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令人谈之色变。如何积极有效地应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疾疫发生在什么时候？古人对防疫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对此作了详细梳理。
■李阳泉
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的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 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隔离”曾被讥为“不仁”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
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之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如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但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乃至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不少药方值得后人总结和继承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 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说，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往往对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灾过程中零星闪烁着的几点光芒。事实上，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往往对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当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我当然也要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摘编自《天津日报》，有删改，原标题为《中国古代的防疫——灾变应对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