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4月08日 星期日
“上巳”与南朝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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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新咏》书影 |
一
春天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对象,它带来了自然界万物的新生,也萌发了爱情。“怀春”一词由来已久,文人君子们常常羞于言及,在民歌中却对此毫无隐讳。《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用语坦率直白,只是略失于朴野,作为“三百篇”而言,险些被经学家们“放黜”。到了风流婉转的南朝,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的更加具体和深入,同时也不得不说历史的发展使人的情感进化得更加丰富和细腻了,民歌中对春心的描述已没有直接露骨的挑拨,而只有温柔含蓄的点染。翻开《子夜四时歌·春歌》,第一首作:“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因为感于春天的柔媚的景色,未嫁的少女萌动春心,产生了爱情的渴望,这种情怀是柔美而不淫佚的。又有“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则讲得更加羞涩了,春情在若有若无间欲拒还迎,较之《诗经》尤为敦厚。接下来,为了让它“止乎礼仪”,需要有一种礼制允许下的男女交往方式。
古代虽然设男女之大防,讲究“收受不亲”,但也并不排斥以婚姻求子为目的的公开社交活动。《周礼·地官》中记载媒氏的职责道:“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贾疏云:“是时谓是仲春时,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则仲春时节男女相会,既而恋爱结合是合于礼法的,甚至不顾父母反对双双私奔也无大碍。阻挠这种社交活动反而是违礼的,还要受到惩罚。《诗经》保留了许多上古人民的生活原貌,其中就有对这种男女自由相会进而结合的描写。《郑风·溱洧》篇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正义》解释说:“唯士与女,因其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及其别也,士爱此女,赠送之以勺药之草,结其恩情,以为信约。”看来这场聚会是快乐而美满的,也达到了预期的理想结局。
而在《韩诗外传》中则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女方执兰,袪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从原诗内容看,这一天,人们来到溱水和洧水边,拿着兰花袪除不祥,间或有游戏嬉闹,的确与后世“上巳”临水祓禊习俗十分类似,甚至可当作是对其的最早描绘。“上巳”据考起于周代,所在日期原为三月第一个巳日,《说文解字》解释“巳”说:“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顾炎武《日知录》 “巳”条云:“季春之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袚除不祥。”因为“巳”具有去阴为阳的文化含义,因而选择于巳日举行驱除不祥的宗教仪式,之所以会在三月,大概由于此时天气和暖,适宜水边盥濯活动。按《周礼》中记媒氏“会男女”是在“中春之月”,也就是二月,“上巳”为三月初,时间相去不远。人类学者指出,上古节庆的基本特征是性爱仪礼的活动,是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 “上巳”的水边出游客观上也造成了男女相会的条件,求偶虽然并非“上巳”的原始涵义,但在《溱洧》中,这些“士与女”打着袚除的幌子,实做冶游偶合之事却是难以掩盖的事实。在中国传统封闭的社会模式中,为求得子嗣的繁衍,以婚姻为目的的节日集会是合理也是必须的,“上巳”节的产生和衍变应与其不无关系。
如果说《郑风·溱洧》仅是个例,还局限于郑国一地的习俗,那么自汉以后,有关“上巳”的记载日益繁多,足见其已是全国性和全民性的重要节日。《晋书·礼志下》云:“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袚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曹魏时将“上巳”节固定为三月三日,不再使用“上巳”这个简古的名称,临水祓禊也逐渐演变为象征性的曲水流觞。晋成公绥《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袚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浣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借此良辰美景,男女老少临水集会,饮宴嬉戏,“上巳”原有的宗教意义逐步退化,而代之以世俗娱乐功能。《搜神记》中记载了汉代宫闱一年中的节庆活动:“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已,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既然水边袚禊之事也可在正月进行,而对“上巳”仅说“张乐于流水”,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至少在西汉时,“上巳”习俗就已经呈现出娱乐化趋势了,这种趋势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王廙《洛都赋》云:“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宾。流芳塞路,炫日映云。”为庆祝“上巳”,当时人甚至破除了所谓的等级观念,各种身份的人盛装华服,齐集洛水,同游同乐,其景象之盛令人叹为观止。
南朝时,“上巳”日举国出游嬉戏的风气更为繁盛。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梁简文帝《三日曲水诗序》亦云:“是节也,上巳属辰……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具有宗教仪式作用的袚禊已越来越退到了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士民并出”、“云集雾会”才是该节得以存在的要旨。这种全民性的集会毋庸说是有着特殊目的的,南朝梁武帝曾于大同年间以七事祷雨,第六事便为“会男女,恤怨旷”,可见当时统治者将士民的婚姻问题视为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发展的大事,而“上巳”正好为普通男女交往制造了一个理想的场合。
晋夏侯湛《禊赋》谈到三月三日出游时“男女雾会”的盛景,而《夏仲御别传》则描述了当时洛阳的喧闹景象:“夏仲御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仲御时在舡中曝所市药,虽见此辈,稳坐不摇。贾充望见,深奇其节。”从这则记载来看,显然袚禊事小,借机游春并邂逅异性才是人们的普遍真实想法,否则何必打扮得如此“朱服耀路”、“锦绮粲烂”。而夏仲御眼见这些红男绿女招摇过市,能做到心如止水,丝毫不为之所动,竟就让贾充“深奇其节”,可见一般人的反应该会有多么的强烈了。
陆机在《艳歌行》中描述了一场繁盛艳冶的春游:“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金雀垂藻翘,琼佩结瑶璠。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蔼蔼风云会,佳人一何繁……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音,雅舞播幽兰……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虽然并未注明时间,但由“暮春”可知时节为三月,而“濯足洛水澜”则显然是对祓禊事的一笔带过,至于对其盛大集会和宴饮娱乐的夸张都与同时大量以“三月三日”为题的诗文作品相类。唐代“上巳”的中心内容已变为游春活动,而且在其前后还要进行踏青,并不局限于“三月三日”一天。显然是由于“上巳”游乐的日益繁盛,在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需要,而将其于时间上作一定程度的延伸,正如我们现在的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一样。这种现象已先见于南朝,《玉台新咏》中有大量诗歌记载了当时的游春活动,有的甚至早在二月进行。陆机所“叹”的这场春游很有可能也是发生在“三月三日”前后的其他时间,而当时通行的游春时节应以“三月三日”为中心,有一个相当的辐射面。
《南史·循吏传》记载宋文帝时期“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而南齐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可见当时城市繁荣,士民生活富足,男男女女身穿丽服华妆,相会于“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轻歌曼舞,纵情享乐,而南朝民歌就是在这种社会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二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子夜四时歌》中的这几首《春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
鲜云媚朱景,芳风散林花。佳人步春苑,绣带飞纷葩。
罗裳迮红袖,玉钗明月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
《子夜四时歌》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同一曲名下作品,往往罗列整齐,音声相近,当中意旨还有连贯之处,这三首春歌也可作为一组结合起来读。假设这三首诗中的主人公是同一人,这位少女待字闺中,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遐想,而娇艳媚人的春色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她的心理,令她产生了一种复杂微妙之情。这种情是按捺不住的,她精心装扮得艳丽而时尚,缓步郊外,希望能在自然的美景中获得少许排解。而在春风的撩拨之下,内心的渴求却被揭示得越来越鲜明了,她终于承认这场精心策划的“冶游”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要寻觅一个同心之人厮守终生。
《春歌》大多是对游春的描写,而这种游春,或者称为“冶游”,正如那三首诗中的例子,其目的正是为了男女偶合,寻找伴侣,这与《溱洧》中的记载如出一辙。则当时以“上巳”为中心的游春活动是普通男女相会的一个重要契机,这种游春常常是爱情的开始,未婚男女盛装丽服集体出游,以求邂逅所欢,我们不妨称它是一场爱情的游猎,而在这场爱情游猎中,女性常常是占主动地位的。“艳觅同心郎”,其对内心的吐露是真切大胆的,她热切地渴望被爱,而她对情人的要求是“同心”,她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真爱。《乐府诗集》中所收的南朝民歌多半都是在讲爱情,但并不像后人斥责的那样尽是“淫哇”、“艳曲”,应该看到,在南朝民歌中处处张扬着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爱情观,而这种爱情观的形成与当时的妇女风气大有关系。
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当时的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用语虽有些刻薄,但可见晋代妇女生活较为自由,往往不顾传统礼教的拘执,率性而为,与讲究通脱的魏晋名士可谓相得益彰。《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这种对美男子不加掩饰的爱慕之情反映出当时女性强烈的自主意识,是长期以来处于受抑制地位的女性欲望的扩张。这种欲望的扩张要求平等的两性观和婚姻恋爱自主,而应时的野外游春也为男女自由交往打造了理想的平台。
通过这场春季的邂逅,男女双方订下了私约,彼此赠送了信物“青幡起御路,绿柳荫驰道。欢赠玉树筝,侬送千金宝。”(《读曲歌》)他们日后期约相见,继续着甜蜜美好的恋情,“含桃已中食,郎赠合欢扇。深感同心意,兰室期相见。”(《子夜四时歌·夏歌》)这里的欢情是恣意流淌无拘无束的,少女全身心地投入热恋的愉悦中,享受着其中的美好,但这份愉悦中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隐患。“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子夜歌》)南朝虽然风气相对开放,妇女较为自由,但宗法礼制毕竟还是存在的,再加上当时盛行早婚、财婚以及门阀通婚等,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由择偶的打击,因而这种通过游春集会结下的良缘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其结局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但民歌中的少女却总是痴情的,她们天真地期盼着与心上人结成美满的婚姻,从不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正如《子夜四时歌》中所唱:
春别犹春恋,夏还情更久。罗帐为谁褰,双枕何时有。
昔别春风起,今还夏云浮。路遥日月促,非是我淹留。(《夏歌》)
适忆三阳初,今已九秋暮。追逐泰始乐,不觉华年度。
别在三阳初,望还九秋暮。恶见东流水,终年不西顾。(《秋歌》)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谁知相思老,玄鬓白发生。
适见三阳日,寒蝉已复鸣。感时为欢叹,白发绿鬓生。(《冬歌》)
“三阳初”“三阳日”都鲜明地指出了交往的具体时节,或者说就是“三月三日”。结合这几首诗中的内容可以得知,在这场游春集会中,少女寻觅到了心上人,与他两情相悦,而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却让他们遭受着长久的分离。“春别犹春恋,夏还情更久”,时节已由春入夏,少女却还沉浸在春日的恋情中不能自拔,“適忆三阳初,今已九秋暮”,甚至到深秋,仍不能对此释怀。时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不知不觉中逝去,转眼已“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如果以秋季为通行婚期,那么寒冬时节肯定已结合无望,但少女始终念念不忘心上人,刻骨的相思令她鬓边华发早生,其感情的坚贞令人叹惋。
我们再进一步看,这种通过春游集会的形式邂逅的爱情成功几率有多大呢?恐怕是不多的。依《晋书·刑法志》载“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南朝对此基本沿用,看来,自由恋爱虽然并不禁止,但是否能最终结成婚姻则是另一码子事了。因为要“崇嫁娶之要”,婚姻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大事,纵然南朝民歌中有如此多的“山盟海誓”,但国家律法规定“不理私约”,子女嫁娶的大权仍然掌控在父母手里,女性更加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就造成了许多恋爱悲剧。《懊侬歌》中有“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欢负情人,郎今果成诈。”心上人背弃旧誓,另娶他人,少女纵然一腔怨恨,也奈何不得。又有“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少女夜晚偷听到父母的谈话,得知要将自己许配他人,懊恼万分,但同样无计可施。《华山畿》中也有“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用语极其类似,只是这位少女较为胆小怯懦,因为听到家人要将自己另行婚配,导致在心上人面前也变得犹豫和矜持起来。而那些性情刚烈、行为豪放的女子得知自己的恋情无望后,不堪就此忍辱,毅然用死来顽抗:“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要绳,自经屏风里。”(《华山畿》)有的还和心上人相约共同赴死:“欢相怜,题心共饮血。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读曲歌》)这种抗争的下场,毋庸说都是悲剧,但它们却是对自由平等的爱情的积极争取,由于它们的存在,向来被斥为“淫哇”、“艳曲”的南朝民歌也应做重新解读了。
“上巳”作为古代重要的节庆,脱胎于原始的宗教祭祀仪式,同时,由于其特殊内涵,也成为早期男女会合交往的契机。如今,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了“三月三”男女相会,并借此缔结婚约的习俗。仫佬族、壮族、土族、侗族等都有自己的“三月三”节,侗族甚至节期五天,俨然是其最隆重的节庆。海南省东方一带黎族将农历三月初三称为“爱情节”,顾名思义,清人张庆长在《黎奇纪闻》中记载道:“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齐集旷野间,男女各渐进凑一处,即可偶配。”所谓“礼失求诸野”,在汉族社会中日益衰亡的早期民俗于此略可见一斑。
在风气开放,道德约束相对宽缓的南朝,人们对自由婚恋的向往和追求也更加强烈。巳日出游,邂逅佳偶的期盼是平庸琐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节剂。春天的集会和水边嬉戏造就了美好的爱情,纵然它未必会有结局,但终究留下了婉转动人的歌谣,千年来传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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