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外弟子，我早就想写篇文章，怀念令我终生受益的恩师陈荒煤先生。
没有陈荒煤先生的引路，就没有我的文学、电影研究之路。我有幸被陈荒煤先生发现，是1979年的事了。那时，我刚进入新组建的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奉命去火车站迎接从昆明开完全国文学规划会返京路过成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领导陈荒煤先生一行。
我这个文学青年，能见到德高望重的文坛旗手，真是喜出望外。老人家的平易近人更大大出我所料。次日，我陪他和秘书严平一起参观新都宝光寺。一路行来，他慈祥地询问我的文学经历。我向他汇报：“文革”中，北京有“四人帮”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川也上行下效抓“小三家村”（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当时我这个不过在《成都晚报》上发过些豆腐块杂文的20岁小青年，竟也被当成“马、李、沙的小爪牙”挨批斗。他听后笑了笑，幽默地说：“小仲呀，那页历史已翻过去了。文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既是场灾难，也是笔宝贵的财富呀！”语中深意，令我开窍。想到他“文革”中经历的苦难，何其深也，而渡尽劫波，复出工作时展现的乐观精神，真正让人钦佩。
一进宝光寺，话题转向鉴赏一副副悬挂于寺柱上的对联。陈荒煤先生指着“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要我释意。我知道，这是在考究我的文化功底和人生感悟了。我试着讲了讲佛家这副对联对人生哲理的揭示。他听后露出满意的神色，又问我还喜欢哪副。我指着另一副“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许多魑魅；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说：“这副对联可以看作是对人世间名利场的绝妙画像。”他又笑了，道：“看来，你从20岁到30岁这十年，在浩劫中没有白过呀！这对你也是难得的人生一课啊！”
短暂相处，我受益匪浅。临别，陈荒煤先生知我已考了恢复高考后杭州大学首届“鲁迅研究”的研究生，且考分名列前茅，便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说最渴望到文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去学习深造。他又慈祥地笑了，道：“我们共同努力吧。你认识朱寨吧？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这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于自己太忙，已交他主编了。他那里很需要年轻助手。”我一听，兴奋得要蹦起来了。
很快，我如愿以偿。严平通知我，在荒煤先生的亲自关照下，手续已办妥，要我赴京报到。我兴冲冲赶至北京，先生派严平和司机来火车站接我到文学所，又叮嘱道：“你现在的学术兴趣要从鲁迅研究转移到当代文学上来，有鲁迅研究的学术积累，相信你在朱寨同志带领下会学有成就。”这番话让我铭记终生，自此，真正开启了我的学术人生。
之后，我在京，有幸参加了许多由陈荒煤先生主持的学术研究活动，目睹他培养、提携诸多后学和创作人才。他和冯牧先生作为新时期文艺的领军人物，在现实主义文艺复苏与繁荣上功不可没。记得，蒋子龙在天津，因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成为争议人物，誉之者众，毁之者也不乏其人，甚至还有不少身居要津者。蒋子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陈荒煤先生却盛情把蒋子龙邀至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当时的简易办公房会议室内，约请京中评论家座谈，旗帜鲜明地肯定《乔厂长上任记》的价值。他亲自主持会议，热情洋溢地发表意见。我们听着热血沸腾，在场的蒋子龙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再往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完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印刷，陈荒煤先生又亲笔给四川领导（当时重庆市老市委书记任白戈和马识途等）写信，把我调到了新组建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要我从师于著名电影美学家、评论家钟惦棐先生。他谆谆告诫我说：“电影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重要，电影的文学基础亟须加强，你还年轻，好好从师于惦棐吧，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厚望。”
1985年，为筹备“新时期女电影导演研讨会”，我写了封信向研讨会的倡议者、已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先生求教，他一如既往，很快回信，鼓励年轻人“放手做吧”——
呈祥同志：
来信收到。
关于新时期电影座谈会及刊物发稿事，已布置，甚慰！我只是怕毫无准备，落后于其它方面，提醒你们一下。具体工作你们放手做吧，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并不参加座谈，也不准备写文章。这一年多来，对电影情况、问题了解不多，看的片子也少。对现有的某些理论观点，也缺乏深入研究。老话，不必说了，新话，倘若不作认真研究，讲不了什么。
……
我只等“当代电影卷”一交稿，就不再过问电影事了。今后中心工作我不再过问。所以，这会我不参加了。你们年轻人放手做好了。
我大约廿日以后返京。
近来身体不大好，不多谈。
匆此
祝好！
陈荒煤 8月11日
短信一封，语重心长，首尾两度强调“你们年轻人放手做好了”。如今，当年卅余岁的我也已年逾花甲。缅怀荒煤恩师，当以“放手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实绩，告慰在天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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