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慧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家族里，姑姑是一个特别的角色，是一个温暖的称谓，她们虽已嫁为人妇，但心中却时刻牵挂着娘家。而在佛山地区，却有一群人，将“姑姑”这个词上升到一种几近神圣的地位，她们就是“自梳女”。
第一次知道“自梳女”，是看著名画家林永康先生的油画，这幅画光影斑驳，似真似幻，宛若一个遥远的旧梦。那些小憩中的“自梳女”，是那样素雅，是那样坚毅，但她们清澈的目光中，却分明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与无奈，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冷与孤独，让人心疼，令人心颤。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惊愕地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顺德的“自梳女”处于全盛阶段，估计达万人之多，高峰时占女性人口10%。最极端的例子是在西樵简村，据文献记载：“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
“自梳女”群体出现在佛山并非偶然。很多年以前佛山地区就有“不落夫家”的习俗，这或许算是“自梳女”的雏形。在佛山的顺德和南海，自梳作为一种习俗，早在清初就已形成。乾隆十五年《顺德县志》记载：“女多矫激之行，乡中处女每与里女结为姊妹，相为依恋，不肯适人。”但“自梳女”现象的全面兴起却是清末，对于其中的原因，学界至今仍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总的来说，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对于婚姻的恐惧。第二种观点是由于生活所迫。“自梳女”群体的兴起又与缫丝工业密不可分。珠三角繁荣的缫丝工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据1923年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调查，容奇、桂洲一带的缫丝女工日薪一元二毫至一元三毫，当时男工日薪也不过一元左右。女工们虽然收入不错，但工作时间很长，而且一旦怀孕，就会立刻被工厂辞退。第三种观点是由于独特的婚俗观念。在珠江三角洲婚俗比较特别，一户人家若有多个儿女，必须按照长幼之序来婚嫁。兄姊未嫁娶，延误弟妹的婚期谓之“阻头”，弟妹嫁娶在兄姊之先谓之“跨头”。父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则需按顺序逐个为子女婚配，十二三岁即订婚，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要梳起。因此，梳起不嫁几乎成了她们的唯一选择。
过去岭南女子都留长辫，出嫁时，则由长辈为其梳起，扎成髻，表示已婚。“自梳女”平日可继续居住母家，采桑缫丝，自食其力，闲时常到“姑婆屋”与众姐妹聚会，在生活上互相扶持，亲如家人。
在工厂里，“自梳女”超负荷地劳作，用瘦弱的肩膀担起了贫困家庭的重担。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在家族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传统节日中，劳碌的“自梳女”们会得到短暂的休息，她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木屐在街道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们的青春与美貌，让男人纷纷侧目，但她们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加上日本生丝和人造丝的倾销，丝价一落千丈，珠三角的丝厂陆续倒闭。她们纷纷失业了。自强自立的“自梳女”们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她们勇敢地寻找出路。她们听说到海外打工收入丰厚，遂结伴前往当女佣。她们被称作“妈姐”或“姑婆”。
谁愿意远走他乡？谁愿意漂洋过海？每一个“自梳女”的人生，都写满了苦涩与无奈。个中的辛酸，只有她们自己能体会。一位自梳姑姑的遗像下就题着这样一句诗：“童年往海外，辛勤享三代。”
在异国他乡，她们忍受着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她们自己非常节约，连一双木拖鞋都舍不得买，但对于家人却格外大方。均安的沙头村“自梳女”众多，据村民说：“上世纪80年代该村新建的460多间楼房，逾半由姑太们资助兴建。”有一个叫黄齐欢的“自梳女”，回乡参加九哥的婚礼，当时一般人家的礼金只二三百元，在她的资助下，九哥下的聘礼高达一千多元。黄齐欢收入微薄，她省吃俭用，用了整整10年才还掉了这笔债。
对于“自梳女”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还乡的距离。长年漂泊在海外，最渴望的，是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家近在咫尺，可是她们却不能在家中终老。曾几何时，在家中去世，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于是，她们只能在村中的姑婆屋中居住。
在所有姑婆屋中，最出名的当数均安沙头的冰玉堂，正门上有一副对联：“冰玉堂中诚雅洁，静安舍内满清芬。”1948年，400多名新加坡回来的“自梳女”和100多名沙头的“自梳女”集资，修建了冰玉堂。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家时，她们青春焕发，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时间吸走了她们生命的汁液，只留下了层叠的皱纹，冰玉堂是她们最后的归宿，是她们漂泊的终点。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梳女”的身影，留在了冰玉堂，也留在了深圳松岗一个叫“颐年院”的地方。不起眼的院落，却记录着一个个“自梳女”的悲苦人生和催人泪下的辛酸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顺德还是松岗，抑或是更多不为人知的地方，“自梳女”们都为时代留下了反思和印记。时光已远，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只能看着她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她们像幽谷中的兰花，兀自开放，又兀自凋零，只有冰清玉洁的余香残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作者系佛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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