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开花

    朱以撒

    乾隆是中国诗人中写诗数量最多的一位。陆游曾说自己“六十年来万首诗”，算得上位很勤快的诗人，却还是比不上乾隆写诗的数量。可以看到乾隆是一个勤于写作的人，所闻所见，鸡虫小事也能引起他作诗之兴致，很敏感，速度又快，以至于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诗。宫廷里藏的字画，那些空白处都可以由他去写，把它写满了。皇帝把天下之物都当作自家的，爱怎么写、写在哪里都由他去。可是，让人背一首乾隆的诗，那就茫然无措了。量多，却少有能让后人记住的典型，大概就是此类。

    一个人能够长久地书写不辍，不管写得好或不好，这样持守者的行为在书写史是着实不少，即热爱书写，不写不欢。结果是量非常之多，质却忽略了。这也是一种人的精神生活，以此为乐，在把笔中享受这个过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长期书写中悟到一些书理，更上了一层楼，可以言语书写的境界、格调，固然是书写之幸。另一些人不能上进，年年重复，以此应对时日，也称得上一种风雅。就如山中兰草，生于丛薄荒僻处，人迹无至，却按时抽枝绽放，并不俯仰于外界的反映来生存的，只是以自身的生长态来决定。人的物质生活有颇多限制，而精神生活却自由之至，可积思游沧海，冥搜入洞天，行踪无碍。由于与功利无干，束缚就少，往往做一些在俗常人看来白费气力而又无实际功用的事，无所图，无可图，乐未央。精神生活自由了，尽是逍遥之状态，却不可忽略它的提高。无从提高一定有很多原因。外部原因可以归属到书写环境、文献的限制，或者自身所处的地位、条件的拘囿，内部原因则是个人气质、禀赋、才气情性诸般的原因——不是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都可以达到某个高度的，尽管有所期待，未必如愿，只是通过不辍之写，以求深入和提高。写旧体诗的老诗人有门第低微、蓬门绳枢之子，诗写了许多，绝大多数不曾发表——诗歌的狂热时代已经过去，更何况是旧体诗。于是自己掏钱，找个印刷厂，印上数百册，淡素平常，凡遇人送上一本，实则没有几个人有耐心读上十首。水平一般，只是热爱书写。今宵残雨打芭蕉，夤夜醒来听得花落，都会躺在床上赋它一首。个人的喜好是可以很功利的，也可以很不功利的，就如同一位书手，每日必书，晨夕为之而未敢一刻相忘，喜好就成一种惯性了，控制不了，也不须控制，一直随惯性下去。如果一个人缺乏惯性，书写就持续不了，荒疏转为荒废。往往是那些能长久持守书写之人，以生活日常化应对，不能舍弃。清人包世臣称邓石如“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墨尽，寒暑不辍。”清人王昶称梁同书“年逾八秩，而明灯矮纸，犹能运笔，人谓唐欧阳信本、明文衡山之比也。”都不把书写当成雕虫小技轻慢，而一以贯之。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那些文人，总是命途多艰寿命不永，他们早早辞世了，不能再作锦绣文章，不能再作这个文坛、书坛的先驱。而一些不可与之相比的非常一般的书写者却还活得好好的，他们也在不停地写，只是怎么写也永远达不到一流。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后来人要考证一些旧日疑问，当然要找他或者找她，由他或她以见证者身份自任说去。他们写的一些文章即便不佳，也谁都争着要刊登。想一想，我写故我在，对于写得精彩和写得平庸的人来说，只要一直写，都体现了一种向前走的力量——一个文人如此，也不枉为文之人。

    赵孟頫、文徵明都是不辍书写的典范，书作众多过于常人，精品也多。一个人能在书写中不断递进，也就不止是指腕的熟练，而是精神在向上提升，说明内在是鲜活的、生机无限的。有的书家甚至于晚年得以蜕化，变成新法，那更是老树新花，在在可观。这就是常年书写以至于终结时刻结出的不同凡俗之果，能不神往哉！

    正是一个人持续的书写，使情性有所寄寓，有所托附。有一种说法是很浪漫的——写到指甲开花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微笑了。聊复自遣，书写可视为最佳的形式。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