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4月08日 星期日
“上巳”与南朝民歌
 |
| ▲《玉台新咏》书影 |
一
春天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对象，它带来了自然界万物的新生，也萌发了爱情。“怀春”一词由来已久，文人君子们常常羞于言及，在民歌中却对此毫无隐讳。《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用语坦率直白，只是略失于朴野，作为“三百篇”而言，险些被经学家们“放黜”。到了风流婉转的南朝，一方面是伦理道德的更加具体和深入，同时也不得不说历史的发展使人的情感进化得更加丰富和细腻了，民歌中对春心的描述已没有直接露骨的挑拨，而只有温柔含蓄的点染。翻开《子夜四时歌·春歌》，第一首作：“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因为感于春天的柔媚的景色，未嫁的少女萌动春心，产生了爱情的渴望，这种情怀是柔美而不淫佚的。又有“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则讲得更加羞涩了，春情在若有若无间欲拒还迎，较之《诗经》尤为敦厚。接下来，为了让它“止乎礼仪”，需要有一种礼制允许下的男女交往方式。
古代虽然设男女之大防，讲究“收受不亲”，但也并不排斥以婚姻求子为目的的公开社交活动。《周礼·地官》中记载媒氏的职责道：“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贾疏云：“是时谓是仲春时，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则仲春时节男女相会，既而恋爱结合是合于礼法的，甚至不顾父母反对双双私奔也无大碍。阻挠这种社交活动反而是违礼的，还要受到惩罚。《诗经》保留了许多上古人民的生活原貌，其中就有对这种男女自由相会进而结合的描写。《郑风·溱洧》篇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正义》解释说：“唯士与女，因其相与戏谑，行夫妇之事。及其别也，士爱此女，赠送之以勺药之草，结其恩情，以为信约。”看来这场聚会是快乐而美满的，也达到了预期的理想结局。
而在《韩诗外传》中则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女方执兰，袪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从原诗内容看，这一天，人们来到溱水和洧水边，拿着兰花袪除不祥，间或有游戏嬉闹，的确与后世“上巳”临水祓禊习俗十分类似，甚至可当作是对其的最早描绘。“上巳”据考起于周代，所在日期原为三月第一个巳日，《说文解字》解释“巳”说：“巳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顾炎武《日知录》 “巳”条云：“季春之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袚除不祥。”因为“巳”具有去阴为阳的文化含义，因而选择于巳日举行驱除不祥的宗教仪式，之所以会在三月，大概由于此时天气和暖，适宜水边盥濯活动。按《周礼》中记媒氏“会男女”是在“中春之月”，也就是二月，“上巳”为三月初，时间相去不远。人类学者指出，上古节庆的基本特征是性爱仪礼的活动，是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 “上巳”的水边出游客观上也造成了男女相会的条件，求偶虽然并非“上巳”的原始涵义，但在《溱洧》中，这些“士与女”打着袚除的幌子，实做冶游偶合之事却是难以掩盖的事实。在中国传统封闭的社会模式中，为求得子嗣的繁衍，以婚姻为目的的节日集会是合理也是必须的，“上巳”节的产生和衍变应与其不无关系。
如果说《郑风·溱洧》仅是个例，还局限于郑国一地的习俗，那么自汉以后，有关“上巳”的记载日益繁多，足见其已是全国性和全民性的重要节日。《晋书·礼志下》云：“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袚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曹魏时将“上巳”节固定为三月三日，不再使用“上巳”这个简古的名称，临水祓禊也逐渐演变为象征性的曲水流觞。晋成公绥《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袚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浣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罍樽，飞羽觞。”借此良辰美景，男女老少临水集会，饮宴嬉戏，“上巳”原有的宗教意义逐步退化，而代之以世俗娱乐功能。《搜神记》中记载了汉代宫闱一年中的节庆活动：“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已，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既然水边袚禊之事也可在正月进行，而对“上巳”仅说“张乐于流水”，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至少在西汉时，“上巳”习俗就已经呈现出娱乐化趋势了，这种趋势在魏晋以后愈演愈烈。王廙《洛都赋》云：“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宾。流芳塞路，炫日映云。”为庆祝“上巳”，当时人甚至破除了所谓的等级观念，各种身份的人盛装华服，齐集洛水，同游同乐，其景象之盛令人叹为观止。
南朝时，“上巳”日举国出游嬉戏的风气更为繁盛。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梁简文帝《三日曲水诗序》亦云：“是节也，上巳属辰……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具有宗教仪式作用的袚禊已越来越退到了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士民并出”、“云集雾会”才是该节得以存在的要旨。这种全民性的集会毋庸说是有着特殊目的的，南朝梁武帝曾于大同年间以七事祷雨，第六事便为“会男女，恤怨旷”，可见当时统治者将士民的婚姻问题视为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发展的大事，而“上巳”正好为普通男女交往制造了一个理想的场合。
晋夏侯湛《禊赋》谈到三月三日出游时“男女雾会”的盛景，而《夏仲御别传》则描述了当时洛阳的喧闹景象：“夏仲御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仲御时在舡中曝所市药，虽见此辈，稳坐不摇。贾充望见，深奇其节。”从这则记载来看，显然袚禊事小，借机游春并邂逅异性才是人们的普遍真实想法，否则何必打扮得如此“朱服耀路”、“锦绮粲烂”。而夏仲御眼见这些红男绿女招摇过市，能做到心如止水，丝毫不为之所动，竟就让贾充“深奇其节”，可见一般人的反应该会有多么的强烈了。
陆机在《艳歌行》中描述了一场繁盛艳冶的春游：“暮春春服成，粲粲绮与纨。金雀垂藻翘，琼佩结瑶璠。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蔼蔼风云会，佳人一何繁……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音，雅舞播幽兰……冶容不足咏，春游良可叹！”虽然并未注明时间，但由“暮春”可知时节为三月，而“濯足洛水澜”则显然是对祓禊事的一笔带过，至于对其盛大集会和宴饮娱乐的夸张都与同时大量以“三月三日”为题的诗文作品相类。唐代“上巳”的中心内容已变为游春活动，而且在其前后还要进行踏青，并不局限于“三月三日”一天。显然是由于“上巳”游乐的日益繁盛，在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娱乐需要，而将其于时间上作一定程度的延伸，正如我们现在的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一样。这种现象已先见于南朝，《玉台新咏》中有大量诗歌记载了当时的游春活动，有的甚至早在二月进行。陆机所“叹”的这场春游很有可能也是发生在“三月三日”前后的其他时间，而当时通行的游春时节应以“三月三日”为中心，有一个相当的辐射面。
《南史·循吏传》记载宋文帝时期“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而南齐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可见当时城市繁荣，士民生活富足，男男女女身穿丽服华妆，相会于“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轻歌曼舞，纵情享乐，而南朝民歌就是在这种社会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二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子夜四时歌》中的这几首《春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
鲜云媚朱景，芳风散林花。佳人步春苑，绣带飞纷葩。
罗裳迮红袖，玉钗明月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
《子夜四时歌》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同一曲名下作品，往往罗列整齐，音声相近，当中意旨还有连贯之处，这三首春歌也可作为一组结合起来读。假设这三首诗中的主人公是同一人，这位少女待字闺中，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遐想，而娇艳媚人的春色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她的心理，令她产生了一种复杂微妙之情。这种情是按捺不住的，她精心装扮得艳丽而时尚，缓步郊外，希望能在自然的美景中获得少许排解。而在春风的撩拨之下，内心的渴求却被揭示得越来越鲜明了，她终于承认这场精心策划的“冶游”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要寻觅一个同心之人厮守终生。
《春歌》大多是对游春的描写，而这种游春，或者称为“冶游”，正如那三首诗中的例子，其目的正是为了男女偶合，寻找伴侣，这与《溱洧》中的记载如出一辙。则当时以“上巳”为中心的游春活动是普通男女相会的一个重要契机，这种游春常常是爱情的开始，未婚男女盛装丽服集体出游，以求邂逅所欢，我们不妨称它是一场爱情的游猎，而在这场爱情游猎中，女性常常是占主动地位的。“艳觅同心郎”，其对内心的吐露是真切大胆的，她热切地渴望被爱，而她对情人的要求是“同心”，她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真爱。《乐府诗集》中所收的南朝民歌多半都是在讲爱情，但并不像后人斥责的那样尽是“淫哇”、“艳曲”，应该看到，在南朝民歌中处处张扬着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爱情观，而这种爱情观的形成与当时的妇女风气大有关系。
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当时的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用语虽有些刻薄，但可见晋代妇女生活较为自由，往往不顾传统礼教的拘执，率性而为，与讲究通脱的魏晋名士可谓相得益彰。《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这种对美男子不加掩饰的爱慕之情反映出当时女性强烈的自主意识，是长期以来处于受抑制地位的女性欲望的扩张。这种欲望的扩张要求平等的两性观和婚姻恋爱自主，而应时的野外游春也为男女自由交往打造了理想的平台。
通过这场春季的邂逅，男女双方订下了私约，彼此赠送了信物“青幡起御路，绿柳荫驰道。欢赠玉树筝，侬送千金宝。”（《读曲歌》）他们日后期约相见，继续着甜蜜美好的恋情，“含桃已中食，郎赠合欢扇。深感同心意，兰室期相见。”（《子夜四时歌·夏歌》）这里的欢情是恣意流淌无拘无束的，少女全身心地投入热恋的愉悦中，享受着其中的美好，但这份愉悦中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隐患。“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子夜歌》）南朝虽然风气相对开放，妇女较为自由，但宗法礼制毕竟还是存在的，再加上当时盛行早婚、财婚以及门阀通婚等，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由择偶的打击，因而这种通过游春集会结下的良缘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其结局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但民歌中的少女却总是痴情的，她们天真地期盼着与心上人结成美满的婚姻，从不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正如《子夜四时歌》中所唱：
春别犹春恋，夏还情更久。罗帐为谁褰，双枕何时有。
昔别春风起，今还夏云浮。路遥日月促，非是我淹留。（《夏歌》）
适忆三阳初，今已九秋暮。追逐泰始乐，不觉华年度。
别在三阳初，望还九秋暮。恶见东流水，终年不西顾。（《秋歌》）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谁知相思老，玄鬓白发生。
适见三阳日，寒蝉已复鸣。感时为欢叹，白发绿鬓生。（《冬歌》）
“三阳初”“三阳日”都鲜明地指出了交往的具体时节，或者说就是“三月三日”。结合这几首诗中的内容可以得知，在这场游春集会中，少女寻觅到了心上人，与他两情相悦，而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却让他们遭受着长久的分离。“春别犹春恋，夏还情更久”，时节已由春入夏，少女却还沉浸在春日的恋情中不能自拔，“適忆三阳初，今已九秋暮”，甚至到深秋，仍不能对此释怀。时间在对往昔的追忆中不知不觉中逝去，转眼已“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如果以秋季为通行婚期，那么寒冬时节肯定已结合无望，但少女始终念念不忘心上人，刻骨的相思令她鬓边华发早生，其感情的坚贞令人叹惋。
我们再进一步看，这种通过春游集会的形式邂逅的爱情成功几率有多大呢？恐怕是不多的。依《晋书·刑法志》载“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南朝对此基本沿用，看来，自由恋爱虽然并不禁止，但是否能最终结成婚姻则是另一码子事了。因为要“崇嫁娶之要”，婚姻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大事，纵然南朝民歌中有如此多的“山盟海誓”，但国家律法规定“不理私约”，子女嫁娶的大权仍然掌控在父母手里，女性更加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就造成了许多恋爱悲剧。《懊侬歌》中有“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欢负情人，郎今果成诈。”心上人背弃旧誓，另娶他人，少女纵然一腔怨恨，也奈何不得。又有“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少女夜晚偷听到父母的谈话，得知要将自己许配他人，懊恼万分，但同样无计可施。《华山畿》中也有“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用语极其类似，只是这位少女较为胆小怯懦，因为听到家人要将自己另行婚配，导致在心上人面前也变得犹豫和矜持起来。而那些性情刚烈、行为豪放的女子得知自己的恋情无望后，不堪就此忍辱，毅然用死来顽抗：“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要绳，自经屏风里。”（《华山畿》）有的还和心上人相约共同赴死：“欢相怜，题心共饮血。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读曲歌》）这种抗争的下场，毋庸说都是悲剧，但它们却是对自由平等的爱情的积极争取，由于它们的存在，向来被斥为“淫哇”、“艳曲”的南朝民歌也应做重新解读了。
“上巳”作为古代重要的节庆，脱胎于原始的宗教祭祀仪式，同时，由于其特殊内涵，也成为早期男女会合交往的契机。如今，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了“三月三”男女相会，并借此缔结婚约的习俗。仫佬族、壮族、土族、侗族等都有自己的“三月三”节，侗族甚至节期五天，俨然是其最隆重的节庆。海南省东方一带黎族将农历三月初三称为“爱情节”，顾名思义，清人张庆长在《黎奇纪闻》中记载道：“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齐集旷野间，男女各渐进凑一处，即可偶配。”所谓“礼失求诸野”，在汉族社会中日益衰亡的早期民俗于此略可见一斑。
在风气开放，道德约束相对宽缓的南朝，人们对自由婚恋的向往和追求也更加强烈。巳日出游，邂逅佳偶的期盼是平庸琐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节剂。春天的集会和水边嬉戏造就了美好的爱情，纵然它未必会有结局，但终究留下了婉转动人的歌谣，千年来传唱不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