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怀母

    钟明山

    重阳了，见一群老人坐在小区花园里惬意地晒太阳，想着我的母亲刘香娣早已不在人世，怀念之情汹涌而来。母亲与众多乡村妇女一样默默无闻，但她八十多年的人生，既平凡又伟大，既柔弱又刚强。

    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天，母亲出生于瑞金县九堡乡小陂村禾坪垴。外公是佃农，见生的是女儿，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想，长大也是个出口货，不能成为家中的主劳力。加之上面已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外公想把女儿送人，可外婆不答应。养至六岁，终还是难逃被送走的命运，母亲哭泣着被送到本乡下宋村围下的宋姓人家做了童养媳。那家也是佃农，靠租种地主的农田勉强度日，真可谓“门当户对”。

    与母亲配偶的孩童年长母亲三岁，叫宋来发子。二人幼小无猜，遂有青梅竹马之情。本以为日子虽然穷苦，但可平平淡淡安度一生。谁知世事难料，母亲的家公突然病故，婆婆遭地主逼债，只好携家带口逃往高围乡的帮坑村牛角湾。不久婆婆结婚组成了新家。这时，正值毛委员与朱德的部队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红色根据地，瑞金成了苏维埃政权的中心。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新婚不久的宋来发子，感受到红色政权带来的好处，由佃农变成了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在家人的支持下参加了红军。

    他入伍后，分配到中央直属机关当通讯员，因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一年多便当上了模范营的司务长，偶尔还可回牛角湾与母亲相会。母亲也受革命氛围的熏陶，很快融入革命队伍，为红军战士编草鞋、洗衣裳、传情报，在危险的战斗生活中不断成长，当上了苏区妇女会的指导员。一九三四年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宋来发子随大部队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含泪送走丈夫的母亲，预感到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瑞金县城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国民党反动派与土豪劣绅的残余势力反攻倒算，苏区的革命群众遭受到极大的磨难。母亲是红军家属又参加过革命工作，在敌人的迫害之列，只得东躲西藏，艰难度日。十年后，仍无宋来发子的音信，才辗转回到了九堡乡，嫁给了我的父亲，接着生下了大哥明亮、二哥贺春和我。

    母亲从一个小小的童养媳，成长为苏区妇女会的指导员，其革命的历程，映衬出一个农村弱女子博大的革命襟怀，让我们做晚辈的无比自豪。

    母亲嫁到麦菜岭后，没少吃苦受累。父亲是个手艺人，常外出杀猪卖肉，后来又到九堡食品站工作很少回家。家中的两亩薄地，靠母亲打理，拔秧莳田、打谷挑秆、晒谷晾烟、砻谷踏碓、推磨轧碾，一季季，一年年，从不间断。奶奶去世早，母亲坐月子时还得自己洗洗浆浆，由此落下了病痛，可她还是用瘦弱的身体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母亲不仅是劳动的一把好手，也擅长做女工针线，全家人穿的布鞋均由她一针一线缝制。不仅如此，她还会在孩童的帽子和围兜上绣花，方圆几里的人都对她赞赏有加。

    我小时体弱多病，常感冒发烧，让母亲操碎了心。我家离圩镇的诊所较远，以前未通公路，要走蜿蜒曲折的鹅卵石驿道，真走起来不止三里之遥。每次生病全靠母亲那弱小的身体背我前行。若不是母亲耐心细致地为我疗疾，只怕我早就没了。

    母亲对我的管教是严厉的。小时候我比较顽皮，七岁那年因为好玩，我将牛凿子树上的刺掰下来，摆在路中间竖立，上面盖层浮土，装了陷阱，想看过往之人踩到陷阱时的窘态。有麦菜岭大屋的国晖奶奶打赤脚过，踩上刺后疼得直叫苦。正不知所措间，抬头看到我在远处嘻嘻发笑，便知就里，于是到我家告状。我被母亲用烟撬子狠狠地抽了一顿，再不敢搞这种恶作剧了。在母亲教育下，我越来越懂得替他人着想，直至成年，我已晓得修桥铺路为乡邻造福了。

    一九六九年，母亲支持我应征入伍，却又为我的安全担忧。她常常跑到隔条小河的仙人堂去，为我求神拜佛，盼望我身强体健，平安返乡。干革命风风火火，生活中吃苦耐劳，对子女慈爱有加，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平凡又伟大的人。

    一九九八年春的一个晚上，母亲安详地走了，享年八十五岁。直到今天，她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