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理：理论与道理（二）             文：王岩林

西方人爱创建与彪炳理论，中国人只是坚持寻道、认理、讲明道理。于是乎，举目西望，我们这个星球的西半边（近代几乎已扩展到了大半个地球），一路走来，理论一套一套的，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却似乎总缺了一种可以为子孙万代所始终依循着的总宗脉。

习惯于以西式思维看中华文明、中华之道上层建构的人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会用这种形上体系式的、接力接替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式的理论发展之轨迹与理念，来要求和评判我们自己。殊不知，这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之道来讲，她从来就截然不同于西方，截然不同于西方那种令人眼花缭乱却不断要推倒重建的理论构建方式。中国人、中华文明、中华之道，从来就都是循着一道一理而纵行千秋百代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靠着一大套的东西、一整套的精神思想与上层构建而至少走了两千多年的。

这对西学与西化思维来说，简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中华之道、中华学问的道理体系，就是这样万变不离其宗地、真切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现如今，由于大多数人深受西学与西化思维的熏陶、侵染，总是习惯于专事一门一派、一人一家之学的取位与研究，所以，要让大家马上接受我这种“两千多年一体看”、“全部精神思想与上层建构为一整套”的观点，恐怕还不太容易。这不要紧。现在提出来，只想请大家知道有此一说，并请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上一想：如若不是一套体系建构统管千秋百代，那些诸如自然、道、理、道德之类根本性的概念，为什么会一用就是两千多年呢？

还有一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疑问，即：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大思想家，诸如老子、孔子等，为何不是像西方那样产生于高度发展与发达后的中后期？而是扎堆似的集中于早前初始阶段？

如果不是一套东西沿用至明清，如果不是有一整套真实存在着的大道、道理体系，为整个文明的进程提供着坚实的依托与牵引，按照最简单、最可靠的需求决定所为与所成之常识，秦汉之后的各朝各代，若真是需要有新的体系与新的构建，总不至于笨到、傻到、无欲无为到怎么也鼓弄不出来的地步吧？

很简单、很顺当的一个解释便是：一道、一整套道理，管得了千秋百代。因没有另寻他造的需要与必要，故新体系、新构建不得以出。

道，由于上达天、下接地，由于前为天、地、人、物之母和后乃化成所有一切，由于能覆盖和统揽秦汉以后的所有精神思想与社会实践，故有此千变万化不离道、不叛道、不脱于道、不外于道的始终遵循。道理，作为中国人发掘与阐释道、大道与道合之理的体系或系统，也就与道一样，有了一种虽解读各异、言说不一，却能以一源、一宗、一脉、一套直管千秋百代的神奇表现。

如此看来，中华文明，为何两千多年（成熟期的）只出了几个伟大的思想家且又都集中在先秦时期？原因便是：因为那时是中华之道和中华道理体系全盘规划与系统构建的初创期。大精神在那时酿造，大构思在那时成型，大台基在那时奠定，大框架在那时立起，相应地，对中华之道一整套产生特别巨大贡献的大思想家，也就只会在那时相继地出现了。此后，这套大的体系建构，超级持久稳定，无需重构另建，也少有需要进行大改变、大改革的时候，所以，也就再难出现堪同老子、孔子等比肩，并能持久影响中国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大思想家了。

就这种体系建构或最广义思想理论平台之搭建的主要区别来看，中华与西方文明，一个，似神工大匠，先有总体的思谋与规划，先做全盘整体的大奠基与主框架，然后任由后来的帮手、接班人们去不断地改进完善；另一个，则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自发式的、摸索式的、边走边瞧的、不断推倒重来的不成熟与不稳定。

当然了，往好里说，这是西方人富有不断理论创新之精神与能力的表现。可中华文明往好里说，也完全可以认为，她是靠着早前一次极具根本创造性与总体前瞻性的超绝表现，几乎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彻底完成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创新任务与变更需要。谁比谁更高明、更厉害呢？-----我自己，一般不愿做迥然不同者之间的简单比较与蛮横评判，但我也不放弃，争锋相对、反击此类武断评判的最起码权利。

今天，在这里，初略地讲一下中华之道、中华道理，原本是一以贯之、通行百代的一整套，主要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不要为西式理论的名头与叫嚷，搞得晕头转向了，搞得对人家崇拜、追捧的不得了，对自己鄙视、不屑的一塌糊涂了。不同道，各自的道中之理，便也不会完全地相同的。而由此所孕生出的阐释与言说体系，也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尽管急于赶路，却还是要花费一些口舌与时间，来区分一番“理论”与“道理”之不同的用心所在了。

【点题】：从文明发展之历史长河来看，西方那种自成一体、却总是推倒重来的形而上理论建构模式与轨迹，与中华文明这种以一道、一套道理体系管千秋百代的方式和作为，都是截然不同道之两大文明的各自需要与合理选择。想让无根与软骨的西式理论体系，在千百年以来早已撑起了道骨、道理筋脉的中华大地上舞枪耍棒，不仅难上加难，而且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中华之道、中华道理体系的复出重建，将尽显与尽革西化理论之弊，将能为中国与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一套健全完善、持续坚实的总架构、总依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