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老屋

自序

（时光就相当于滔滔流淌的大江之水，永不停歇。当然，人类已经早已发展到会把时光的一瞬定格，或录取其中某某一段，日后可以拿出来回放。但我以为，藏于人头脑中的记忆是最为珍贵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记忆，不仅记录了当时的表像，还有本人的内心感受，藏于心中的记忆，会因本人的离去或失意而被擦去，只好用文字将其转换，。往大的方面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将记忆转化成文字的积累，积累的多了，也就成了历史。）

 

 

我的童年是在长春渡过的，屈指算来，也有近四十年了吧，之后的许多的事情反倒是模糊了，之前的事，因为有了这座魂牵梦绕的老屋，和伴随着它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反倒是令我铭记在心了。

童年的老屋，坐落在长春东朝阳路的电车站附近，是一座面积很大，举架很高的日式平房，房子的最早主人，听说是“满洲国”时期一个日本关东军的中佐。（知道这件事，出自于居住在后院角落里另一小房的谢氏老夫妻之口，原来早年间，他们就是这大房子主人的杂役，我80年代中期还去拜访过他们，那时他们还健在。）后来人世沧桑，几经易手，到了我们搬来时，（1957年底）除了已经入住的两家外，已经变成三家了（当时我应该是两岁多一点）

住在我家南屋隔壁的男主人姓高，是个不苟言笑的刻板老头，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地质学院的教授，平时上下班车接车送的，我叫他高伯，夫人姓平，是个有些尖酸刻薄的老太太，我叫她平姨。我觉得应该叫她“平奶奶”，因为她比外婆小不了几岁，但外婆却让我那么叫。他们没有亲生的孩子，抱养的女孩当时已经上了小学，我叫她玲姐。另一家和高家对门的邻居也是三口人，男主人姓周，我叫他周叔，他长的白白净净的，白白的脸庞是架着一幅金丝眼镜。是在北京国防科委工作，据说还去过越南。他常年不在家，平时只有他爱人和孩子在家，女主人姓姚，文文静静的，我叫她姚姨，她是地质学院的讲师，她的女儿，比我小两岁，是一个眼睛大大的，梳着两个小抓髻的小女孩，叫京京，（表示她出生在北京，我刚搬来时她尚在襁褓之中）我们家能住进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刚调入地质学院时，这几间屋子正好空着，而他正好够了入住的级别。

我家刚搬来时，是六口人，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我的外婆，我和二弟，又过了两年，三弟出生了，家里又变了七口人，比那两家邻居的总和还多。邻居家平时都是静悄悄关着门的，只有我家白天是敞着门的，而且最为热闹，我们小哥仨，正在狗都嫌的年龄，整天蹦蹦跳跳，哭闹喊叫。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能安静下来。有时可能是嫌闹的烦了，高家平姨就开门恶狠狠地骂我们几句，但一遇到外婆，又马上变成笑脸，反而劝呵斥我们的外婆：“没事，小孩子哪有不淘气的，淘小子出好汉，嘿嘿……”我很惊讶她的脸竟能变的如此之快。

我们家在长春的位置，当时几乎是处在长春市的市中心，但地处闹市中心而不闹，是一个最大的优点，若论居住环境，长春市的二马路，三马路，红旗街等，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我家的院门外，有一条宽阔的马路（就是东朝阳路），路两边，包括我家前院，长着参天的白杨，还有法国梧桐。一到春天杨絮飘飞的季节，纷纷扬扬好似下雪一般。那时人少，车更少，上下班时间一过，路人也难遇见一个。

对了，介绍一下老屋的院子，可能是人小的原因，我记忆中老屋院子真的好大好大。高高的红色院墙，正对着房门，有个小点走人的院门，西侧还有一个走车的大门，但平时锁着，（只是拉煤车来时才开）我们院子的东侧和后院，除了一条走人的砖路之外，都被三家开垦出来种菜种花。后院东墙下，还有一棵硕大的山里红树，一到秋天，树丛里结满了小红灯笼般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我家的菜园，从院子东侧开始直至山里红树的中心，被一条小路隔开，西边是我家与高伯家的墙做中心线，都是我家菜地的范围，玲姐和平姨也开垦了一块，但主要用于种花。山里红树中间小路的另一侧，一直到南墙下，是谢家的菜地。（种菜这事，姚姨家没有参与）春天来到的时候，父亲和祖父把地翻了一遍，打上垄，撒下不知道什么的种子，春雨过后，小苗渐渐出土长大，我才看清了绿油油的玉米和爬满枝条的豆角，高高的向日葵，还有紫色的茄子，碧绿的西红柿，路边点缀着步登高，高莨菊，西番莲和牵牛等花草，盛夏时节，引来蜂蝶纷飞，满园的姹紫嫣红。还有几颗洋菇孃，但主要是玲姐和京京光顾了。记得有一年西红柿大丰收，每天都收获满满一大洗衣盆，长的又大又圆，又甜又起沙。不仅天天给邻居们送，母亲还给单位的同事带了不少呢。

童年的老屋虽然是平房，但要比一般平房高出不少，原因是房子的底层，还有个大大的半地下室。进得屋来还得走上五六级的台阶，台阶两边还有与之对应的护墙，护墙对应台阶部分很陡，于是被我们小哥仨当作了滑梯，常常用来“打出溜滑”。但有一次二弟不慎从“滑梯”上摔了出去，居然把牙磕掉了一个，因为我是带头人，所以被父亲重重的打了屁股。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怎么玩“滑梯了”。走过高高的台阶是一个宽阔的平台，两根圆柱把房门前的雨达高高的托起，打开两扇厚重的房门，才进到老屋里面来。房门里是一条宽宽的走廊，朝东两间，朝南一间，都是我的家。（南屋外侧，是我家做饭的灶间）走廊从我家南门向西拐过去，那边才是两家邻居的地界儿了。而我家走廊右侧，是一排木制的护栏，从上往下走十几级木制的台阶，通过一扇门，可以到达地下室，与我家后来居住的房子相比，我长大后才意识到当年的家有多么的宽阔，东面的两间各有20多个平方，南屋比东面的两间加起来还要大，现在细细算来，面积当在百平左右。

三间屋子，父母和三弟住南面的大屋子，因为屋子大，他们的床也仅仅占了屋子东面的一角，屋子的东面和南面都有高大的双层玻璃窗，所以屋里显得很明亮，床前靠近南窗，是父母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从那里面传出的“小喇叭开始广播拉”的声音，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屋子西侧放了张大大的八仙桌，桌下是一些方凳，是我家吃饭的地方，但遇见父母在家看书写字，把写字台占了的时候，它也是我上学之后写作业的地方。

中间的一间，才是我和二弟，以及外婆住的地方，那间屋子，除了我们的床铺以外，靠西侧还有一座书架，它很高也很大，要想取上面的书要站到凳子上，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因为上面都是父母亲的书，我什么都看不懂。只有下面两层是我们的范围，我们的书也不少，只是没有父母的大和厚而已。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还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什么《小朋友》，《儿童时代》，《红领巾》，《中国少年报》。当时孩子们所能看到的报刊，几乎给我们订全了。此外，还有很多本小人书，还有《格林童话》，《十万个为什么》……。

最外一间是祖父住的，我最想看的，是他屋里养在大玻璃缸中的金鱼，在水中慢腾腾，优哉游哉的样子。但祖父是很严厉的，我上小学之后更是如此，他常常代替父亲检查我的作业，一旦发现有错误，就大声的斥责我，甚至狠狠地拧我的耳朵。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主动进入祖父的屋子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是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的上班，匆匆忙忙的吃饭，家里平时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而外婆是和我朝夕相处最多的人，也是最为和善的，她从不打骂我们，闲暇时还给我们讲故事，尽管她没有什么文化，但我觉得她讲的故事是最生动的，她也是我们家起的最早，睡的最晚的人。为我们全家人做饭，还要为家里洗洗涮涮，收拾屋子，出去买菜，我们哥仨中的谁如果生病了，还要带我们上医院。她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尽管有时也发发牢骚。不像祖父，吃完饭，要么出去溜达，要么回屋闭目养神。

说到地下室，对于当年的我，的确有着极大的神秘感，地下室有一台小锅炉，那是冬天给上面的主人供暖用的，院子西侧，靠姚姨家窗外，有一个硕大的煤堆就是它的口粮。每到冬季，地质学院都要派两名锅炉工，倒班为我们烧锅炉，后来想想，五十年代的我家，能有专人为你烧锅炉，用的管道煤气，和卫生间（尽管三家共用），这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地下室有很长的通道，两边放着好些夏天用来架豆角用的细竹竿，还有积酸菜用的大缸，不知道装着什么的大木箱。地下室有好几间屋子，用锁锁着，从门的玻璃向里望去，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地下室不仅很杂乱，而且有一股很呛人的霉味，但孩提时代的我，却乐得深入其中，乱翻一气，总希望能找寻出什么宝贝来，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在大木箱后，找到了一尊小小的铜佛和几颗黄澄澄的子弹。不敢告诉大人，怕被没收了。忽然想起我住的屋子的墙角，有一小块地板活了，可以放东西，然后把活的地板盖好，就不会被别人发现，我就把找到的两件宝贝放了进去，后来又放进了外婆给我的一块银元，若干枚古铜钱，一把用了很多压岁钱买来小折刀，还有同学哥哥送我一把玩具枪。这是我儿时的藏宝之地。

老屋的地面都是用上好的红松板铺就，红红的颜色，平整的地面，但我们小哥几个，不知爱惜，一会拿板凳“开汽车”，一会又用块木板当爬犁，一人坐着，两人推着跑，总之几年下来，我们哥几个竟把好端端的地板，弄得伤痕累累的，还有雪白的墙上，只要能够得着的地方，都留下了我的“杰作”，被我信手涂鸦，画了个乱七八糟，我真要谢谢老屋的墙，它以默默地付出和承受，换来我日后对于绘画的爱好。

我小小的人儿，喜欢串门。去高伯家，有些怕平姨。但玲姐喜欢我，常常邀请我去她的屋里，我经常看见她趴在桌上写作业，有时嘴里还哼唱着什么歌。我最感兴趣的，是玲姐床头的一部高级幻灯机，是高伯托人从国外买回来送给玲姐的生日礼物，这种放映机，既能放片子，还能同时出声音，虽然听不懂，但好在有玲姐这个解说员。因为我是小客人，玲姐还专门给我调整映在墙上的画面的大小，真是使我受宠若惊。我从那五光十色的画面里，我记住了格列佛与小人国，尼尔斯和大鹅，匹诺曹和老木匠…….。但有的时候，我的兴趣正浓，平姨却出现了，于是玲姐赶快收摊儿，我也只好悻悻地回家了。我有时也去高伯的屋子，高伯家的什么东西好像都比我家的大，大大的书架，大大的办公桌，还有桌上大大的收音机。还有我家没有的软软的沙发。高伯家的书都是那种有硬硬的书皮，很厚很大的书，足见高伯学问的高深。我还发现了一件很新奇的东西，就是高伯家的电话，我印象中高伯家的电话机是很古老的那种，一个圆盘，外侧有很多圆孔，有一天，我正在瞎播，电话忽然响了，传来了电话那头说话的声音，我正在惶恐中，平姨出现了，她啪的一声把电话听筒夺下，重重的合上，然后厉声对我说：“小孩子不能乱打这东西呀！派出所要来抓你的，刚才就是派出所来问的。”于是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碰那东西了。（高家玲姐学习并不是很好，高中毕业的当年高考落榜，本想复习一年后再考，谁知文革爆发，之后就再无机会，只好去一所很远的中学去当代课老师，过了好些年，终于转正了。这些是好些年后去拜访玲姐时知道的。）

另一家邻居的女主人姚姨就要和蔼可亲的多，我每次去串门，姚姨都怜爱的摸摸我的头。高伯家共有两间大屋子，姚姨家只有一间，但姚姨家实际是里外两进的，等于两小间，我很愿意和京京玩，京京家也有个大书架，里面摆满了或厚或薄，或高或矮的书，我和京京都喜欢看那种带硬硬书皮的书，字是一律不看的（根本看不懂），只是看里面的插图，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一些化石的图片和古生物的化石或复原的图片，很有意思。京京也有一件很高级的生日礼物，也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原来是只上了发条，就能走，就能叫，甚至能下蛋的老母鸡玩具。上好发条后，把它往地下一放，它就伸缩着脖子，圪垯圪垯的叫，走几步，蹲下下一只小小的“蛋”出来。然后循环往复，直到能量用完。第一次见时，看的很是傻眼，天真的问姚姨：“那小鸡蛋能吃么？”姚姨没有回答我，却笑出了眼泪。京京有好些漂亮的洋娃娃，她很喜欢，但我是个男孩子，我喜欢的刀哇枪啊的玩具，京京却没有。文革前几年，京京不见了，被她妈妈送去北京爷爷家上学了。（京京嘛，就应该属于北京）邻家玩伴这一走，我当时还感伤了好一阵子。

童年的老屋，给童年的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要说起玩伴，其实真正的玩伴还得是我们亲兄弟三人。在前院或西院，我们可以爬上墙头，或者爬上煤堆玩打仗，后院的墙根下，可以翻开砖头逮蛐蛐，捉蝲蝲蛄。可以爬是山里红树摘果子吃。夏天来临，我们在菜地里逮蜻蜓，捉蝴蝶，也可以捉迷藏。冬天下雪了我们更是满院子的疯跑，打雪仗，堆雪人……。记得有一年秋天，爸爸的菜地都已收获平整了。我们刚刚看完战争题材的电影，兴奋的劲头无从发泄，由我提议，就在菜地里建一座“地堡”，说干就干，于是小哥几个搬砖的搬砖，挖土的挖土，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心中的理想终于变为了现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就是个刚刚能容得下几个孩子的土坑，用几层砖头码起来当墙（留了空隙，作为“枪眼”）上面盖了一层向日葵杆儿，再培上一些土，仅此而已。但当时我们都兴奋不已，嘴里嘟嘟的模仿着枪炮声，用向日葵杆儿向外“射击”，竟全然忘记了吃饭，直到外婆的呼叫，才感到肚子确已咕咕的叫了。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去吉林大学的礼堂（鸣放宫，以前的日本神社）玩，在礼堂对面的河沟里，捞出了几只螺丝。回家后急急忙忙下到地下室，用破布将储藏室外的水泥池子的下水口堵塞，然后打开水龙头放满了水，本想看看螺丝在水里是怎么游泳的，谁知放下去许久，它竟如死了一般。于是兴趣索然，又弄别的去了。谁知秋天的某日，偶然又下到地下室水池边，发现已经碧绿的池水里，竟有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的螺丝，望着我的不经意之作，我当时呆立在那里，惊的说不出话来。

童年的老屋虽然很宽阔，但住在老屋里的人也有艰辛，老屋的记忆也同样有着丝丝苦涩。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少挨饿，外婆把甜菜渣子掺在玉米面里，为了不挨饿，父亲还托人从自由市场上花高价买来胡萝卜充饥。我记得我们特别羡慕高伯家吃得不掺甜菜渣子的玉米面窝头。（高伯家是高知待遇，细粮比例很大，粮食够吃）其实，就是这种掺了甜菜渣子的窝头，也还是吃不饱，外婆常常把她的那一份食物让给某个孩子，而她饿的脸和腿都浮肿了。

童年的老屋，依旧是原来的老样子，可住在里边的我，却慢慢长大了。我上了小学，认识了好多新的同学（也是玩伴），我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家里大多了，也精彩多了，于是，在长春儿童公园，胜利公园，在南湖，在五商店，二商店，有了渐渐长大了的我的身影。

正当我对渡过了童年、少年时光的老屋失去兴趣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开始了。运动刚开始时，还仅仅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煽动和叫嚣，慢慢的运动的洪流，就波及和扩散到我的周围了，学校、机关、工厂出现了红卫兵和造反组织，批斗“黑帮”、“当权派”，人们上街游行示威，满街满墙贴的都是大字报和标语。开始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小学也停课了。平时被管束得乖乖的我，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上街看热闹了，还可以上街去乱涂乱画了。但后来，运动的洪流，终于冲击到我们家了。首先是父亲被批斗了被关押了，接着家中被抄了。红卫兵组织的人，（大半都是20出头的大男孩和女孩）半夜三更闯进我们家，要寻找我父亲“迫害群众的黑材料”他们来了一批又一批，把家里的箱箱柜柜全部翻了个底朝天，老屋默默地见证那一夜的乱象。当时母亲出差在外，父亲被关押，没见过世面的外婆又气又怕，只一宿的光景，一只眼睛就失明了。

从此，我们家里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我也仿佛长大了，成熟了，开始真切地关心我们家庭的命运了。因为父亲当时已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他和家人就已无资格住在老屋里了。被扫地出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家被地质学院造反组织勒令于1967年元旦前搬出老屋，新的住所是西朝阳路一栋职工宿舍，条件当然比老屋差多了，我们将住在三楼东侧的一个单元里。就这样，我告别了曾給我幼年、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老屋。（我家搬走后，有天我忽然想起藏于老屋地板下我的藏品忘了拿，于是赶快回去取，但到了老屋才发现那里已经住进了新主人，拿回东西已经不可能，于是我童年的宝贝，也只能深藏于我的记忆中了）

时光如水，当我再一次像路人一样看到我童年的老屋时，已经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了。八十年代末，我以一种怀旧的心情，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老屋，但此时我眼中的它，竟全然没有了儿时的情趣，满眼都是灰蒙蒙的色彩，处处都显出破败不堪的迹象，院子的门不见了，院墙也残缺不全了。前院高大的白杨和后院的山里红都不见了，代之以满院子的小棚子和小仓房。老屋的主人已经说不清换了几茬，老屋早已物是人非。还别说，想不到的是，老高家竟还住在这里，只是高伯和平姨早已过世，代之以他们的女儿“玲姐”成了屋子的主人，这时的她，在长春一所中学任教。已经有了一儿一女，爱人是一个单位的。（所谓原来屋子的主人，其实也是不确的。因为自从她父亲去世后，就由地质学院房管部门收回了两间中的一间，分给了别人）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开车又一次路过老屋，怀旧的心情油然而生，正好同车的同事带着相机，就请他以老屋为背景给我照了张相，以资作为纪念。

不久，老屋就在长春市市政改造工程中，和其他二、三、四十年代的老旧房子一起被扒掉了。很快，一座崭新漂亮的住宅大楼就在原来的地基上矗立起来了。但它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我将永远牢记我魂牵梦绕的老屋，永远牢记它带给我欢乐和苦涩的童年。

 

 

 

初稿写于1995年国庆前夕。修改于2011年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