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第一个方面，即思想内容方面。此外，还有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外在形式方面。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9月有高玉的一篇文章——《对联起源考论》，文章说：“对联既是文化又是文学。对联有两个源头：一是具有巫术性质的中国古代桃符、门神风俗；二是汉语言特有的对偶句文学的演变发展。这两条线索不断向前发展，最后交汇融合，便产生了春联，现代意义上的对联则是由春联演化而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有局限（只看到了“汉语言特有的对偶句文学”而没有涉及古代哲学思想），又不十分准确（如“现代意义上的对联则是由春联演化而来的”），但也比较客观地抓住了对联起源的两个方面。
对这种桃符风俗最早记载的是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据东汉初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桃有辟邪的作用，古人就有对桃木的特殊信仰。《岁时记》说：“桃者，五行之精，压伏邪气，制百鬼。”《本草经》说：“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淮南子》记载：“羿死于桃棓。”东汉高诱注：“棓，大杖，以击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岁，旦植门以辟鬼。”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引《后汉书·礼仪志》：“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为梗，言气相梗。梗，更也。”《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也说：“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用桃来制鬼辟邪，《礼记·檀弓》、《左传》、《周礼》等典籍都有记载。桃符的前身，便是桃梗和桃枝。周代就出现了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
由于桃杖的神奇作用，汉代有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礼仪志》)。将桃刻削成人形，也是古人采取的辟邪手段。《战国策·齐策三》记载：孟尝君打算入秦时，苏秦对他讲了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其中有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代已有削桃木为人的桃梗了。
比较详细地记载这种桃符文化及其演变的是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第八·桃梗苇茭画虎》：“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仲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缚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烧悟虎皮饮之，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至于“桃符”一词的最早出现，大约是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帖鸡户上·桃符镇鬼》：“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按：魏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著门户，逐疫，礼也。”
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形象地描述了这一风俗。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皇朝岁时杂记》云：“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
据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所编纂的《说郛》卷十《续事始》记载：“《玉烛宝典》（隋代杜台卿著）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日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或'郁垒’之字。”这种改画像为题神名的桃符，就是后来的春联的雏形。
常江先生曾经说：“以字代画，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然而二者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由'书二神字’到写吉祥文字，则是一场大变革。这一变革发生在五代，中心人物是后蜀主孟昶。”（《中国对联谭概》，华夏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3页）
——于是，古代的桃符、门神风俗和汉语言特有的对偶句文学这两条线索，终于交汇融合了。也就是说，春联从此诞生了。
刘太品先生有一篇文章《桃符与神荼郁垒》（见中国楹联论坛网），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从桃符到春联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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