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何塘

提到何塘，恐怕人们并不熟悉，因此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名字，朱载堉。

朱载堉被后人称为不能遗忘的布衣王子，也被称为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在文学散曲、音律乐器、天文历法、数学计量方面都有所涉猎。

他本该继承王位，享受荣华富贵一生，可他却为了对抗当时听信谗言的皇帝和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场作风，一度在土屋中生活隐忍抗争了19年。

19年的时间成就了这位被西方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这些学问中，又以十二平均律著称，数学在音乐上的运用被朱载堉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没有朱载堉就没有十二平均律，没有十二平均律现代音乐就无从定律，更没有巴赫等音乐家。

那么何塘与朱载堉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朱载堉岳父的祖父就是何塘，二人乃是私淑关系。

其次，何塘晚年所做的《乐律管见》不可能不被朱载堉所参考。

管见指自己的见识、看法浅陋，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是文人和儒学家常用的说法，由此可知，何塘是一位音乐学家。

儒学家何塘

与何塘同时期的人物里，最为知名的还属王阳明，王阳明是思想家、军事家，也是心学集大成者。

他的观点为“知行合一”，亦即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他的理论学说不仅影响着中国，也深深影响着邻国日本、朝鲜。

在今天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如果想了解主观唯心主义，必然绕不开王阳明，那么何塘与王阳明的心学有什么关系呢？

当王阳明的“心学”成为潮流时，唯独何塘缜默，这并非是赞成王阳明，何塘晚年作《儒学管见》，提出《四书》、《五经》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儒学的根本。

何塘认为“朱子章句，盖一时之误也”；又说“明知善之当行，而不能行；明知恶之当去，而不能去。盖自欺之小人也”，他认为心学从陆九渊开始，就是“吾道大害也”。

何塘的观点自成一体，在对其他学派的批判中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主张和直言的性格，由此可知，何塘是一位文学家和儒学学者。

何塘号柏斋，又号虚舟，世称柏斋先生，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除了在音乐、儒学方面有所建树，在哲学上也深有研究。

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首先要回答世界的本源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物质或精神为世界的源头的观点由来已久。

而何塘则代表了典型的二元论观点，《阴阳管见》提出世界既有物质本源也有精神本源，这一观点得到王阳明和当时儒学气思想学者王廷相的重视与争论，也为中国哲学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何塘与朱载堉相隔两辈，并非同时代的人，并未见过面，与王阳明虽相差2岁，入仕时间相差5年，但王阳明文武皆能，何塘是文官因此两人并无太多交集。

王廷相与何塘同岁，且几乎同时入仕，王廷相在阅读《阴阳管见》后，立即写一篇《答何粹夫》，专门对书中内容进行探讨。

二人虽然观点南辕北辙，但二人关系匪浅，由此可知，即使是与自己见解相反的人何塘仍旧能与其成为朋友。

何塘为人耿直，不人云亦云，从少年到成年都有所体现，7岁时，见到家中有佛像，不信鬼神之说的何塘直言请求将佛像移去。

成年后，27岁中进士，由翰林院入仕，正德六年，37岁时升任翰林院修撰，而后进谏，说皇帝朱厚照应学习舜、大禹的治国之道，又以故事直谏皇帝。

这一行为令皇帝颇为不满，朝中正值刘瑾当权，当然对一干忤逆圣意的官员一律下放到地方，数日后，以忤旨之罪，将何塘调到开州任职。

即使得罪了权贵，何塘也没有心灰意冷，在开州他微服私访，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实行九均法，增加百姓的收入，在连续处理了几个大老虎后，何塘深得民心。

为百姓出气，自然就要得罪当地权贵，在何塘升任东昌府同知时，得罪了定州知州汤元中，屡次行正义之事却连遭陷害，上至皇帝昏庸，下至官员腐败，于是何塘上书请求辞职。

待到何塘再次出仕，已经到了6年后的嘉靖二年，朱厚熜前期执政清明，颇得人心。

何塘主管教育行政，憎恶弊端的他每到乡试之年对考生的试卷都要份份过目，以求公平，在考生圈内口碑甚佳。

严谨的态度让他连续升任，先后掌管户籍、田亩、货币、税赋、官员俸典礼、祭祀、科举考试、外交等职。

同时同僚心学传人湛若水，上级文学家李东阳等人对他都十分欣赏，一度在何塘打算想引退时举荐他，最终何塘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告老回乡。

何塘的仕途并不算顺利，但是在刘瑾、严嵩这等大奸臣当道时期仍能顺利致仕已属大幸。

晚年的何塘回到家乡河南，和湛若水一样，著书的同时兴建书院，成立景贤书院，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人才。

在他死后墓碑上刻了20个字：子孙胜似我，要钱做什么？子孙不胜我，要钱做什么？

其中包含了对子孙的期许也包含了淡泊名利的态度，皇帝在墓前立下马碑，文臣下轿，武将下马，即使皇帝到了墓碑前也要参拜，真可谓一代大师。

何塘的性格直言不讳，不畏权势，不趋炎附势，这样难免要受到嫉妒遭到陷害，可何塘始终坚持自己的本心，始终为百姓着想。

何塘的思想对世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朱载堉的乐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何塘理论的发扬，他的阴阳理论也对中国哲学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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