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早期，在柴河与辽河交汇处建成银州的时候，古银州的城墙是什么样子，史载不详，但据对辽北现存辽代大型城址考古调查的一般情况看，那时古银州的规模赶不上咸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原老城。可能也就是土筑城墙，墙外挖有护城河道，不会有砖砌城墙，就像我们今天在田野里发现的一般辽金时期的城址一样。
金元两代延续辽代在银州的建置，古城墙的规模无大变化，仍旧是土筑的城墙，这同样在对邻近地区其它同期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铁岭城垣在以往基础上发生重大改变是在明代。明代因为铁岭地理位置对朝廷安危极为重要，所以在此建成铁岭卫，就战略的重要地位而言，也还与开原卫有所区别：开原是西北南三面临敌，铁岭毕竟只有东西两面罢了，因此城墙的规模也还赶不上开原，但已有了砖砌城墙是肯定的了。《奉天通志》载，在铁岭卫移来古银州九年之后的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铁岭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清代三百年间，铁岭古城也曾进行过规模不等的维修，这些维修大部分都是在明代老城墙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古发现中看到的，多半也是明代的城墙遗迹。也许一些人对“城垣”这个词感觉陌生。“城垣”是中国古代围绕城市的城墙，其广义还包括城门、城楼、角楼、马面和瓮城等一些附属设施。最早的城墙遗址发现于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属龙山文化，当时可能已进入了奴隶社会。以后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各地城市绝大多数都建有城墙。城门和城墙转角处的墙体通常要加厚，称为城台和角台，其上的建筑称城楼和角楼。马面是城外附城而筑的一座座墩台，战时便于夹击攻城敌人，有时在城门外三面包筑小城，以加强城门处的防卫，称为瓮城。
前几年银州区内的一些基本建设施工中就碰到过明代的城墙墙基，市博物馆也曾发掘清理过这类墙基，获取了明代铁岭城墙的内外结构和建筑形制的一些珍贵资料。
根据考证，清代中晚期以后，铁岭县城四周的位置大致应该为：南至现在的博物馆门前，北至北市路一线，东至小桥子附近，西至广裕街。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门上都嵌有刻着门名的匾额。
清代铁岭县城的三个门额，在1998年铁岭县老二百货后院施工时出土，出土后被送进市博物馆。老二百后院的位置在清代中晚期是铁岭县衙所在地。现在，这三方匾额陈列在市博物馆的历史展厅里，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铁岭古城的历史。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大致了解到铁岭古城墙被毁的过程。民国二年（1912年）春夏之交，铁岭出现了一个大举动：扒城墙。先前就住在墙下的住户听到从县衙传出的消息并经确认后，拆下墙砖用来盖房筑屋一时成为时尚。很快，铁岭老城墙就被拆除殆尽，那段段斑驳残破的青砖城墙随着清政权的灭亡从铁岭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拆城墙的建议最初是由时任铁岭县知事的陈艺提出的，此议一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预想中的反响。时代进步，人心不古，拆就拆了吧，不然那城墙也早就不像个墙的样子了。况且，铁岭城的很多商号、民宅早就以老城墙为依托，建起了各式各样的房屋，就连四个瓮门处都变成了门市房或旗署办公的地方。唯一显出这是公家之地的标志是，住在这儿的公私商户，一律要向当地财政交纳地租。当时的铁岭城墙除东北角有一段早被一家民户通过关系报领买下而成为私有财产外，其余墙段（包括墙基）材料都允许铁岭商民自行建屋或作民居，或为营业。不过商家或住户，还是要按年交给公家租金，这些租金由当时的财政局经收后，报送省财政厅。这些钱额到底有多少，在民国四年（1914年）编修的《铁岭县志?地方杂捐志》中未见确载，估计这部分捐税大都含在诸如“营业捐”“集市粮捐”或“菜场捐”等各种杂捐之中了。
民国二年铁岭城扒城墙时，把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门楼也尽数扒毁了。这四座门楼中的东西两门楼曾在咸丰二年（1852年）时遭遇过一场火灾，灾后也没修复；南北二门楼经数百年的风雨剥蚀，到清末时也行将倾圮。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对铁岭的四座门楼做过维修，这次维修将劵门上的二层危楼全都拆掉，改成了只保留有劵门的平台式城门；到了民国二年陈知事首倡扒城墙之时，就是这平台式的门楼也都没有留下而全部扒毁了。
值得庆幸的是，乾隆年间修缮铁岭城时树立的四个城门的石刻门额，除东门的“德安”匾不知何故不存外，其余的西、南、北三门都被这位铁岭县知事镶嵌于当时的县衙院内的墙上，总算为铁岭人在对老城墙的记忆中留下了点实物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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