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庐西酒徒的博客
说诗“无理而妙”的如何能“妙”
汉景天
中国传统诗词有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追求语句精炼和诗意含蓄之时会采用一种非逻辑结构的表达方式。比如，曾公亮《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如果按照作者想要表达的，那应当是：许多山峰正被云雾烟气笼罩着，而烟雾云气直穿入寺里，乃至枕头边都有湿润的感觉，似乎借助云气便可把那些山峰拉近心胸；躺在床上，静听松涛在深谷中的呼啸，仿佛就像在床底下席卷而过，那声音让人感觉悲哀。显然，这里不仅有语词的无序排列，也有事理的不通之处。云气怎么能将山峰拉近呢？床底怎么会有松声呼啸呢？总之，这诗，不符合语言表达的一般逻辑，不符合自然事理的常识与规则。
这种非逻辑结构及有悖于常识事理的表述，就是历代诗评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无理而妙”的情形。
“无理而妙”这一命题，最早是清人贺裳提出来的。他在《皱水轩词筌》中对唐代诗人李益和宋代词人张先的诗词作品评论时说：“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唐李益诗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语。子野《一丛花》末句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
实际上，传统诗词的这种“无理而妙”现象，在贺裳之前就有许多诗人和诗评家注意到和解释过了，只是没有明确使用“无理而妙”这一术语而已。比如，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评柳宗元的《渔翁》诗时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
“反常合道为趣”，这其实就是“无理而妙”的另一种表述。
贺裳之后，论述这种“无理而妙”的诗话和文章很多，但总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说清楚，那就是“反常合道”的“道”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无理而妙”是用了什么法宝使“无理”的表述可以进入“妙”境的？
先了解一些相关的论述。
何学林先生在《“反常合道”与想象》一文中说：“‘反常’与‘合道’的关系除了意思相反外，还有整体与个别的关系；逻辑与艺术的关系；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诗意所指‘常规’是指整体，其所指‘合道’之‘道’是指局部或个别。常规侧重在逻辑方面；合道侧重在艺术方面；常规指一般的情况，合道指特殊情况。从大处着眼，只要‘常规’与‘道’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和搭界，暗示也好，象征也好，假借也好，指代也好，也算触类旁通，与之相涉，而合于‘道’了。”
说“诗意所指‘常规’是指整体，其所指‘合道’之‘道’是指局部或个别”，因此，“反常”与“合道”就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举个例子来看，《西厢记》有一句唱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个人的眼泪，如何能染红枫树的叶子？
这样的说法违反了自然规律，也违反了生活常识，是为“反常”，句出“无理”。但读者却能理解，知道作者这样说无非是要强调一位小女子缠绵悱恻的离别愁绪，符合艺术夸张、感情渲染的需要。那么，这里的“反常”与“合道”就不是整体与个别的关系。
张国鹄先生在《“反常合道”酿“奇趣”》一文中说：“所谓‘反常合道’，简言之，就是以违背常识的意象，表述合情合理的内涵。从哲学眼光看，‘反常’就是矛盾、对立；‘合道’就是和谐、统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本是世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一规律运用在艺术领域便是所谓‘艺术辩证法’。而‘反常合道’正是艺术辩证法的体现。用接受美学眼光看，‘反常’就是受众阅读中的‘出人意料之外’。‘合道’则是阅读后的‘又在情理之中’。”
说“‘反常’就是受众阅读中的‘出人意料之外’。‘合道’则是阅读后的‘又在情理之中’”。这大体上抓住了“反常合道”的灵魂，但说“‘反常’就是矛盾、对立；‘合道’就是和谐、统一”这就错了。因为诗的“合道”并没有消除矛盾、也没有消解对立。诗的“无理而妙”，妙在诗永远保留于自相矛盾之中。及说“所谓‘反常合道’，简言之，就是以违背常识的意象，表述合情合理的内涵”，这也有点片面。因为，大量的“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诗作其内涵都是只在情理上讲得通而事理上依然讲不通的，这是合情理而不合事理，而且合情理并不妨碍事理上的矛盾与对立。比如，上举李益诗，因为“潮有信”而想“嫁与弄潮儿”，是痴情至极的怨恨语而非现实生活的理智语，是以情理可通，但不改变事理不通的问题。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用毫无可能之事发泄内心的愤懑不平，也是只合情理不合事理。陆龟蒙《新沙》“渤解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亦应年年税紫芝”，用“无理”的夸张，用荒唐的联想，揭露官家贪婪的本质，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恶，入木三分，同样也都是只合情理不合事理的。在这些“无理而妙”的诗作中，“反常”就是诗的魅力所在，“合道”只是一种理解的方式，不能说是和谐与统一。尽管我们理解商妇的情感，但不会因为我们理解了，商妇想嫁弄潮儿的“无理”便被和谐了。正如一位外国思想家所说的：“如果诗人忠于他的诗，他必须既非是二，亦非是一：悖论是他唯一的解决方式。”
孙绍振先生在《聚讼诗话词话·反常合道为奇趣》一文中说：柳宗元《渔翁》诗“三个层次的‘反常’，又是三个层次的‘合道’。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视听交替和画外视觉的效果。…这个‘道’是诗歌感觉在想象中交替之‘道’。”
孙先生的“视听交替和画外视觉的效果”及“诗歌感觉在想象中交替”，其实就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问题，属于艺术规则的范畴。但这种情形，在“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诗词作品中仅占一部分。比如上举李益诗、李白诗、陆龟蒙诗，就都不属于这种情形。
可见，众多诗评家们都接触到了“反常合道”之“道”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但都没有说清楚，或者不如说是没有说准确。
为什么诗评家们没能把“反常合道”之“道”究为何指准确说出来呢？
笔者觉得，这就是自古至今中国诗词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缺陷，热衷于片鳞只爪的个体解读而缺乏整体把握。中国的诗话词话数量之巨大是世所罕见的，但“兴之所至，仅取一端”，“往往开门见山，兔起鹘落，戛然而止”（孙绍振语）。是以先前朱光潜先生就认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这话也未免过于偏激，毕竟有志于此的国人尤其是圈内的人还是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的。大部头的诗学专著也都陆续出版了，局面会很快改变的。
实际上，“反常合道”的诗作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是以“反常”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合道”所融入的“道”的性质也有区别。比如，上举李益诗中的商妇想“嫁与弄潮儿”，反常的是“心思”，有悖于正常的品质判断，属于心理方面的“无理”，其所以能被读者理解，是因为符合人的情感变化轨迹，所合之“道”为“情理”。上举柳宗元诗中的渔翁瞬间不见，反常的是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有悖于视觉感知原理，属于景象描述方面的“无理”，其所以能被读者接受，是因为符合诗歌“非逻辑结构和跳跃性感知转换”的艺术表现手法，所合之“道”为诗的艺术法则。上举李白诗和陆龟蒙诗的说法涉及的是行为和议论方面的“无理”，有悖于生活现实和客观规律，其所以能增添作品的魅力，是因为诗词可以借助想象、虚拟和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达强烈的情感，所合之“道”既有“情理”也有艺术法则。
如此看来，“反常合道”之“道”，至少有三种：1、情感变化规律，即“情理”；2、艺术表现规则，即“艺理”；3、“情理”又兼“艺理”。
下面分别举例来说。
1、合于“情理”的诗作以“反常”为亮点营造俘获人心的共鸣效应，情痴而致“妙”。
人的心理结构是相同的，人的情感机制是相同的，人的感情变化规律也是相同的。是以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人到感情激越、遭遇情感波折或悲喜过度的时候，常牵情于物，移情于事，迁情于人，一时会说出各种“无理”的话来。而正是这些话语的“反常”之处、“无理”之至，方见情之真、情之痴、情之烈，惊人耳目，动人心肺，乃至断人肝肠。写诗，能着眼于此，有意以“反常”之表述营造冲击人心的共鸣点，通常便可取得“无理而妙”的效果。
先从上举李益那首闺怨诗来分析，作者写的是一位商妇的怨情。丈夫是做生意的人，只顾赚钱，朝朝误约，久出不归，思妇怨恨至极，于是发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怨语。这是说，早知道潮落潮涨皆有固定的汛期可以等候，就应该嫁给在水上谋生的那个小后生。潮有信期而人无信约，这是怨妇拿来对比的两件事。从逻辑规律来说，一为自然现象，一为人事现象，二者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从生活经验来看，弄潮儿当知潮水信期，却未必便对人守信，商妇以“弄潮儿知潮水信期”为理由要嫁给他，显得荒唐无稽。作者这样写商妇之想，显然违反了一般的生活常识与思维逻辑，下笔“无理”。可是，正是这心思的“无理”，方把思妇心中那种由怨而恨却又无可奈何的百般滋味，真切生动地传递出来，使读者获得奇趣无穷的艺术感受。这等“无理”的荒唐之语，恰恰是至真至切的情至之语。
再看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诗写宫女失宠的幽怨。主题与李益诗相类，也是出以“反常”以“无理”而摇动人心。李益拿“弄潮儿”与商人作对比，这王昌龄却拿宫女“玉颜”与“寒鸦”姿色作对比，“寒鸦”犹带“日影”，显然其姿色便胜过自己，则自个“玉颜”之憔悴可知，其内心的幽怨亦坦露无遗。这里的“反常”和“无理”在于，“寒鸦”尚且能得到皇帝的宠遇，其漆黑如炭的颜色竟胜过自己如花似玉的容颜，这想法极为荒唐。然而，“设想愈痴，其心愈悲”，正是这心思的“无理”方深刻地表达了宫女内心的哀怨。
李白《长门怨》其二也是同样的用虚妄而“无理”的心思叙写宫女无尽的幽怨：“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明月本无私，光照也非情，说明月“独照长门宫里人”，当然是长门宫人怨极时所生出的虚妄的想象。这心思的“无理”，同样昭示心中的积怨。所谓“见月之有意相苦”，乃得“说怨意妙”的效果。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人怨恨至极时牵情于物的情形，周在这首《闺怨》也一样：“江南二月试罗衣，春尽燕山雪尚飞。应是子规啼不到，故乡虽好不思归。”故乡春景好，但出门在外的人没有回来。倒是这闺妇心胸开阔，不怨人而责鸟：“应是子规啼不到”，明明一肚子怨恨，却以责鸟之言泄之，也是痴语！
施肩吾的《思夫词》则迁怒于人，益见“无理”：“手爇寒灯向影频，回文机上暗生尘。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闺妇因夫婿长久离家未回，到处打探音讯，连算卦卖卜的都去过了。殷切的期盼次次落空，忧怨交集，乃因桥头卖卜人的话不灵验而迁怒于卖卜人了。行为的“无理”，却活生生表现出妇人莫可奈何而怨恨不已的痴情心态。人的情感有时就是如此不可理喻，而越是“无理”，越能见出女子思夫之心切。
也并非只有女子才会有痴情至极而出现不可理喻的心思和行为，宋之问的《渡江春》写的却可是大男人的情感经历：“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宋之问从泷洲（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写的诗。按照常理，应该是“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但作者却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看来有悖于生活常识，是为“无理”。但略加推敲，又当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作者贬居岭外，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越是思念家乡，越是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生怕他们由于自已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因此“不敢问”也合乎“情理”。这是长期客居他乡，不见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韦庄的一首《菩萨蛮》，与宋之问的写法相似但心态又略有不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会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就常理来说，久客异乡的人，总能以回乡为盼。作者却偏偏反过来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也是“无理”。正因其“无理”，方表现出了一种极深婉而沉痛的情感。
乡思，闺怨，离情，别恨，情之浓郁不可化解者，多有这种不可理喻的心态，诗人正是基于这种人情之至理创作大量“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诗词作品来。越是“无理”便越见情真。情真，方有感染读者的力量。情真而入痴，便易见“无理”之妙趣。
再读清代女诗人席佩兰一首《寄衣曲》：“欲制寒衣下剪难，几回冰泪洒霜纨。去时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想给离别在外的夫君做一件御寒的衣衫，不知道丈夫是胖了还是瘦了，竟然要从梦里量一下夫君身材的尺寸，这情痴而“无理”的情形，更是惹人发笑，但笑声过后，便不免称誉这诗的妙趣。妙趣尽从“无理”而来。
记得当代北方诗人张智深也有一首“无理而妙”的作品，是写一位母亲痛失娇儿的悲痛情感的，诗题为《邻妇为亡儿办十岁生日，感作》，诗曰：“泪涴铅脂一载遥，无人再割奶油糕。娇魂若向台前坐，十指为儿作烛烧。”这诗在诗坛上曾引起一番争议，褒贬不一。贬之者就说“十指为儿作烛烧”想象过于离奇，结句“无理”。其实，这也是情痴之语，正因其痴，正因其“无理”，方能表达一种天地为之动容的母爱，倘无痛彻心肺之情感，便无有悖于事理的痴语。
要之，凡属这一类牵涉情感方面的“无理”诗作，其“反常合道”所合之“道”均为情感变化规律，都属于事理不通而情理可通的情形。
2、合于“艺理”的诗作用“通感”、“拟人”、“夸张”等手法营造“反常”景象，以虚映实而见“妙”。
诗不同于文。文章和讲话一般是要讲究逻辑的。越是逻辑性强的文章越有说服力。诗贵含蓄。突出意象。追求境界。就诗的艺术法则来说，非逻辑结构的跳跃和断裂，夸张、拟人和通感之类修辞手法的运用，大量“无理而妙”的艺术描写，才使诗作具有曲折委婉、蕴藉含蓄的强烈美学效果。因为诗中所抒发的感情，诗中所蕴含的胸襟，诗中所展现的见识，诗中所建构的境界，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不是从字面即可看明白的，而是运用许多特殊手段，依凭想象、联想等心理活动，通过变化了的甚至是被歪曲了的自然景象、生活事理，曲折地委婉地表现出来，而且还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者需要根据对审美意象内在含义的理解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再造想象，方能领会那种“无理而妙”的阅读快感。
比如，柳宗元的那首《渔翁》，我们现在就来详细分析哪里是为“反常”，又如何地“合道”。其诗为：“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诗写的是渔翁，前二句均为渔翁的行为描述。“汲清湘”与“燃楚竹”，一汲一燃，显然是在做饭，准备早餐，而这些举动是通过作者的视觉才能感知的。也就是说，作者是看到渔翁了的。可是接下去的一句却说烟销后，太阳出来了，却“不见人”。这便是“反常”。刚才还看见渔翁在煮饭，如果说，因为当柴火烧的竹子不干，会冒出浓烟，或者水上突然来了烟雾，炊烟和烟雾把人罩住了看不见，这说得过去。可诗人说烟雾散开了，太阳出来了，这时视线应该变得清晰了，怎么反而“不见人”了呢。就是说，“烟销日出不见人”这个句子不符合常识，属于“无理”。等读完第四句细想方才明白，原来敢情是渔翁转瞬间煮好饭吃过饭把船开走了。“欸乃一声山水绿”，绿水青山的美貌，也就在听到撸浆声之后一一展露出来了。人的顷刻不见，原来是已隐身于山水之中。这里的闻声而不见影，作者有意突出渔翁行动之快捷。从“烟销日出”而“不见人”到“欸乃一声”而“山水绿”，经由了视觉--听觉--视觉的转换，给读者展现了精彩而动感的画面，渔翁的形象也就和江景、浆声交织在一起了。这个视听觉画面的转换，就是“反常”描述所合之“道”。这个“道”，就是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即艺术规则。
这里有趣之处在于：“烟销日出”与“不见人”构成反常，“山水绿”与“欸乃一声”则本不相干，只是“烟销日出”与“山水绿”才有因果联系，那么，按逻辑关系本来应是：“欸乃一声不见人，烟销日出山水绿”，但如果这么写，奇趣就没有了。诗人不这么写而偏作“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非逻辑性”展示了描述的“无理”。而诗作正是以“反常”先传达一种惊异感，之后的“合道”便有悦耳怡情的效果。再从诗作的意境来看，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常合道”的奇趣，写出了一个清寒而神秘的境界，隐隐传达出一种清高而孤寂的心境。
再举李贺一首《金铜仙人辞汉歌》来分析，诗的后四句曰：“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李贺此诗借铜人辞汉归魏故事，抒发他对王朝盛衰兴亡的一番感慨。这里通过拟人手法，并借助奇特想象，用以表现铜人离京时的冷落凄凉景象。铜人搬迁，时在秋天。西风萧杀，草木枯黄。长安道上，唯有“衰兰”相送。“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作者大慨想说：“天公屡阅此兴亡之变，假使有情，必又不能堪者矣”。天本无情，当然也不会老。说“天若有情”天亦会“老”，显得荒谬，“无理”。但作者这里用的是拟人手法，以必无之事，抒发了必有之情。这与作者另一首诗《李凭箜篌引》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都属于艺术上的夸张。如果说李凭弹奏箜篌到高潮时，真的乐声震动天空，使女娲用石补天之处都破裂了，以致秋雨从那里降落了下来，谁会相信？都是“反常”、“无理”，但诗词创作允许艺术夸张，所以又属“合道”。这个“道”，就是诗的艺术法则。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不但有艺术夸张，更有运用“通感”的艺术手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弦动紫皇。”“玉碎凤凰叫”，是以声类声，“玉碎状其声之清脆；凤叫，状其声之和缓”（王琦语）。“蓉泣，状其声之惨淡。兰笑，状其声之冶丽”（同上），则是以声类形了。而“融冷光”：“言其声能变易气候”，“动紫皇”：“言其声能感动天神。”这些都显得荒谬、“无理”，但都是听觉通于触觉与感觉，属于“通感”的表现手法。这种艺术法则，常常是在描述客观事物时，用形象的语言使感觉转移，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沟通、交错，彼此挪移转换，使意象更为活泼、新奇。
当代军旅诗人刘庆霖也是善于运用“通感”手法创作“无理而妙”诗作的高手，他的许多诗词作品都能以“反常”的景象表达新颖的生活情趣。比如《松花江畔行》之四：“春江夜宿待潮生，梦里心堤蒿草青。早起匆匆揉睡眼，推窗抓把鸟鸣声。”“鸟声”是不能“抓”的，作者却用了一个“抓”字，有悖于生活常识。但不用“听”而用“抓”，却使画面更加活泼，诗作更加有情趣。这种“反常”、“无理”的诗句，在他的诗集里俯拾便有，如：“手提明月行天下，怀抱诗灯挂夜空”（《中秋赏月述怀》），“提篮慢步林间觅，拾起蘑菇破土声”（《夏日捡蘑菇》），“萤火飞针缝夜幕，鸟声穿树作年轮”（《旅馆夜起》），“莺语染成莲叶色，蛙声沾满稻花香”（《农村杂咏》之二），“秋眠忽被月推醒，不许人间入梦深”（《乐山卧佛》），等等。这些就其违反生活常识、违反语言习惯乃至违反自然规律的“无理”来看，尽可定为“病句”、“疯语”，但却是通过感觉转移、功能置换，营造出了生动活泼的新奇意象，“反常”也就纳入艺术法则的轨道，获得意外的奇趣了。
可以说，这种“反常”的表述，目的在于营造文本阅读时的惊异感，冷不防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感觉冲击。用孙绍振先生的话来说，这种手法相当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陌生化”，也就是反熟悉化。它“迫使读者用某种新异的，不熟悉的眼光来看待熟悉的事物，以期强化对常态事物的感知”（《聚讼诗话词话》上编《反常合道为奇趣》）。
反常，看似“无理”，但因为在艺术领域中的“合道”，所以便生出奇趣。用“反常”博取“奇趣”，这就可以达到“无理而妙”的效果。
3、既见情痴又见景虚的诗作，其“反常”之处，不一而足，而所合之“道”则既有“情理”、也有“艺理”。
一般来说，单纯抒发情感的诗作，其“反常”多见于心思方面或行为方面，借助景象间接抒发情怀或叙写自然人生世事之类的诗作，其“反常”多见于景象方面或实体方面。前者之“无理”，有“情理”可通。后者之“荒谬”，由“艺理”可解。此外，如果一首诗作，同时兼有“情理”可通和“艺理”可解者，则其“反常”较多地表现在语词上。
李白《陪叔刑部待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曰：“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诗的“反常”就在语词上。诗的背景，是刑部待郎李晔贬官岭南，行经岳州（即今湖南岳阳），与诗人李白相遇。其时，贾至亦谪居岳州，三人相约同游洞庭湖。李白写下五首七绝记其事，这是其中第二首。诗文说，清秋佳节，皓月银辉，诗人置身清风明月、绿水深秋的南湖，忘怀尘世，遗世独立，快意良宵。末两句突发奇想，造语“无理”。“月色”焉能“赊”？荒谬绝伦。然或许可以这么想，新鲜的空气可以卖，皎洁的月光为什么就不能卖。既然可卖，当然以李白大名人的身份就可以“赊”。其实，问题不在于月色可不可以卖，而在于而著此一字，就可将自然人格化。这是拟人手法的运用。将自然人格化，人与自然有了娓娓对话，便显得亲切。这与李白当时的心情是相通的。再说，自己明明在湖上，却说：“将船买酒白云边”，亦有信口胡说的嫌疑，一样“无理”。细细寻思，假如洞庭湖面辽阔，水天相接，从船上遥看湖畔，酒家远在白云生处，只是有点夸张，也并非毫无可能。说“买酒白云边”，足见湖面之辽阔，又与次句“直上天”的异想呼应。人间酒家被诗人的想象移到天上，充满了奇情异趣，但符合艺术表现规则。且此句的“买”字，又反衬上句“赊月色”之“赊”字，使之相伴而生，少一分“突兀”的孤僻感。显然，这诗的“反常”，既合于“艺理”，也合于“情理”，其“无理”之“妙”正好表现了诗人一种超尘脱俗的幽逸情怀。
再看晏殊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首词描写的是暮春初夏景象，“杨花扑面”让行人感觉十分不爽。因此词人责怪春风，说它不懂得约束飞舞的杨花，任凭其随风飘舞，迷蒙纷乱地打在行人面上。这种怪责显得荒谬，“无理”。但这也是拟人手法，符合艺术法则。同时，词人嗔怒杨花不解人意，也就含蓄地道出心中的春愁与离思。语句“无理”，实则有情，诗作由此有了委婉深致之味。这也是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例子。
已故当代岭南诗人李汝伦先生有一首《秋场即兴》：“捱过凉初雨，秋乡少睡乡。月儿肥挂树，影子瘦粘墙。日日镰争稻，村村磙作场。塘浮谁氏艇，泼剌网灯光。”这诗说月儿“肥挂树”、影子“瘦粘墙”，肥也好，瘦也罢，都是“无理”句。还有后面的“泼剌网灯光”，同样属于描述方面的“反常”。描写“月”，通常见用圆、缺、盈、亏；描绘“影”，一般会用浓、淡、疏、密。而诗人在这里却一反常规，用“肥”言“月”，用“瘦”言“影”，尽显“无理”。但从视觉误差来看，月光照在树枝上，树枝因受光会显得比实体大一点，人影映在白墙上，影子会因其黑因其拉长而显得瘦小。这样的描述既有拟人的手法也有夸张的色彩，符合“艺理”。同时，月光的圆满与人影的消瘦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影粘墙”的奇想慨言墙上的影像随光线的移动像胶着在墙面上，不即不离的这一形象，又抒发了诗人挥之不去形影相吊的孤凄情感。还是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情形。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时，借香菱之口说：“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即“有理有情”的“无理”诗作，只存在于那些既合“艺理”又合“情理”的这一类型之中。譬如李益的那首闺怨诗、李白的那首洞庭醉后诗，如何见得“有理有情”？
分析了以上三种类型的“无理而妙”的诗词作品，对于“反常合道”之“道”究为何物，“无理而妙”的诗词究竟如何可以致“妙”，相信读者已有初步的认识，更深入的研究，便是未来尚需探讨的课题了，希望有志之士一同求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