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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二年(616)七月，江都新造龙舟成，送往东都洛阳。这时正是炀帝三伐辽东失败，国内矛盾激化，各路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面对强大的反抗风暴，他接受宇文述的意见，写了“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的诗句，准备第三次下江都。也许是把江都和江南作为最后的退路吧。“我梦江都好”，也许是事实；“征辽亦偶然”，则不免是自我解嘲。建德尉任宗上书极谏，当日被杖杀于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谏表，惹得炀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舟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还，也被斩杀。这确实表现了炀帝残暴的一面。炀帝在江都，一直过着和陈后主一样醉生梦死的生活，而面对危乱的形势，内心深处常常不胜恐惧。他曾对萧后说：“外面大有人图侬（我）！”又一次对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都表明了无可奈何的心情。 大业十三年(617)，山东杜伏威率义军渡过淮河，攻下历阳郡，道路隔绝。次年，江都粮尽。炀帝的禁卫军是从关中来的，大多数是关中人，纷纷要求回长安去。炀帝知道归路为义军截断，长安回不去了，想迁都到江南去，江南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但关中军士不愿。郎将窦贤率所部西走，又被炀帝派骑兵追杀，在这种情况下，炀帝的亲信宇文化及、司马德戡和裴虔通等，利用卫军的思归之情，发动了一起祸起萧墙的政变，集合了数万人攻入江都宫玄武门。炀帝换了衣服逃到西阁，被宫女指出，为叛军所获。裴虔通当即杀死年仅十二岁的炀帝的爱子杨杲，又要杀炀帝。炀帝要求饮毒酒自杀，叛将马文举等不允，炀帝只好解下巾带给叛将令狐行达。就这样，这个被李密称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帝王最后被缢而死。时在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陈寅恪先生云：“隋炀帝若不大兴工役及劳动师旅，殆可不亡。”大兴工役是前期的事，劳动师旅，三次伐辽失败，恐为更主要的原因。不过对征辽东的问题，也不可一概而论。唐长孺先生说：“仅有东北的高丽，此时占有从古以来一向属于中国辽东。炀帝想要收复辽东，这点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辽东一向是中国的领土，被高丽占去了。但他的目的不只如此，他还要征服高丽，因此，战争发动以后，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这个说法是公允的。 炀帝之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禁卫军制上，把府兵制的骁果军列入系统之内，使内外宿卫起了很大变化。谷霁光在《府兵制度考释》中说：“大业元年隋炀帝去江都的以十二卫兵为主，大业十二三年却以骁果为主了；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卫士轻易被更换，宫廷外的宿卫者无力抵抗，这也决不是偶然的。” 炀帝死后，萧后与宫人以漆板床板为小棺，将其殡于江都宫西院流珠堂内。八月，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的棺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唐武德五年(622)又与萧后移葬于扬州雷塘之北。唐罗隐诗云：“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就是指这个地方。炀帝所忌讳的“广陵”，竟然真的成了他杨广的陵墓所在。 年深岁久，炀帝陵渐渐荒圮了，已不为人所知。直到清嘉庆十二年(1807)，才为住在雷塘墓庐的扬州学者阮元所发现。阮元在《修隋炀帝陵记》中说：嘉靖维扬志图，于雷塘之北画一墓碑，碑刻隋炀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应迷失。乃问城中人，绝无知者。嘉庆十二年，元住墓庐，偶遇北村老农，问以故址。老农言：陵今在，土人名为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二里许耳。乃从之，行至陵下。陵地约剩四五亩，多丛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围二三亩许，老农言，土下有隧道、铁门，西北向，童时掘土尚及见之。于是，阮元出资为之重修，碑为名重一时的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所书，碑心为“隋炀帝陵”，右方为“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左方为“扬州府知府伊秉绶题”。现在经过修葺，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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