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联的产生和发展
刘叶秋先生曾有这么一段话:“对联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对联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文艺形式,单音个体的汉字,使它的产生具备方便的条件;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诗,开其句法之先河;由六朝的酝酿至唐初而形成的近体诗,又给它提供了格律的依据;于是五代时对联的出现,就如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学海纷葩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92页)
关于对联的发展,常江先生《中国对联谭概》(华夏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概括为“萌芽阶段”(由魏晋南北朝至唐末五代)、“发展阶段”(宋元)、“成熟阶段”(明清)。余德泉先生《对联通》(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以唐代为“对联的产生时期”,宋元明为“对联的发展时期”,清代为“对联的鼎盛时期”。湖北周质澄先生将对联的历史沿革分为萌芽(从汉到五代)、推广(宋、元)、繁盛(明、清)、振兴(建国后)四个时期(见王庆新主编《中国当代联坛千家论典》,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40页)。我以为,这三个说法大体上符合对联的发展史。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自序》,第一句话就是:“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馀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在《楹联丛话·卷之一》的开头又说:“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他转述的纪昀的话,出自《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消夏录五》:“门联唐末已有之,蜀幸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330页)
他的这个说法,大约来自以下史料:
《宋史·西蜀孟氏世家》载:“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
北宋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的《杨文公谈苑》说:“幸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将致讨之前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契长春。明年蜀亡。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知益州,长春乃太祖诞节圣节名。寅逊归朝,为太子中允,上疏谏猎,诏褒之。”(《类苑》卷四十七)
北宋初张唐英的《蜀梼杌》说:“蜀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非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圣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
北宋黄休复《茆亭客话》记载:“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前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喜书札,书东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蜀主”即孟知祥,“伪太子”即孟昶。
北宋秦再思撰《洛中记异录》也有孟昶自书桃符的记载:“孟蜀于宫城府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之子喆尝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祚长春。’喆受拜,致于寝门之左右。”(王河,真理《宋代佚著辑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南宋学者、藏书家李攸《宋朝事实》说:孟昶“每岁除夕,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以其非工,昶自命笔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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