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期刊进入继晚清、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三个黄金时期。1980年，在一次全国性文学期刊讨论会上，一位编辑如此比喻：“《收获》老成持重，是老旦；《花城》活泼新鲜，是花旦；《十月》文武兼备，是刀马旦；《当代》正宗，是青衣”（大意如此），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由此得名，并流传至今。
《收获》不老，文学不惑
而今，正值老成持重的《收获》创刊五十年。自1957年创刊以来，《收获》数次经历停刊、复刊，映射出中国各类气候的诡异变动以及这之下的文学反应。无论内心是否乐意，不能否认，《收获》既是特定体制与预设框架的产物，也曾经是光荣梦想与纯洁信念的产物。它经历了更多的辛酸与沉重，它有着更波折更复杂的记忆，它对文学起伏有更为敏感的认知。
但杂志的轻与重，最终还是要落到作品上来。现今的重要作家，都先后在《收获》上发表成名作或重要作品，50年以来这本杂志基本上没有错过同时代不一定优秀但最重要或有重大争议的作家作品，从这一点看，不愧为“当代文学史简本”。由五十年《收获》，几乎可以看到，1957年以来大陆文学鸣放、停顿、中断、再生的乖张命运与轨迹，《收获》的意义，不止于文学。
只不过，《收获》成于敏感，也受累于敏感。一个对时代与气候过于敏感的期刊杂志，往往会准确定位时代的需要、往往会受功利的内在驱动，这种过于依赖大牌的“敏感”，会反过来影响它的艺术敏感度。余秋雨在《收获》开笔的山居、苦旅等系列，余华《兄弟》在《收获》上的刊载，二余均大热大卖，但这样的组稿，是《收获》编辑史上的败笔之一，它附和了民族情绪与虚假苦难，但它违背了文学的内在精神。这些，尽管我们不能去过于苛求，但是，终归是杂志品牌的遗憾。
而直到今天，包括《收获》在内的诸多文学期刊，仍然偏爱那些有身份的熟人作者，他们分别供职于作协、杂志等文化单位，作家当真成了“职业”，期刊对新锐人、新锐作的扶持与发现远远不及80年代。有一些前门或后门，是自己关上的，文学期刊之前景堪忧，怨不得人。
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期刊可视作大陆文学的心房，它们深刻体会到文学界的欢愉、隐痛、挫折、希望与动荡。除了以《收获》为首的“四大名旦”，还有《人民文学》、《钟山》、《大家》、《作家》以及选刊性质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都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会分别迎来各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它们也同样要面对，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困境。
中国文学期刊是在伤害与躁狂中分娩出来的生物，天生就携带着病菌般的希望与幻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确实为人们分担了害怕、恐惧、彷徨的感觉，但同时也展示了最怯懦、最圆滑的妥协式人性；而今，与文学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学期刊，步履维艰，这样的实况似乎在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正身处的社会境遇，短暂的感官快乐成为踏实而自足的终极价值。
《花城》 新锐敢破禁忌
《花城》以大胆新锐、勇于破除禁忌著称，其创刊号以头条刊登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连版三次，前后狂卖30多万份，创下文学期刊的发行奇迹。因涉及当时尚未平反的事件，《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曾被许多杂志社退过稿，无人敢发，惟《花城》顶住压力助思想破茧。上世纪90年代至今，《花城》转向发掘极具实验色彩的新锐文学，陈染、东西、北村等作家被发掘出来。1994年第2期，《花城》头条刊出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引发全国性骂阵，而今，《一个人的战争》在国内已再版八次。不过，近年，《花城》似乎有些失魂落魄，选稿参差不齐，杂志的总体水准有所下降。
《当代》 现实主义的厚重
《当代》杂志显示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坚硬存在，其收入作品多有时代与历史的厚重感。
《当代》于1986年第5期、1995年第5期先后刊出张炜的重要作品《古船》、《家族》；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连载陈忠实的《白鹿原》；1998年第2期刊出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些作品，都已成为当代文学抹不去的重要记忆。此外，王安忆、王蒙、尤凤伟、张欣、方方、贾平凹、张抗抗等作家，也分别在《当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当代》的尴尬在于，其获得大奖的一些作品，确实很主流，但口碑实在平平。《当代》对刘心武恶俗不堪的红楼讲谈来之不拒，意外，也不意外。
《十月》 敏感于世情
《十月》的办刊取向比较靠近世俗生活，所收作品多对世情敏感。《十月》对有新人新作向来不吝版面，近年，有争议的陈希我、初露锋芒的乔叶，陆续有作品进入《十月》的视野。创刊号连收几个中篇小说，引发中篇小说的刊行热潮。有些引发全国性争论的话题甚至直接进入思想领域。它收入的《蝴蝶》（王蒙）、《沉重的翅膀》（张洁）、《黑骏马》（张承志）、《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铁凝）等作品触动了文学变革的神经，这些作品由形式到题材，极大地开拓了当代文学的出路。
《十月》近年世情化趋势日强，所选某些作品流于俗庸油滑，杂志的趣味有窄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