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透过严复（1854-1921）译案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9-90）的《原富》（或译为《国富论》，1776年初版），(1)来了解西洋经济学说在中文词汇与概念尚不足够的情况下，是用哪种词语和「思想方式」传入的？(2)从追求富强的角度来看，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义」、「最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对清末的知识界和积弱的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与作用？先介绍史密斯的思想，以及《国富论》的主要内容，之后解说此书在其他非英语系国家有过哪些不同的译本，这些文化背景和条件各异的国家，对《国富论》所传达的思想，产生过哪些相当不同的反应。有了这项国际性的比较之后，才更能理解：2000年之前此书在中国只有四种译本，比起日本的14种和德国的十种，热烈度并不高。中国各界对此书的反应，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最多也只能说是平淡无奇。
本文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解析严复思想的经济面向。「严复现象」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很值得重新出发再深入的题材，新的研究角度很需要引入各项专业领域的分析工具，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生物学。以严复和《原富》为分析对象，一因严复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因《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绝对的开创性地位。这本名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阶段，透过「译文虽美，而义转歧」的节译和丰富的案语，不论从经济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有显著的意义。
在晚清最后的半世纪期间，有不少西洋经济学说对中国产生过影响。从个别人物的角度来看，严复与《国富论》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一环。从经济路线的角度来看，除了自由主义，在同一时期传入的还有社会主义、保护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也就是说，本文所处理的题材，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在一个百家争鸣环境中，以现代较冷静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其中较亮丽的一朵而已，不必赋与过高或过广的评价。
作 者：赖建诚
Cheng-chung Lai (1996): “Transl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5(2):467-500.
Cheng-chung Lai (1996):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1(7):2069-83.
一、
初期的介绍
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不少著述提及史密斯和《国富论》。单以《万国公报》为例，就有不少地方提到史密斯，例如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 （分16章 100节，第43-88册，1892年8月至1896年5月，页12992-16030）、卜舫济〈税敛要例〉（第67册，1894年8月，页14576-81）、马林与李玉书的两篇文章〈各家富国策辨〉（第121-2册，1899年2-3月，页18268起）、〈论地租归公之益〉（第125册，1899年6月，页18550起）。在此只选艾约瑟的例子，来看他如何介绍《国富论》，之后再看陈炽宣称重译此书的误解过程
1. 艾约瑟。
英国教士艾约瑟（Dr. Joseph Edkins）写作〈富国养民策〉的基本用意，是要以启蒙书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西洋的富国养民之道（以经济政策面为主）：「富国养民书，即论辨财之一门学术。余将于辨学启蒙书，剖白其学术学业之义，是书无劳多赘，止论解夫何者为财足矣。」（页12997）。这种启蒙书的基调，在页13876论「设立行会之暧昧」时再度表白：「此启蒙书篇幅无多，不能将设行会无益之情形，详细论讲。」从此文在各册连载时所占的篇幅来看，长者达7页（如首篇的页12992-8），短者不到1页（如页15774-5论「国家承办之利益」和页15824-5「论国家承办之各弊」）。下一个问题是：艾约瑟写这篇16章100节的长文，所根据的底本是哪一本或哪几本经济学著作？他未明说，我想有可能是从几本相关著作综述出来的。我找到三个地方直接引述史密斯的学说，分述如下。
他最先评述史密斯的地方，是在首篇导论（页12996）：「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虽然他对史密斯如此赞许，但从全文16章的结构来看，又与《国富论》不一，例如「论分工」是史密斯的首章，而在艾约瑟的文内却是第26节。现在来看他在此节内，如何引用史密斯的观点。
「斯米曾如是云：铁匠打造铁钉，夙昔未尝习其业者，一日成造二百枚，且不甚嘉。曾经习其业者，一日可成造八百枚、千枚不等，自幼习熟其手艺者，一日中成造至二千三百枚亦可。此等譬喻无庸多增，凡余等所见极精工雅致之器用什物，均为费若许时日习熟此业之人造成者也。」（页13409）。艾约瑟所选的这段介绍，确是译自《国富论》首章首节内的一段（原文见Smith 1976:18），但并未抓到要点，没能展现出分工的特殊效果。我们只要对比严复的另一段译文，就可看出何以艾约瑟没选到论分工的要点：「不见夫业针者乎？使不习者一人而为之，穷日之力，幸成一针。欲为二十针焉，必不得也。今试分针之功，而使工各专其一事，…则一日之功，可得八万六千针，而或且过此数，此见实事者也。使以十八人为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针也。往者不分其功，则一人之力，虽至勤极敏，日不能二十针。今也分其功而为之，则四千针而裕如。然则以分功之故，而益人力二百倍有余也。治针如是，他制造可类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页6, 原文见Smith 1976:15）。艾约瑟若选介此段，效果必然更明显。
第二个例子，是第45节「亚当斯米论工价五则」（页13737-40）。《国富论》首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查其写法，并无如艾约瑟所列举的工价五则，但基本的意思则类通。这第45节可能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简化条列的结果。
第三个例子，是第16章「征税」内的第97节（页15960-2）：「酌定税之数端要理」。他在此节的引言上说：「国家酌拟赋税，首先道及应遵之诸要理者，即亚当斯米（《泰西新史览要》作师米德雅堂）所创论而声明之者也。论诚至善，凡习富国养民学者，务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试为依次列下。」他列了四点「要理」，我们可以确定这四点是出自《国富论》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论赋税」的引言：(1)公平，(2)确定，(3)缴税的方便，(4)尽量轻税。艾约瑟把史密斯的原文（见Smith 1976:825-7），作忠实完整的译写。
2. 陈炽
陈炽（1855-1900）是江西瑞金县人，1889年任户部主事，1891年升为户部员外郎，1896年升为户部郎中，1900年卒于北京。他的生平、著作、译作都收录在《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
他在1896年12月25日第15期的《时务报》上，发表一篇译作〈重译富国策〉，之后在第16、19、23、25等四期上连载（重刊于《陈炽集》页274-95）。他在「叙」内说：「英人斯密德，着《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也。…旋假得西文《富国策》原文，与同文馆所译华文，彼此参校，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译者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百无一存。…三十年来，徒以译者不工，上智通才，弃如敝屣，又何效法之足云！…」
从《陈炽集》页387-99的「陈炽年谱简编」，我看不出他有过机会学习英文。他是传统科举出身，28岁（1882）「秋，应乡试，中式第46名举人」，所以应该无机会通晓英文。我猜测他是与友人合译的，因为他在「叙」中说：「适有友人自南方来，熟精西国语言文字，下榻寓邸。退食之暇，晨夕剧谈，因及泰西各学。友人言欧美各国，以富强为本，权利为归，其得力实在《富国策》一书，阐明其理，而以格致各学辅之，遂以纵横四海。」
然而细看陈炽译文的目次，内分生财与用财两卷，卷一有7章，卷二有4章，这和《国富论》的篇幅与结构都不同。《陈炽集》的编者，在此项译文末附汪凤藻译法思德《富国策》的目录，内有三卷：卷一论生财，卷二论用财，卷三论交易；卷一内有7章，卷二内有9章，卷三内有10章。从这项对比可以看出几件事：(1)陈炽译本卷一与卷二的标题，和汪凤藻的译本相同；所以陈炽所见到的同文馆译本，很有可能就是汪的译本。(2)陈炽只译到卷二的一半（前四章），第三卷未译。(3)陈炽把原作者法思德（Henry Fawcett, 1833-84）的《富国策》，误以为史密斯才是原作者。法思德的原著是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3)，此书由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口译，汪凤藻笔述，1880年由同文馆出版，另有「益智书会」本，在日本排印。
简言之，陈炽完全弄错了《富国策》的作者，胡寄窗（1982:1614）的注文说得更尖锐：「对于陈炽来说，他更不可能理解（史密斯的）《国富论》与汪译《富国策》有何区别。」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说：在1902年严复出版《原富》之前，知识界大概已经知晓史密斯的名字，以及《国富论》这本名著的重要性。艾约瑟在1892年介绍了此书的某些片段，陈炽在1896年时还称赞「英人斯密德，着《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只是没想到他完全认错了人和书。
二、
《原富》的诞生与修订
根据刘重焘 (1985) 和皮后锋 (2000) 的研究，严复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30日之间译完《原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严复翻译时所根据的《国富论》英文底本，以及严复手校《原富》的前两部。严复所用的英文本，是Thorold Rogers教授（1823-90）编校的版本，188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上下两册，初版1869，再版1880）。皮后锋列表详细说明，严复译此书的进度与校对过程。
《原富》首先是在1901-2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分8册），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加上断句，并附上书后的80页「原富译名表」：标示出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原文，并稍解说其背景与意义，但仍有多处是「未详」（如页2）。1931年的商务版称为《严译名著丛刊》共八种，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77年重印此丛刊，其中的《原富》是「人人文库」特506-8号，上中下三册共978页，我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新发行这套丛刊，还是八种，重排之外还加上新式标点，也作了内文的校改，更方便的是，把原先放在书末的译名对照和注文移为脚注，方便查对。
以上是《原富》出版后的几项大变动，以下综述严复译此书的过程与心境。所根据的材料，是严复和吴汝纶之间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写给张元济的20封信（《严复集》页520-57，1559-66）。我的用意不是考据，纯是当作简要的背景解说。以下简介吴汝纶（1840-1903）和张元济（1866-1959）的生平，以及他们和严复的关系。
吴是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主编《李文忠公全集》(1905)，著作见《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1904)。《天演论》和《原富》的序，都是严复敦请他作的（见《严复集》页520, 1545，以下页码皆同出处）。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18年进士，刑部主事。戊戌后去上海，先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出版《原富》，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日后是商务的长期领导者），由此可知严复著作与商务之间的关系（页524）。我先从严复给张元济的信函，来重构此书的译改过程，再从严复与吴汝纶的往返信函，补充说明严请吴写序的经过。
1. 译书
严给张元济的第二封信（1899年2月25日）说：「见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若不如此，则一年可以蒇事。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无从人愿否？」（页527）同年7月3日他对张说：「弟暇时独以译书遣日，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然已八九册，殆不下二十万余言也。刻已雇胥缮本，拟脱稿时令人重钞寄几下，但书多非可猝办耳。」（页532）可见进度不错。
在8月20日的信上说：「目下亚丹斯密《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盖其书共分五卷，前三卷说体，卷帙较短；后二卷说用，卷帙略长。弟今翻者，已到第四卷矣。拙稿潦草胡涂，现已倩人缮清。…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页532-3）这段话显示进度已过半，唯清稿之事迟缓烦人。另一要点，是他解析此书的意义与重要性，很可以显示严对此书的见解。
同年（1899）10月9日的信说：「《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罢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而所得不过如是，则甚矣此道之难为也。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不可言。伏惟译书原非计利，即使计利而每册八十余金，亦为可估之善价，岂有不欢喜承命之理耶？」（页534）这封信除了谈进度，也表达他对稿酬的满意。
翌年（1900）2月2日的信再度说明进度，以及他对译书的感受：「《原富》稿经仲宣倩人分抄，蒇事者已尽前六卷，不日当由仆校勘一过奉上。其续抄之六七册，正在重加删润，日内当可发抄矣。刻已译者已尽甲乙丙丁四部，其从事者乃在部戊论国用赋税一书之约；若不以俗冗间之，则四月间当可卒业。但全文尽译之后，尚有序文、目录、例言及作者本传（拟加年表，不知来得及否）。又全书翻音不译义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又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搉，往往往返需时。如此则译业虽毕，亦须两月许方能斟酌尽善。甚矣，一书之成之不易也。...近者吴丈挚甫亦谓海外计学无逾本书，以拙译为用笔精悍，独能发明奥赜之趣，光怪奇伟之气，决当逾久而不沉没，虽今人不知此书，而南方公学肯为印行，则将来盛行之嚆矢云；然而亦太自苦矣。已抄之稿，当交李君带南，抑仆于月底赴泸自携呈政，此番决不次且矣。」（页537-8）
同封信内对稿酬另有提议。除了议定的二千金，他希望日后出书时译者也能坐抽几分，口气是商量性的：「商印是书，鄙意似不以即图久远为得，盖恐其中尚当修改，改则所费不赀；果使他日盛行，则雕之以图久远可矣。公意以为何如？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贰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隗千金市骨之意也。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不必拘拘矣。」（页538）
过了一年，1901年4月25日的信说：「《原富》拙稿，未经交文报局寄南。顷得吕君止先生来书，始言经交敝同乡邓太守带去。盖君止入都时，木斋将此稿五册付之挚甫，而是时适邓入都，闻旁人言其人不久即将南归，君止遂属挚甫将稿检交此人，不图遂尔浮湛至今也。...一稿之烦如此，真令人生厌也。刻吴、卢两处均有信去，即今果尔浮沈，当另钞寄，不至中断矣。」（页540）可见书稿已完成，托人转交迟迟未达，甚是烦忧。同年六、七月间的另一封信（无日期），显示稿件安然，甚至「喜极欲涕」：「...则《原富》原稿五册由吴挚甫处已寄到。其稿所以迟迟者，缘始杨濂甫接盛丞电索，适挚父在幕，知其事，又适卢木斋在都，因嘱木斋迅往唐山取书到京，卢即照办；及书到京，由挚交濂甫嘱速寄泸，濂甫忘之，久阁，寻挚又得书，乃往濂处取回，而于晦若又取去，读久不还；四月初弟又以书向挚问浮沈，挚始于前月之望，向于斋头取寄津，此展转迟阁之实在情形也。顾浦珠赵璧究竟复还，安知非鬼物守护，转以迟寄而得无恙耶？走自怜心血，不禁对之喜极欲涕也。今保险寄去，兄知此意，书到勿忘早覆也。」（页541）真是一波三折。
同年（1901）8月6日的信，再度谈到出书后抽分的事：「...所言嗣后售卖《原富》一书，作定值百抽几，给予凭据，以为译人永远利益一节，未得还云，不知能否办到，殊深悬系。鄙知老兄相为之诚无微弗至，亦知此事定费大神代为地道，但以权有所属，或不得竟如台恉，此仆所以深为悬悬者也。夫平情而论，拙稿既售之后，于以后销售之利，原不应更有余思；而仆于此所不能忘情者：一、此书全稿数十万言，经五年之久而后告成。使泰西理财首出之书为东方人士所得讨论；而当时给价不过规元〔银〕二千两，为优为绌，自有定论。〔严在1899年10月9日的信上说「承许以两千金购稿，感谢至不可言」〕。二、旧总办何梅翁在日，于书价分沾利益，本有成言。三、于现刷二千部，业蒙台端雅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是其事固已可行；而仆所请者，不过有一字据，以免以后人事变迁时多出一番唇舌，而非强其所必不可。」（页543）这封信长达两整页，主要是在力争抽分之事。以上所引只是其中一半要点，可见对此事关切之深。
同年（1901）9月2日的信，与《原富》相关者二事，一是抽分之事：「《原富》分利一节，有兄在彼，固当照分，所以欲得一据者，觊永远之利耳。然使其人不相见爱，则后来所卖，用以多报少诸伎俩，正可使所望皆虚，吾又乌从而禁之乎？不过念平生于牟利一途百无一当，此是劳心呕血之事，倘可受之无愧，且所求盖微，于施者又为惠而不费之事；若闻者犹以为过，则亦置之不足复道也。」（页545）从这段话看来，此事似乎尚无定论，出版社内部仍有争议。另一件是托吴汝纶写序：「《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交挚甫斟酌，并乞其一序，至今未得回音，正在悬盼，顷拟信催，俟寄来即当奉上。渠前书颇言，欲见全书，始肯下笔；如五部均已刷印，即寄一二分见赐，以便转寄与此老，何如？」（页545）
书稿之事大致底定。严在光绪27年「除夕前二」（1902年2月5日）说：「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月初已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于开河时以二、三十部寄复，将以为禽犊之献也。」（页546）过了一个多月（正月卅），再催此事：「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不知此书近已毕校刷行否？信来见告，以慰悬悬。最好有便人北上时，托其携带一二十部见与，其价值自当照算也。」（页551）同函中另谈一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对《原富》的前两卷（在1901年已先出版）有所批评。严复说：「近见卓如《新民丛报》第一册，甚有意思；其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愿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其谓仆于文字刻意求古，亦未尽当；文无难易，惟其是，此语所当共知也。」（页551）
2. 写序
以下转谈严请吴写序的事。1898年3月20日，吴给严的信上只有一句话与此书相关：「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页1562）过了五个月，吴的反应就明确多了：「惠书并新译斯密氏《计学》四册，一一读悉。斯密氏元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盖非一览所能得其深处。执事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又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真济世之奇构。执事虚怀谦挹，懃懃下问，不自满假。某识浅，于计学尤为梼昧，无以叩测渊懿，徒以期待至厚，不敢过自疏外，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供采择。其甘苦得失，则惟作者自喻，非他人所能从旁附益也。」（页1562）
翌年（1899）3月11日吴说：「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諈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页1563）吴的态度消极，严于3月18日再函谈此事。吴在4月3日的回信仍然推却：「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着《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页1564）
此事至此都只有吴的信函可当左证，严致吴的信虽多，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封，第二封（1900年元月29日）曾简要地谈及此书：「...《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以□□之雅，乃累先生念之，岂胜惶悚。...《原富》未译者尚余五分之一，不以作辍间之，夏间当可蒇事。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谁属矣。先生其勿辞。」（页522-3）
1901年6月4日吴的回信态度还是推却：「《原富》大稿，委令作序，不敢以不文辞。但下走老朽健忘，所读各册，已不能省记。此五册始终未一寓目，后稿更属茫然。精神不能笼罩全书，便觉无从措手，拟交白卷出场矣。」（页1566）严在同年秋再去一函（无日期），坚持再请：「数日前曾邮一书，并拙作《斯密亚丹学案》，想经霁照。昨有友赴保，托其带呈甲部两册，兹复呈上译例言十五条，敬求削政。此二件并序，皆南洋译局所待汇刻成书者，即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页524）此后无双方信函可说明此事的发展，但从《原富》得知，严的「译事例言」写于1901年9月，吴的序文作于1901年12月（页524）。一年多后（1903) 吴逝
3. 修订
1902年《原富》出版后，黄遵宪写信告知读后感（无日期，应在下半年）：「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此则弟居于局外中立，未敢于三说者遽分左右袒矣。」（页1571-2）1903年元月7日夏曾佑写给严的信甚富趣味：「《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即请着安。」（页1574）
严扬（1997:359, 364）告诉我们：「《原富》出版后数年，大概严复自认为译作中存在诸多缺陷，于是着手做大量的增删；惜只完成斯密·亚当传、译事例言、发凡、部甲的前六篇，按篇幅计，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强，因而遗留下一份未完稿。…这份手稿没有标明年代，但由篇四第六段新增案语可以看出，严复所期待的支那国家银行，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成立，名为大清银行。所以作此稿的年份，最迟不会超过1908年。…这份手稿写于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线装本《原富》一书之上，用朱笔书写。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各篇文字的逐句圈点，删改译文二百余字。二、删去译事例言中“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一段。篇四“验精杂难于审重轻，而所系亦重，故制币先有官印。…”和“泉币之等，其始皆即重以为名也。…”二段。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全篇。三、新增案语二十七条。对原有的十一条案语中的七条做了删改，“案”字均改为“严复曰”。」
严复对译文的诸多删修，在严扬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对比，其中大幅删去的有两处，一是篇四「论泉币之始」内的最后两大段，叙述英法等国的货币制度史，或许他认为中国读者的兴趣不大。二是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内容是「论物品的实质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周宪文1964年译本用语）。此篇内容多是经济学理的细部析述与争辩，严复在《原富》内对此篇的案语有八条，尤其是最后的一条最长（人人文库版，页44-6），有两整页。在这八条案语内，严复对此章的内容与史密斯的见解多有微词，所以在修订时，或许是考虑读者的需求，以及内容的抽象杂纷，才决定删除全篇。
在修订的过程中，严复增写27条案语，严扬（1997:361-4）把这些案语的位置和内容，作了完整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严复的补充见解。整体而言，在修订全书约5%的过程中，严复就做了这么大幅度的调整与增删，若他把全书修订完成并出版，那会是一项有趣的事。
三、
严复研究
单以中文出版的文献来说，研究严复的著作从20世纪初起，至今几乎从未断过。其中有一段较高潮的时期，那是大陆在1980-90年代，重新排印严复的著作（《严复集》五册），以及他的译作（北京商务印书馆），此外也有好几本严复的传记，以及三次以严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黄克武1998a）。严复研究的层面相当庞广，有人论他的翻译，有人论他的各种思想，以下略述几项主要相关文献。
(1) 著作和译作。最重要的是《严复集》五册 (1986)，内容以他的诗文、书信、案语、着译、日记为主。王栻与王佐良（1982）主编的《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在页153-67大事年表内，以编年体表列他的主要活动，以及重要著作和译作的年份。牛仰山和孙鸿霓（1990）编的《严复研究资料》，在页464-97详列翻译作品和各种著述的不同版本与出版处，内容相当完整。黄克武（1998）第二章评论清末民初以来，学者对严译著作的讨论，是相当体系性与问题性的评述，很可以参阅；此外，他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也很完整。
(2) 研究资料。上列王栻与王佐良（1982）页168-71，附有东尔编辑的严复「研究论文索引」；牛仰山和孙鸿霓（1990）页503-17的「严复研究数据目录索引」，更是详细。简言之，1990年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严复研究文献，这两份索引大致都掌握到了。还有一项光盘数据库可查询：北京大学未名文化公司2000年元月发行《严复专集》，内容是「严复著述及研究文献全文光盘」，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著名学者光盘数据库」系列，依其所附说明：「该光盘收入严复先生一生著述及各类研究文献近1500余篇，约1000万字，并附有各时期照片资料。同时配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对所有文章可进行全文检索，同时还提供篇名、文章任意词、关键词、著者、涉及者、分类、文献出处、出版者等十几个方面，快速检索到每一篇文章，并随时打印。」在台湾发表的文献，可透过网络查索「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以「严复」作为篇名，在2000年12月可查得84篇。
(3) 经济见解。这类的论文并不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史全生（1978）、罗耀九（1978）、叶世昌（1980）、舒扬（1982）、曹旭华（1986）、陈文亮（1994）、俞政（1994, 1995）、张守军（1999）。周振甫（1936:42-5, 134-58, 173-97）曾经分项讨论严复的各种经济见解，但解说较不深入。有些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例如赵靖和易梦虹（1980）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最完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述的，是侯厚吉和吴其敬（1983），他们以60页篇幅详说严复的经济言论。虽然我和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大抵相同，但分析的角度与评论却相当不同，主要的一点是：基本上他们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来解说评论，而我是从新古典学派的角度来分析。读者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解读，可以产生互补参照的功效。
(4) 严复与政治经济学。严复在译《国富论》之前，在何时有过哪些西洋政治经济学的训练或接触，否则他如何能在「译事例言」内畅谈此学门的流变与主要代表人物？手代木有儿（1994）的研究，清晰解说严复在中国的求学经过，以及1877年5月抵伦敦，后入Royal Naval Academy Greenwich学习海军，到1879年元月返国为止，这段期间的学习内容以及他对西洋的认识。从所列举的课程表来看（页175），海军学院的课程基本上是专业的：物理、化学、炮台图、海道图、海战史、铁甲船、炮弹学。严复在英国的时间不到两年，课业上的压力又大，他或许从当时的报章、刊物、听闻上，得知有史密斯这个人和这本名著，但恐怕当时并无暇深读，或许曾在校内图书馆翻阅过。
我同意手代木的看法，说严复很有可能是回国后，才较深入接触西洋名著，原因之一是他回国后屡试不第，意懒之下自然会有这种心情转向。有一项间接的证据，是严复在《群学肄言》内说，他是在1881-2年间才读此书的：「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严复集》1:126）。较直接的证据，是严复译《国富论》时所用的英文底本，现藏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刘重焘（1985:94）告诉我们说：原书「棕红色布面精装〔现已破损〕，上卷扉页右上角有严复英文铅笔签名并注Yen Fuh, Imperial Naval Academy, Tientsin, N. China. April 1892. 18/3/28.」（严复，帝国北洋水师学堂，华北天津。1892年4月。光绪18年3月28日）」。我们现在可以确知严复拥有此书的日期。
节录自《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02）第1-2章。（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特别声明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学术交流使用，不构成投资决策之建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