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5日 星期 日 |
苏轼与苏、李诗的辨伪 钟 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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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谈到苏武、李陵诗的辨伪,引文中有“苏轼《答刘沔书》云:‘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并在后文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且如苏轼,竟谓为齐、梁小儿所作……今此一组别诗,既俱与李陵身世不合,则谓其为李作固非,谓其为齐、梁拟作,抑极可笑,况颜氏之《庭诰》已有称引乎?”颜延之《庭诰》引自《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李陵诗,并且做出怀疑的。而《太平御览》早在宋太宗时期(约公元983年)就已编写成书,苏轼生于1037年,是没有理由看不到其中这一段记载的。既然苏、李诗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人提及,自然不可能是齐梁时人的伪作,苏轼是决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的。 仔细考察《答刘沔都曹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它其实论述了两样东西。一是苏、李的赠别诗,二是李陵的《答苏武书》。关于苏、李诗,苏轼只指出了其中矛盾,认为不可信,而被斥为“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分明是“陵与武书”,并非“苏、李的赠别诗”。况且,逯钦立引文中“决非西汉人”,其余版本皆引作“决非西汉文”,则苏轼认为“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是“文”,而非“诗”。 翻看原文的记载,会发现苏轼辨伪苏、李之作的目的是在于证明“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因此这一小节的重心在于后面“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刘子玄即唐代的刘知几,他在《史通·杂说》中云:“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显然也是在说“文”。按论诗部分仅到“而有江汉之语”,以下全为对“文”的论析。从文意看,苏轼的确是认为苏、李诗为伪作,但并未对伪作时间做出界定。 当然,苏轼文集中论及苏、李诗的并不仅此一篇,但都未提到过苏、李诗是齐梁间人伪作的言论。如《题〈文选〉》中云:“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这里的论调与意图都和《答刘沔都曹书》相同。而《题〈蔡琰传〉》中则说得更加明白:“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首,亦后人所拟。”很显然,苏轼认为齐梁间文士拟作的,只有《与苏武书》,至于苏、李赠答诗,只说“后人所拟”。“后”自然是西汉之后,如何见得苏轼所谓的就一定是齐梁之间呢? 有趣的是,苏轼文集中,也有将苏、李赠答诗视为真作,并且给与很高评价的。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里曹、刘为曹植、刘桢,陶、谢为陶渊明、谢灵运,从时代顺序来看,苏、李当为李陵、苏武。苏轼不仅认为苏、李诗浑然天成,还将其视为诗歌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书苏李诗后》中亦云:“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明确肯定“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还特意写下赠人,这与《题〈文选〉》等文所流露出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以致后世有人援引《书〈黄子思诗集后〉》等文作为肯定苏、李真作的依据。如明代郎瑛的《七修续稿》:“子美有云:‘李陵,苏武是吾师。’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岂无见哉?” 对于这一矛盾,丁福保在《全汉诗》绪言中曾分析道:“古文苑有李陵录别诗八首,又有苏武答李陵诗别李陵诗各一首,皆标明苏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苏疑文选中苏李赠答五言为伪作,遂并以此十首为非真……杜子美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子美岂无见哉。东坡晚年《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拟作’者,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盖东坡亦自悔其失言也。”《题〈文选〉》原文中明确标明写作时间为“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跋黄子思诗》不知作于何时,《书苏李诗后》与之论调相同,按文中的记载,应作于苏轼谪居黄州时期,即元丰二年至元丰七年之间。如果以元丰七年为下限,苏轼约为47岁,并不算晚年。况且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对苏、李诗的看法发生如此巨变,的确有些奇怪,但若仅以为“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或许还有些道理。 苏轼集中提到苏、李作品的地方,几乎全与指责《文选》有关,其目的无非是反对骈俪文风,重振古文传统。而所谓的“古文传统”,又是指的先秦两汉的散文,处在这一关节点上的李陵《答苏武书》,显然因文辞过于骈俪,不符合古文家模拟典范的要求,故被再三鄙斥为伪作。这里“齐梁间小儿”也是别有用意的,因为齐梁为骈文的兴盛时期,文风艳丽绮靡,苏轼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斥“齐梁文章衰陋”。而对于苏、李诗,则观点比较暧昧,一方面苏轼的确佩服苏、李诗古朴简约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苏、李诗最早被《文选》收录,而《文选》作为骈文的重要文典,是重点批驳的对象,故由《答苏武书》为伪作,恨乌及屋,连带认为苏、李诗也不可信。但从集中来看,苏轼论苏、李诗伪作的言辞并不激烈,甚至还有些矛盾。苏轼要反对的是“齐梁文章”,而对于苏、李诗,苏轼显然是欣赏的,他只是怀疑其非西汉时原作,但并没能指出作于何时,更不会将其戴上所厌恶的齐梁的帽子。如果因此指责苏轼判断失误,实在有些冤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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