迫群众给他们带路搜山，群众明知我们在山上，而故意绕开。有时故意大声叫喊:“土匪，快下来呀!我们不开枪。”“土匪在哪里?”他们的用意是叫游击队快走呀，敌人搜山来了，但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一—我们是被迫来的群众，游击队的同志们，不要开枪打我们。总之，群众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援着我们，为我们着想；还经常配合我们打仗，烧敌碉堡，筹粮筹款，买盐、买日用品，搞情报，通风报信等，不胜枚举。

我们在发展群众组织，培养群众骨干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和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6月间，萍宜安中心县委决定到湖丘、江口、七都山一带恢复宜南区委，区委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中心县委派去的，如区委书记李建平，宣传部长刘雪茂，妇女部长李秀英(地下党员)等。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分别深入各地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发展和恢复党的组织。当时发展党组织的方法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直线关系，没有横线的关系。党员和党员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互相都不了解。

宜南区委成立以后，很快地在罗家屋成立了一个特支，管辖三个支部。罗家屋带群众基础好，支部也相当巩固，我们有时白天都能去罗家屋村里活动。1936年秋，由于攸县、莲花、萍乡一带敌人逼进，形势紧张，但安福一带比较平静，谭余保同志由攸县经莲花、萍乡来到安福检查工作和布置如何牵制敌人，进行坚壁清野，加强对敌斗争的准备工作，很好地配合萍乡、攸县、醴陵游击队反击敌人。谭余保同志在罗家屋山上召开了区委常委以上的干部会议，我当是萍宜安中心县委常委，也参加了会议。

会后，我在罗家屋一带活动，布置罗段英和罗家屋支部的一个党员罗XX的爱人装扮成卖盐的,将标语用竹筒装好,放在盐底下，混进了安福县城，乘人不注意将标语散发。敌人发现红军标语后，如临大敌，满城混乱一团，到处叫喊“土匪进城了，搜查!搜查!”城内到处戒严。我们这二位女同志，乘敌人混乱之际，将盐倒掉，不慌不忙地出了城，安全地回到罗家屋。

三、湘赣特委

1937年11月间，陈毅同志来到九陇山，谭余保同志不在，段焕竞同志把他带到铁镜山上见到了谭余保同志。这以后，活动在武功山、五里山根据地的游击队和萍宜安中心县委，纷纷下山，奔向指定的地点——莲花县垅上村。部队集合后，大部分同志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开赴抗日前线，为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留下了部分同志，组织了湘特委，谭余保同志任书记，我调特委任妇女部长。这时安福，萍乡、攸县、醴陵、茶陵、莲花等县分别先后成立了县委。　　

中共安福县委是1938年3月成立的，是特委书记谭余保指派我和贺斗生等人去重新建立的。县委书记贺斗生，组织部长刘雪茂，少共书记刘松山，妇女部长李发姑。当时县委下面还没有正式建立支部和区委。县委经常活动在严田、楠木桥、泰山一带。我在洋溪做群众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带领党员和干部开展抗日救亡群众性的革命活动。　　

当时湘赣特委设在界化陇的一个山头上。谭余保调延安工作后，由颜福华任特委书记，特委成员有刘夫济、曾宪正等。1938年4月，特委调我到攸县贯家检查工作。攸县县委设在贯家一个棚子里，县委书记是刘叶仁，还有一个医师肖子斌兼搞青年工作。有一个晚上，我去贯家参加县委会议，进屋便见到刘叶仁正在写工作总结报告。我们正在交谈时，突然有人进来报告，说组织部长叛变了。来不及转移，县委就被敌人包围了。我当时跑进一个厕所里，其他同志则被敌人抓走了。县委书记刘叶仁、青年部长肖子斌当场被敌人杀了，房东也被敌人杀了，这时一个与叛徒有勾结的交通员，向敌人叫嚷着，说还有段参谋长的老婆李发姑未捉到。敌人走后，我才从厕所边的茅草堆里钻出来。我回到界化陇一个老百姓家里住下，敌人又追来了，我便急忙从他家后门跑出去了，险些被敌人抓住。我回到特委，就告诉特委同志，敌人又追来了，特委及时组织了转移。我们转移不久，特委的房屋就被敌人烧掉了。1938年上半年，项英同志从皖南打电报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要我到前方去工作。不久，我就走了，为了统一战线，颜福华调友军(国民党军队)工作。颜福华调走后，由曾宪正任特委书记。曾宪正将我们发展起来的地下党员，全部编入国民觉的保甲内，这样，湘特委在各地的党组织全部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