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文化讯（徐鹏远报道） 6月11日，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北京大学与学者张旭东、陈晓明以“文学乡村的复活”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思想对谈，对谈围绕刘震云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展开。《一句顶一万句》长达40万字，以“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为上下部，横穿中国二十世纪，描写了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了寻找一句知心话语，跋山涉水，所经历的艰难的人生和心路历程。
不久前，刘震云与严歌苓在《床畔》新书发布会的对谈，被某媒体冠以“砸场”标题火爆传播，甚至这次与陈晓明和张旭东的对谈预告都采用了“砸场模式重启”的噱头进行宣传。刘震云一上场就对“砸场”一说进行了回应：
他说自己当时多么温顺，但最后却变成了“砸场子”。“当冠冕堂皇的话充斥了我们生活角落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老实话就成了‘砸场子’。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嘛。”刘震云称自己被新闻标题害过许多次，包括与莫言、冯小刚、王家卫有关的一些新闻，都成了盘点他过往“砸场子”的“证据”，他说写这些新闻的人一是偷梁换柱，二是胸大无脑。在此他要向中国新闻界致敬--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在这里，最腹黑的段子手也在这里。
乡村中国不再是可以回望的归隐的桃花源
陈晓明解释之所以将“文学乡村的复活”作为题目，是因为20世纪中国乡村的书写总是不能回避暴乱、动荡、灾难，都是以死亡书写来揭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革命，甚至没有政治斗争的“现代中国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而刘震云笔下的20世纪历史，却没有出现直接的暴力，始终没有杀戮，尽管好几次提着刀。准确地说，刘震云写的是无历史的贱民个人的生活史。
陈晓明解读到，《一句顶一万句》用“喊丧”作为召唤乡村中国的特殊方式，绵延于小说的全部，小说的空间里仿佛始终回荡着“喊丧”的声调。这就是“喊丧”与“幸存”的关联方式，也是文学乡村的向死而生。“喊丧”是对千年孤独的回应，孤独是这部作品明确的主题。
同时，小说以说话为叙述动机，由无数不断转折、变异的故事缀合而成，话里有话、事里有事、人外有人。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中，农民总是以沉默寡言的方式表达现代性，实则是对现代性的对抗，而刘震云笔下的农民有着如此强烈的说话愿望，这就形成了一种乡村中国的另类观代性--友爱现代性。
友爱现代性的生长并不是单面的，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而是非常艰难地在乡土中国的传统、日常习俗中生长起来。
“喊丧”是利用死者与幸存者的关系，重建亲缘共同体的一种努力。但并没有真正的亲缘共同体，没有友爱的说话连接方式。友爱总是陷入绝境，要说话只有在背弃的方式下才可能找到另一种友爱，友爱总是有歧义和重建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真的绝对意义的一句话，这是乡村中国的本性。
陈晓明说刘震云还用“改名”替代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间性与暴力性，以隐匿的形式完成了历史之终结：乡土不再是可以回望的归隐的桃花源，而是弃绝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信仰在这部小说中都陷入了荒诞的境地，这种荒诞散发着一种悲戚的乡愁。
白话文学没能改变文学本身的语法和解构
张旭东教授先谈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他认为从白话文学开始，中国文学无论从自己的文学脉络上看，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看，只能提供一些词汇、意象、文物、色彩，并没有改变文学本身的语法和解构。而且当代文学虽然一直在提供故事，却都是小故事，而小故事还往往以大故事的虚假的面目出现，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遗憾。所以，在世界艺术市场上，中国艺术总是以政治的面貌出现。
而《一句顶一万句》则用零碎的故事避免了成为地域性的、时代性的、政治性的叙述。整个小说的密度极大，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句法和文学语言内在升成的一些构成。
张旭东说，文学处理的不是物理学、科学依据上的事物，我们生活本身是一种混，文学要借着这样的混，找到意义，找到安身立命。
文学就是把乱象和情感码放清楚
刘震云主要以回答现场观众提问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在其中谈到了鲁迅笔下的三个形象问题：我们父亲的形象--阿Q，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老婆和精神胜利；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特点是没有男人和孩子，一直对人讲述；另一个父亲的形象--孔乙己，特点也是没有老婆，而且是一个没有腿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灯塔，而我们的知识分子连腿都没有，能看多远呢？
刘震云还讲到，20世纪充斥着暴力、革命和颠覆。但仔细想一想，这些暴怒、革命、颠覆一定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在现实上多数人是会被少数人裹挟的。但是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是否就一定会被少数人改变呢？作家、宗教、政治家都是想为普通人代言的人，许多作家尽管是站在跟历史相反的角度，本质依然是代言，情感和日常状态在其中一样会被忽略。刘震云谁代言都不如自己代言，虽然被代言人特别愿意被代言人带着走，全世界都如此。
刘震云最后说，好的作品是通过情节、细节、对话以及情节与对话之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把生活中不同层面的乱象和人的情感码放清楚。这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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