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十五
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制度已经有二千多年了。王朝更迭一个接着一个。新旧王朝的更替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王朝只是旧王朝的衍生物，如西晋取代曹魏，可马氏政权本来就是从曹魏政权中蜕化出来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与旧王朝搏斗中产生的。如刘邦的西汉取代秦朝，朱元璋的明朝取代元朝，但复制出来的还是原来的帝王制度，汉承秦制，朱明王朝也是历代帝王制度的延续。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史学家须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宗法组织如细胞一样，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组织。国家在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无论是秦汉的县、乡、亭制，还是明清两代的里甲、保甲制，实际的统治还是依赖于当地的家族宗法组织。正史人物传记中，立有孝友、孝义这一门类，记载了各地聚族而居的义门。如《明史·孝义传》记载：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有延续八世、九世、十世的；聚居的人口，有的可以多达三千七百余人，至于百口以上则相当普遍。聚族而居的时间，可以绵延几百年，朝代已经换了好几个，而这个家族仍在那个地区生息繁衍。如《明史·孝义传》载：“郑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宋史·孝义传》、《元史·孝友传》也记载了这个郑氏家族的历史。这一类大族被人们称为义门，自己有家规家法，无论哪个朝代，都可以有人在朝廷做官，而每个朝代也要吸收他们的人在朝为官，才能维持这个地区的稳定。这个家族的族长，在地方上便是乡官，官府在地方上特别是在乡村的统治，实际上是依赖于这些聚族而居的世族大家。当社会矛盾激化，天下大乱时，他们能有组织地使自己与整个社会隔绝，以保持一隅之安定，这就是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当社会动荡波及这个地区时，他们仍能结坞自保，建立坞堡壁垒，有武装自卫，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内陆的一些乡村，还曾出现过这样一类地方性的自卫组织。在各地农村传播的秘密宗教，亦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如近代史上的罗教、清茶门、八卦教、老斋教等。其宗教组织，亦往往以家族为单位，世代传教为生。如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派冯云山去广西紫荆山山区传教时，山民客家都是“全家全族来领受洗礼”。石达开、韦昌辉、萧朝贵等人都是以整个家族一起入伙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最早的领导集团，就是若干个家族的联合组织。如果是社会上的游民自发形成会党，它的组织形式和伦理观念仍然会被打上家族宗法的烙印。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这—类由失业的江湖游民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就都是如此。他们称兄道弟，以兄弟关系来维系帮派，模仿家族宗法的备份次序，立香堂排师徒之间的辈份，奉行非常严格的宗法关系。入会的仪式要拜天地，要以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为榜样，标榜忠义。天地会的三十六誓规定：“洪家兄弟以忠孝为先，不可妨碍父母。”在这一类会党内部建立起来的秩序，实际上是变相的宗法秩序。
在一定条件下，这一类秘密组织如果能创立政权时，必然以家族宗法为其政权组织的模式，形成封建的帝王制度。实际上，它只是把家族宗法关系放大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关系。所以父家长制的宗法模式可以直接通向君主专制的帝王制度。父为一家之主，帝王为一国君父，百姓为子民，在伦理上忠孝并称，事亲与事君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腐朽的旧王朝被民众起义推翻以后，民众仍能按照自身的宗法关系复制出一个新王朝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制度得以延续二千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推翻了旧王朝，但它同时却又一次一次地复制出新的封建王朝。
我们要知道，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不同，大陆文明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之上，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基础上之家族宗法制度与帝王制度，它自然形成一整套制度、思想和行为规范，同时它具有自身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有其周期性的危机和不断重建的过程，中华民族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过来的。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有它的两重性，都包含着对立与统一，这就是辩证法。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时，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充分暴露其在现实生活中丑陋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否则的话，中华民族何以能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富强。
《春秋公羊传》开头便详细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于王正月？大一统也。
相传《春秋》之《公羊传》和《榖梁传》都传自子夏，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当时《春秋》只列《公羊》一家。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先秦时期已经形成，是秦始皇把这个大一统的思想加以制度化，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以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法令，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从此大一统的思想转化为制度规范，迄今我们的层级式官僚系统和制度，仍由郡县制演化而来，我们的伦理观念、法制观念，仍与这一套制度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些思想根深蒂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到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都有志士仁人奋不顾身地挺身而起。南宋灭亡时，1729年文天祥过零丁洋，作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就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所在。文天祥还作有《正气歌》，篇首即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其中又云：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显示其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天祥四十七岁就义后，其衣带中有赞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
仁义道德这些伦理观念，什么人讲，在什么地方讲，它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正是文天祥这样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激励着我们永不松懈、奋勇前行，这也是我们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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