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中国历史上帝王制度与宗法制度及其相互关系--廿四史读书笔记（五）朱永嘉

九
　　
　　帝王制度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姓一族的私产，那么帝王个人的家庭生活也政治化了。帝王需要驾驭的不仅有由士大夫组成的整个官僚机器，还有一个庞大的宫廷机构，即：后妃系统，以及与后妃相关的外戚系统；宗室诸王以及作为皇位继承人东宫太子的一套班子；还有为宫廷生活服务的宦官系统。这样一个庞大内部系统必然有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不亚于帝王与外朝官僚机构的矛盾。
　　
　　帝王生活圈子处在宫廷范围内，而宫廷后苑也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礼记·昏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个数字是理想化的设计，然而在帝王身边确实存在着一大群妻妾，加上侍候这些后妃的女官、宫女、宦官，不下数万人之多。如秦灭六国，把六国后宫的嫔妃都掳至秦都咸阳的后宫中；汉武帝时，后宫号称“掖庭三千”，后妃有十四个等级，规模庞大；唐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可见帝王后宫嫔妃、宫女人数之多。
　　
　　宦官也是一个人员庞大的系统。他们在后宫替帝王以及后妃服役，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及严密的机构。这在秦代叫将行，汉景帝时更名曰大长秋，那时是士人与阉人兼用，到了东汉专用阉宦，隋唐叫内侍者，明代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为首的叫司礼监，它的首领叫司礼太监。史载，明末宦官与宫女加在一起，有十万人。由于宦官生活在皇帝身边，所以经常“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汉、唐、明多次出现过宦官专权的局面，有的宦官甚至还掌握着对帝王生杀废立的大权。
　　
　　帝王并非个个都如秦始皇那样是个工作狂，“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帝王只是极少数。（《史记·秦始皇本纪》）他们中有不少人成天耽于声色娱乐，成年累月不理朝政。而且在那么多女宠的包围下，帝王荒淫过度，寿命不长。在有的朝代，如东汉多是幼主嗣位，那么王朝的权力必然旁落到女主手上，而女主只能仰仗外戚或宦官来执掌权力。所以女主临朝，经常是宦官与外戚专权。虽然许多王朝规定了不少制度和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实际收效甚微。汉武帝晚年由于发生“巫蛊之祸”，戾太子及卫皇后都被迫自杀。武帝立六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为防范吕后专权的事件重演，竟逼死了太子之母钩弋夫人。但西汉外戚专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却是愈演愈烈。西汉王朝最后亡于王莽，王莽出身也是外戚，其姑母是孝元帝的皇后，元帝懦弱无能，大权便落到王氏手上。元、成、哀、平之世，一代不如一代。可是王氏一家却出了五个大司马，长期操纵朝纲，最后，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北魏有成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但北魏最后还是亡在灵太后手上。
　　
　　对宦官的限制，历朝都有定制。以明代来说，朱元璋在后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明文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尽管法律条文对宦官的限制是那么严厉，但后来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朱元璋儿子明成祖就不执行。“靖难之役”时，建文帝那儿的宦官便与朱棣相互勾结，私通消息。成祖即位之后，就大批地重用宦官。宣宗时，还设立内书堂，为幼年的宦官讲学。朱元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禁令被取消了。明末宦官为祸之烈，不亚于汉、唐，巨阉魏忠贤可以在全国各地立生祠，可见其威风和气焰了。宦官专权的根子还是在帝王制度本身，阉宦之祸是帝王制度自身必然的产物，不能从一姓一氏权利归属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是非得失。当然，外戚、宦官、后妃这个群体内，不是没有有贡献的人，如卫青、霍去病都是出身于外戚；宦官中也有过蔡伦与郑和。至于女主临朝，也不能完全抹杀她们的政绩，如北魏的冯太后，应该说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有贡献的。但是，在这一群体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腐败现象，是帝王制度自身的产物，腐败的根源在于皇权的高度集中，且又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加以防范和限制，都无法从根本上来加以解决。腐败到极端，就是王朝的崩溃和解体，尔后又建立新的王朝对原有的制度重新进行调整，这大概也可算作帝王制度的一种自我调节功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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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不可能长生不死，皇位只有通过世袭才能保持在一家一姓的范围内，这样，皇位的继承就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皇位世袭，由帝王在其诸子中指定一个作为接班人。怎么指定呢？立嫡？立长？立贤？都有矛盾。战国以后，就有预立太子的制度。秦国是不预立太子的，正因为如此，吕不韦才可以把子楚作为奇货可居，搞了一次政治投机，爬上了秦国丞相的位子。汉代是有预立太子制度的。自西汉开始，预立太子实际上已成为历朝历代带有普遍性的制度。
　　
　　预立太子后，要为太子建立官属，太子的官属机构，成为古代的影子内阁。》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汉代还为太子设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张良为少傅，以后各朝东宫都有官属，只是名称略有变化而已。明代规定：东宫大臣，无定员，无专授。所以这样做，朱元璋是有一番考虑的。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率军亲征，让太子留守监国，他认为“别设宫僚或生嫌隙，乃以朝臣兼宫职”。朱元璋害怕搞两套班子，容易引起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矛盾。洪武三年，又有臣僚建议，请专任东宫官，罢兼领。结果，“帝谕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立法兼领，非无谓也”。（《明史·职官志》）江充之事系指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父子之间刀兵相见，戾太子最后被冤死，事端便是由江充治巫蛊所引起的。朱元璋采取朝臣兼领的办法，就是为了避免朝廷与东宫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父子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预立太子以后，时间一长，父子之间的矛盾，诸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就很难避免了。皇帝不满意已立的太子，或者另有宠爱，那么究竟是废黜原来的太子，还是不废，常常犹豫不决。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结果都很不好。对其中一部分人，总是意味着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由于这个矛盾而酿成的悲剧，真是一幕连着一幕，几乎从未间断过。皇位继承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器成了一架专门吞食皇族骨肉的吃人机器，无论什么人，如果卷入了这个漩涡，都难以摆脱悲惨的结局，最后只能哀唱“愿身不复生帝王家”的挽歌了。
　　
　　实际上，太子一旦地位确立之后，要废掉他也并不简单，因为不仅仅是太子一个人，而往往涉及一大批人，要伤筋动骨，大动干戈才行。而且，每一次太子的废立，也都意味着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要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自相残杀。这里试举一例：五胡十六国时期，石勒在北方建立政权，国号赵。石勒死，他的养子石季龙夺取了政权，石季龙在诸子中选立石宣为太子，并以石韬为太尉。不久，石宣与石韬兄弟俩的矛盾尖锐起来，石宣派人杀了石韬。石季龙查实此事，大怒，将太子石宣杀死，并把其尸骨烧成灰，又杀石宣妻、子九人。石宣的幼子，只有几岁，石季龙甚喜爱此孙，抱之而泣。幼子痛哭说：“非儿罪。”石季龙想赦免他，大臣们不听，遂从石季龙怀中抢过来，幼子扯住石季龙的衣襟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接着，石季龙又下令将石宣的卫士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施以车裂之刑，将碎尸扔进漳水。不久，又将石宣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发配到凉州戍边。石宣死后，大臣们再次议立太子，石季龙痛心疾首地说：“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儿年二十便欲杀父。”（《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其实这与遗传基因无关，根子仍在皇位继承制度上，不过表现在暴君石季龙父子身上，更为残忍凶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