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次子，1398年6月30日－1402年7月13日在位，年号建文，故后世称建文帝，看着很青涩的脸。
明太祖朱元璋一定想不到，在他离开人世后不久，他苦心孤诣立下的《皇明祖训》，很快就被他指定的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抛弃。建文帝朱允炆肯定也想不到，违背祖训真的会带来灭顶之灾，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将因此而获得谋朝篡位的可乘之机。同样，明成祖朱棣也不会料到，他在实践中对祖训的利用与修改，为明朝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太祖费尽心机、不惜背上残暴负义的骂名以“正纲纪”“立礼仪”，为的是让他创建的国家在一个他认为完美的轨道上运行，但事态的发展显然并不尽如人意。
被太祖称为“家法”的《皇明祖训》，本是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告成的《祖训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更为此名。
关于《祖训录》的动笔时间，史籍的记载不无矛盾。《明太祖实录》称，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太祖命中书省编纂《祖训录》，确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又称，洪武六年五月成书，太祖亲自作序，整个编纂过程“首尾六年，凡七誊录”。2可是，既然编纂工作“首尾六年”，且成书于洪武六年，那么，起始时间应该是吴元年，即1367年，而非洪武二年。太祖对分封制度的思考，其实也早于洪武二年。正如前文所言，早在接受吴王称号的那一年的五月，太祖在与宋濂、孔克仁等人讨论汉高祖的政治得失时就已经指出，“礼乐”制度的缺失，是“汉治”未能长久的重要原因。可见，很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太祖就在考虑专门为诸亲王制定一套纲常礼仪，以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之，既然《祖训录》的核心内容出自太祖之手无疑，而太祖又有“首尾六年”之论，那么，动笔时间是吴元年的可能性更大。
《祖训录》要规范的第一批对象，在成书之前已经确定了身份。太祖的长子朱标在洪武元年被册立为太子，其余诸子也已经在洪武三年（1370年）被册封为亲王。洪武三年四月七日，因为“海宇清肃，虏遁沙漠；大统既正，黎庶靖安”，且“尊卑之分，所宜早定”，再加上诸王册宝已成，册封礼仪已就，太祖觉得册封诸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册封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九位皇子及一位从孙为王。
《祖训录》书成之后，太祖命人录于谨身殿的东庑以及乾清宫的东壁上，又颁赐诸王，令诸王书于王宫的正殿及内宫的东壁上，告诫他们要天天学习。太祖对《祖训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祖训录》确实凝结了太祖的无数心血。其目录只有13条，字数只有1.2万字左右，却耗时6年，写了7遍，显然是字字斟酌，去芜存菁，以便子孙后代默记与体会。其文精髓，正如序言所指，是太祖“劳心焦思，虑患防微”，领袖群伦20年军政经验的集成，是人情世故的提炼，只要学好了，就足以应对俗儒奸吏。
但是，太祖留下的“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谆谆告诫，终究敌不过现实的需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37岁的太子朱标去世一个月后，太祖将朱标的嫡长子、15岁的朱允炆册封为皇太孙。
《明史》描述的朱允炆“颖慧好学，性至孝”。太祖去世之后，21岁的他登基为帝，史称建文帝，亦称明惠帝。他很快就面临来自叔父燕王朱棣的挑战。
作为太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10岁就被册封为燕王，16岁娶魏国公徐达的长女为妻，20岁在北平就藩。
燕王体貌奇伟，“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极受太祖赏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太祖听闻他击溃故元太尉乃儿不花大军的捷报后，十分高兴地对群臣说：“有能力扫荡北元余孽者，非燕王莫属，朕再无北顾之忧了！”（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然而在太祖的心里，燕王只是捍卫北部边疆的不二人选，却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太孙朱允炆。
为了确保后者顺利登基，太祖临终之前，还特地留下“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的遗命，禁止诸位藩王进京哭临，举国哀悼期间，诸藩所辖吏民军士，也全都要听朝廷节制。但这份遗诏似乎并未及时传到北平，因为据可信度比较高的史籍《国榷》的记载，得知太祖驾崩的消息后，燕王立即率军离开北平，赴京师南京奔丧。燕师即将行至距离南京大概只有200千米的淮安时，兵部左侍郎齐泰才收到情报。于是，建文帝立即遣使携带太祖遗诏迎阻燕王。燕王见到遗诏后，不得不返回北平。
毫无疑问，燕王在南京伏有眼线，因此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太祖已经驾崩或者足以预判太祖即将驾崩的消息，以至师行至淮安（北京至淮安的距离在1000千米左右）才被建文帝的探子发现。很难想象，要是没有太祖留下的这份遗诏，朱允炆可以在御座上安坐多长时间。
即位两个月后，建文帝采纳了兵部左侍郎齐泰以及翰林学士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为名，驰至开封，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朱橚拘押回京。用黄子澄的话说，这样做等于是剪除燕王的手足。次月，朱橚被废为庶人；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则被拘押。
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湘王朱柏自焚而死，齐王、代王则废为庶人；两个月后，岷王也被废为庶人，并流放漳州。
对于那些仍然在位的亲王，建文帝以“富贵其身、不劳以事”为原则进行整顿，以削弱他们的自治能力。根据新制度，亲王的儿子如果被封为郡王，则“止食其禄，而不宾居其土”。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祖训录》。
对于建文的削藩之举，燕王先是隐忍不发，继而装疯卖傻，继而铤而走险。待到时机成熟时，上书天子，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援引“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发兵“靖难”。时为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率军攻入京师，在奉天殿即皇帝位，并恢复周王朱橚、齐王朱榑的王爵。八日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族诛，坐奸党而死者无数。至于建文帝，既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死于自焚，亦无确凿证据证明他逃出生天，他的生死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建文年间的可信史料不多。基于非官方史料及逻辑上的推理，史学家们已经认定，燕王登基为帝后，对官修史籍做了大量删改。例如，为了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他甚至否认䂵妃是自己的生母，改认太祖正妻马皇后为生母。因此，这个时期的锦衣卫也无法给人留下清晰完整的印象。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 建文帝朱允炆之叔父。建文四年（1402年）即位，在位二十二年（1402年—1424年），年号“永乐”。看着比建文帝老辣了好多。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京师城陷这一日，建文帝突然失去了对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亲军十二卫的控制，使得燕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了京。《国榷》记载，六月十二日，燕军抵达南京金川门（北城门），“谷王（朱）橞从城墙上望见燕钲鼓，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入”。
事实上，就在城陷前一日，建文帝似乎仍有能力控制京师防御，因为他在这一日将试图与燕王里应外合的左军都督府正一品左都督徐增寿（他是燕王朱棣之妻文皇后的兄弟）拘禁起来并且处死。基于徐增寿与朱棣之间存在姻亲关系，很难相信建文帝会授予他实权，也很难相信建文帝不会对他进行监控。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如何突然失去对亲军十二卫的控制力的？是主动舍弃还是被动放弃？如果是主动舍弃，那么，他当时是基于何种考虑，是否为了争取逃亡的时间？如果是被动舍弃，当时又是何种情况？
根据《建文年谱》，得知朱橞与李景隆开门迎燕王之师的消息之后，“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于六月十三日未时）从鬼门（可能是地道）遁去，从者二十二人”。如果这条史料属实，那么，在这22人中，是否有锦衣卫成员？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任人猜想了。
不过，依据事理以及现有史料留下的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都指挥使高昂在导致建文帝失去对亲军十二卫的控制力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七月20，即朱棣登基为帝的第二个月，赐“故都指挥使高昂之子真袭父旧职，为锦衣卫指挥使”。据此，我们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其一，高昂生前可能是锦衣卫都指挥使（正二品），且有世袭指挥使的恩典，否则“袭父旧职，为锦衣卫指挥使”之语无从解释；其二，高昂有功于成祖。
而高昂之所以选择效忠成祖，是因为他与李景隆有姻亲关系。根据《明名臣琬琰录》的记载，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生有三子二女，长子为李景隆，小女儿的夫婿则是高昂。22因此，当李景隆决定投靠兵临城下的成祖时，高昂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除了有关高昂的猜测，关于锦衣卫在建文年间的历史，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内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九月底，亦即建文帝登基四个月后，曾将一批殉葬太祖的宫人的父兄提拔为锦衣卫世袭千户（正五品）或者百户（正六品）。这些人包括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宾、孙端、王斌、杨忠等，他们有的以前是锦衣卫镇抚（从五品），有的只是试百户（准百户）。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女户锦衣卫”。
这种做法是对祖制的违背。太祖确立的制度是，可以授予宫人的父兄武职，但最高只能是百户。太祖本人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授予一位叶姓女官的父亲或兄弟锦衣卫镇抚的职位（级别与百户相当）。
由于王妃亦属“宫人”行列，因此，王妃的父兄，凡供职锦衣卫者，例如襄王朱瞻墡的妃子王氏（襄王第四个女儿的母亲）的家属王雄，也被称为“女户锦衣卫”。
至迟在宪宗成化年间，供职锦衣卫的官员，已经按照出身背景的不同，划分为十几类，例如皇亲、女户、保母、恩荫、录用、通事、勋卫、散骑，以及匠人、舍人、旗校、勇士、军民人等。
此外，早在洪武年间，捕盗已是锦衣卫的基本职责。根据《国榷》的记录，建文元年五月，锦衣卫千户徐斌，正是因为在常州捕贼有功，升任苏州卫指挥使。但是，锦衣卫提督五城兵马司主管京城巡捕的制度，似乎直到成化年间才得以确立。
本帖内容来自网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