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二玄社出版的《陈鸿寿的书法》中有壶菊图一页,题记为“杨君彭年制茗壶得龚、时遗法,而余又爱壶并亦有制壶之癖,终未能如此壶之精妙者,图之以俟同好之赏,西湖渔者陈鸿寿”。
在郭频伽的《桑连理馆主客图记》中也提到了“司茗者抟埴之工,曰杨彭年,其制茗壶得龚时遗法,亦无使其五传也”。这印证了陈曼生曾经自己制过茗壶,但较粗糙,另他肯定见过或请过彭年制壶,彭年也曾做客桑连理馆。也证实了世上确有曼生壶的存在。
然而,今天曼生壶已经成为文人壶的代名词,从广义上讲,它包含了有文人参与或影响下,紫砂壶的造型、装饰由普通茶具转变为与茶结合的“切壶切茗”的文人或艺人(包括古董商人)抒怀明志的工艺品,其中包括曼生自己参与的茗壶后期同仁友人制作的,及后人参照曼生拓展仿制的,如曼生十六式、十八式,尤其在民国时期仿制盛行一时的作品。
从紫砂工艺上来讲,也违背常理,清代适合做茶壶的时间一年中并不多,有窑场谚语“一月吃过,二月坐过,三月、四月咚咚哐,五月六月种田忙,七死八活九还魂,十月十一月忙一阵,十二月就要忙过年。”又古龙窑场不是月月在烧,一条龙窑一年也烧不了几回,几千把茶壶,从溧阳运回宜兴烧制,其难度也可想而知。
“曼生十八式”大都是创新样式,非传统样式,我们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知道,一个新的品种,从酝酿到实样,从构思、完善构图、配尺寸、特制工具,打身筒完成壶样等一系列过程,不是几天、十几天能完成的,短短四至六年要完成这么多品种,这么大量的茗壶是不可想象的。而曼生在溧阳任职时,公务繁忙,古代文人的标准是“学而优则仕”, 任职溧阳时,曼生的制印数量也很少了,更何况花大量时间去设计构思茗壶呢。
总而言之,曼生和曼生壶的话题是老生常谈,在理论上、鉴定中难以说清楚,但在紫砂文化发展史上又关系重大,既抽象又质实的怪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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