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怎样的素质，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作家

这是《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文章《山西文学的门槛》中的一节：

接下来，我想说说，一个已有相当基础的作家，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对一个山西青年作家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轻易地迈进了这个门槛，再怎么重塑金身，才能走上正路，而不是浪得虚名之后，糊里糊涂过完这一辈子。截近了说，就是，具备怎样的素养，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作家。

多了怕你们记不住，只提两点，一是要有玩味语言的兴致，再是要放低自己的身段。

我说的玩味语言，实际是玩味文字。好些作家，起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语言的文学意味是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居然也成了事。这种情形，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把写作的冲动当作了写作的能力。钱先生写完《围城》，成功了，兴致很高，想接着写一部长篇叫《百合心》，写了两三万字，写不下去，放弃了。他后来自嘲说，自己犯了个错误，将写作的冲动，当作了写作的能力。冲动当作了能力，这话可咂摸一下。钱钟书的比喻，多半是淫喻，就是从性活动上取喻，冲动当作了能力的，可说所在多有，无人无之，当然这里的人是专指男人。只有天分很高的人，才会一起步，就懂得语言的文学意味，往后越来越老到，越来越精粹。对于常人来说，多少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由生到熟，熟而生巧，臻于化境。

千万不要以为，谁指点一下，看上本什么书，就能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一种入心的本事，必须植根于心，才能掌握，才能显示在字里行间。文学创作，语言就是一切，有人说思想不重要吗？这是上墙的话，不能这么问，再说还是，语言就是一切。二十年代，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的主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编辑，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常有些名人为后进推荐书稿，有次蔡元培推荐来一部诗集，舒看了实在不像话，当即在信上批道：“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一串的字！”没有文学意味的语言，不管你有多深刻的思想，多炽热的感情，只能落个这样的结果，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出版了也只是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在文学语言上，我是下过苦功夫的。七十年代初，在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所有的资本，就是箱子里的几十本书，再就是作教案用的稿纸，还有墨水、蘸笔。为了揣摩语言，写文章投稿，真是用尽了心思。有时蹲厕所，跟前有块烂报纸，也要找个棍棍拨正，看上面写的什么，怎么写的。平日看书，看到一句有意味的话，也要品一品，看它的妙处在哪里，要是不怎么好，自己说又会怎么说。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品味语言的习惯。自己写东西，也要写得有意味，该明朗的地方明朗，该有意味的地方，一定要让它有意味。

养成了这个习惯，只要有字的地方，由不得就玩味一番。

退休这些年，看书少了，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听京戏，唱腔怎么样，我不懂，只要好听就行。我是在电脑上听，有字幕，叫我说，京剧名家唱段的戏词，真是太美了，说京剧是国粹，一定包括戏词在里头。这段时间，一直在听马连良的《叫千岁》，《甘露寺》里的一个唱段，张学津配的像。其中有几句戏词是：“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青龙偃月神鬼皆愁，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诛文丑，在古城曾斩过老蔡的头！”听起来，真叫个过瘾。可是后来我看麒派的《叫千岁》，陈少云唱的，意思一样，戏词有很大的不同，两相比较，觉得从文学意味上说，麒派的《叫千岁》更胜一筹。仍是赞扬关二弟，麒派是这么唱的：“他有个忠义二弟关美髯，青龙偃月刀神鬼皆寒，刀劈那文丑又把那颜良斩，保皇叔斩六将闯过五关，老蔡阳闻此讯领兵追赶，拖刀计斩蔡阳就在那古城边！”一个是，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一个是拖刀计斩蔡阳就在那古城边。前者只是说一件事情，还是过去的事情，后者的感情色彩就不同了，是说一件当下的事情，杀的是谁，在什么地方，让人看到了关二爷挥刀斩将的身姿，听到了老蔡阳的头滚到城壕里的声响。如果说马连良唱的是《叫千岁》的老词的话，周信芳是将它通俗化也形象化了。我们写戏词，最好还是学会周信芳这一手。

怎么放低自己的身段呢，这个讲究可就大了。作家身份之高，无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学大奖，就一个全国短篇小说奖，前两三届最火，得上一个，不说名满天下，举世皆知了，至少文学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从没有得过这个奖，有次参加一个创作会，会上有个节目是与文学青年交流，有一位女孩子，跟一位获奖者聊天，她知道对方是位作家却不知姓甚名谁，怯生生地问，你是谁呀，大概这女孩子还有几分姿色，这位获奖作家小嘴一撇，说道：“说出来会吓你一跳的。”在这女孩子一再央求下，还是说了，你别说，还真让那女孩子吓了一跳，至少当时做出惊的样子来。

于此可知，当年一个获奖作家，狂妄成什么样子。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作家，不会这样行事，但心里的高傲，也在不言之中。老作家没戏了，文学的春天来临了，哪个不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大干一场。青史留名，光宗耀祖，此其时矣。我从文讲所学习回来，也是这么一股子轻狂劲儿。不瞒诸位说，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个多么深沉的人。浅薄，可说是我的最大本事。

到了九十年代初，渐渐地，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当时一双儿女，都正上中学。妻子的工资不高，靠我的工资和稿费，要养活这个四口之家，日渐吃力。名利双收的作家有的是，肯定没有我的份儿。对我来说，名和利，只能是择一而从。经过痛苦的思考，我选择了要利。名太遥远了，利就在眼前。于是开始大批量地写散文随笔，一千五百字的文章，有时一天能写三篇，天南海北，到处投稿。我后来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写起人物传记，好多人说我这是转型成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为了多写散文随笔，自己的事搜罗完了，只好到三十年代的旧人旧事里去搜罗。

放下身段的好处是，写起文章，不必考虑空泛的道理，只说怎么腾挪有致，怎么妙趣横生，该庄重的地方庄重，该风趣的地方风趣。不违背现行政策，不干犯纲常名教，只求让编辑一看就喜欢，一看就发表。明知这篇文章，不会是初次投稿到他们那儿，也要刊登出来。这样一来的好处是什么，就不必明说了。打个比方吧，稿费单子，真是雪花儿一样地往下落呀。

演员里，陈道明的儒雅，可谓尽人皆知。据说除了排戏演戏外，很少出来吃饭，实在推托不过，也只是应付一下就闪身离去，回家享受他的书斋生活，看书写字，恬然自适。这是他的高雅，毋宁说是高贵。此人同时又是一个最能放低身段的人，我见有篇文章里，他对人说，他就是个戏子嘛。敢说这话的人，不能当作平常人看。作家也有鄙称，我很少见作家自个糟践自个。我认识的作家里，就听锺道新常说自己是势利小人，可相识的人里，谁不知道他是清华园里玩大的，他父亲当过清华的教务长。

我们写作的，千万别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作家，怎么怎么了不起，更不可拿出什么“国家一级作家”的名头来亮一亮。我在作家协会待了这么多年，知道从来就没有这么个职称，规范的说法是“文学创作员一级”，顺口点可说成“一级文学创作员”，嫌员字碍口，说成“文学创作一级”也还说得过去。前头加上国家二字，最没道理。

一个玩味文字，一个放低身段，记住这两条就行了，若还要说点什么，我劝诸位，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经济条件好的，最好能养成买书的习惯。在山西的作家里，我是个没大出息的，鲁迅奖没得过，新设的赵树理奖也没得过，可是我敢说，在买书上，是不落人后的。这几年，我出过几本学术著作，用的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藏书。不久前，有位外地朋友让写个赠言，写了首俚句诗寄去，是这样说的：“执于一隅琢磨，何如广事搜罗，以勤补拙不算，还要出手阔绰。”有小注曰：为学俚句，末句意谓要舍得花钱买书也。这个事情上不必勉强，要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