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vous”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从它的原意及其用法可以引申出“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的意思，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用来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专业术语。现代的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变得很常见。
当然，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般的西方人，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是那种即使健康状况良好，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神经不要太紧张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读者。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是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所不能比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的商人都有一种急切、不安的心态（西方国家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到自己的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心情烦躁、坐立不安，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我们处处流露着这种精神状态。
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必须写点儿什么；我们不停地搓着双手，好像跃跃欲试去干一番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然后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还未发现的危险事物正悄悄地袭向我们；我们还都有种感觉，某件事情正迫切地等着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就这样，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像“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的全天候紧张。
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房间的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等，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每天的生活被我们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丝空闲，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人说，银行家只有抱着银行才能安稳地睡觉。可见，股东们获利的时候，也正是银行家痛心疾首之时。
现在，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即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某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也不会发现“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解剖中国人的死尸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发生的机率特别小。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神经组织和西方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我们。
中国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位置上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他可以像一台自动写字机，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待在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做其他的事，天天如此——没有、不需要有、也没想过要有变化。
中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没有休息，没有运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孩子们一定会被逼得发疯。西方的孩子几乎从出生就好动，长大一点，还会像猴子一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而在中国，婴儿被抱在怀里只会静静地躺着，长大一点，也只是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中国人不爱动，他们觉得活动筋骨对身体来说是没必要的，对外国人都爱散步也很不理解。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中国的教师就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的，要付给她多少钱？”他根本不会相信“不用付钱”这样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么累的事，完全可以雇苦力去做，何必自己去呢？要是告诉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那他就更听不懂、更不能理解了。
在睡觉方面，中国人的习惯与西方人的也是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觉，影响我们没法睡觉的任何因素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他们睡觉的时候，房间太亮、别人说话太吵、婴儿啼哭，这些都不是问题，根本就吵不醒他们，他们依然鼾声如雷。
夏天午后的两个小时，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本能似的“像熊冬眠”一样，就地躺下就睡，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横卧在三轮车上的人，脑袋垂着，张着大嘴，任由苍蝇飞进飞出。如果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招募一支部队，那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会很容易地通过考核。
来源：（美）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情》
作者简介：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7—1932.8），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名明恩溥。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后开始学习神学。1872年，他接受美国公理会差遣与妻子来华传教。《中国人的性情》（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在华传教22年后的一部代表作。其内容最初只是阿瑟·史密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894年，作者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由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成书，该书又被抢购一空。后来，该书、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另外，中国人也不讲究空气的质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环境很糟糕，空气是不流通的，除非台风掀掉屋顶，或者房屋的主人迫于饥饿，拆掉房子卖木料换钱买粮填饱肚子。中国人住得非常拥挤，但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神经紧张并容易激动的话，无疑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不幸的。
中国人极能忍受身体的疼痛，这也是他们神经不会太紧张的表现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即使我们外国壮汉都难以承受的疼痛，中国的病人却能轻易、勇敢地面对。“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这是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说过的话，但这肯定不是出自本意，如果这话是对的，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著名女诗人布朗宁夫人说过：“不能感同身受地去看，只会造成曲解。”但这只是对像她一样有着敏感神经的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观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事的时候。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外国人不常出现的地方，无疑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们好奇的目光让我们如芒在背，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我们时常抱怨，他们的围观简直可以让我们“发疯”，其实，他们只是不带感情地看，无意伤害我们。
中国人愿意在众目睽睽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做事，他们也不在意。对他们来说，西方人的这种本能感觉很奇怪。中国人并不在乎有人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但是如果有人对别人的观看不满，那么他自然怀疑那个人不正常。
中国人和外国人最大的区别，就表现在如何对待病人上。对西方人来说，睡觉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他平时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他病了就有权要求不受打扰。当然，为了确保尽快治好病，家人、朋友、医生、护士也会全力配合的。如果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会更加的安宁。
而在中国，某人生病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干扰接踵而来，病情越严重，干扰也会越多。在这个时候，没人想到需要安静，也没人要求安静。探视病人的客人来来往往，热闹地迎接、招待、相送；亲人担心病人不久会死去，在病房里痛哭不止，甚至请来和尚、尼姑或者驱鬼的巫师来大闹一场。
这些场面，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她。”法国夫人对探视者说的这句话，西方人都大为赞同。但是在中国，人们决不会请求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担忧和焦虑笼罩着所有的人，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外界的压迫，而且还要深重得多。中国的许多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纯粹是靠天吃饭，雨水减少带来的干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雨水增加引发的洪水会毫不留情地冲毁他们的家园，还是会挨饿。如果惹上了官司，即使他是完全清白的，也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对西方人来说，等待一场必定会出现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但是中国人面对灾难，会“眼睁睁地去忍受”，这也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成千上万的百姓在灾荒年月默默地死于饥饿，亲眼目睹这些人的凄惨更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西方人很难真正了解、懂得中国人，就像中国人很难正确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追求一样。
中国人一直是一个谜，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是如此。除非我们心中深信这些人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的，否则，我们更加无法理解他们。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这种说法对这一民族未来的影响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一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谁能更适应呢？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道疲倦也不焦不躁的中国人呢？
来源：（美）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情》
作者简介：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7—1932.8），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中文名明恩溥。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后开始学习神学。1872年，他接受美国公理会差遣与妻子来华传教。《中国人的性情》（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在华传教22年后的一部代表作。其内容最初只是阿瑟·史密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写的，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894年，作者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由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成书，该书又被抢购一空。后来，该书、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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