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人物# 旧金山的犀牛
2014-03-14 沈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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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的犀牛
撰文：沈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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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犀牛，哺乳类犀科的总称，现存四属五种，分布于亚洲和非洲。它们居住在宽阔的草原或稀疏的树林，体肥腿短皮厚，头部有短而粗的单角或双角。现今，栖息于亚洲的三种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全部濒临灭绝。
2012年八月，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这片犀牛祖祖辈辈从未踏足的大洲上，我看到了它：一头铸于三千年前商代末期的青铜犀牛。十年前，这座博物馆从金门公园旧址搬到了旧金山的最闹市的市政中心。除了亚洲艺术博物馆，市政中心内的核心建筑还包括市政府、州最高法院、歌剧院，全为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纯白而高大，体现着旧金山的繁华和信心。在这座格外崇尚独立自由的城市，博物馆所在的宽广的市政中心广场自然成了所有游行集会的首选，停战、同性恋婚姻、大麻合法……于是，在颇具古希腊风格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三千年前的中国犀牛凝视着美国西岸悲喜交集的人世变迁。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的第一位华裔馆长许杰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这座犀牛是一件世界级的文物。这件出土于山东寿张的青铜器是商代唯一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器，也是商代极少数没有带上抽象神秘主义风格的器皿。可是即使没有专业知识介绍，普通人也能看出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祀器：在满屋子纹饰复杂技艺高超的青铜器中，它显得那么古朴可爱。扇面状的招风耳、肥厚的双角、圆睁的大眼睛、微张的嘴、浑圆的肚子、壮实的短腿、斑驳的铜锈，这一切都让人向往那个悠远的过去。那时候，象征还没有滥用，修辞还没有过剩，人类还没有聪明到吟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精巧的诗句却忘了犀牛真正的模样。
▲小臣艅犀尊，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内。
那是犀牛一族的好日子。三千年前的商代，亚洲的三种犀牛还远没有濒临灭绝，它们漫山遍野，无所事事。它们悠闲的姿态被一位无名的匠师捕捉在这座犀尊上。他看到的一定是苏门答腊犀牛，因为它是亚洲唯一一种双角犀牛。他一定亲眼看到了这种犀牛，否则绝对塑造不出如此逼真的青铜器。他是如何看到的？一次打水挑柴时的邂逅，还是一次围猎角逐的对抗？猎杀犀牛在商代已经很流行了，大多不是为了犀牛的皮甲和角，只是为了出游捕猎的乐趣。甲骨文有记载，商王武丁一次狩猎就获犀牛七十一头。直到春秋时期，仍有《墨子·公输篇》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楚国的犀牛如此之多，好像永远杀不完。春秋的楚国人不知道，几千年的环境恶化和人类对于犀牛角的贪婪，最终将使他们濒临灭绝。特别是小臣艅犀尊所雕刻的苏门答腊双角犀牛，很多动物学家认为，这种犀牛已经在野外彻底灭绝了。
小臣艅，小臣为官职，常为商王的近侍，艅为名，小臣艅犀尊故而得名。
在小臣艅犀尊的腹部刻有二十七字铭文，记载的是商王十五年征伐山东半岛人方的战役：“丁子（巳），王眚（省）夒□（京），王易（锡）小臣艅夒贝，隹（惟）王来正（征）人方，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
商王在十五年征伐人方归来，视察名为“夔”的这个地方，把当地的海贝赐给了我小臣艅，我很高兴，制作了这个器皿作为纪念。
这就是我原本想写的故事，一个甜蜜的故事，关于小臣艅犀尊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我想写我造访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一天，正逢“鬼神专题展”，博物馆里人头攒动，似乎在乐观地证明，无论网络多发达，精心设计的实体博物馆将永生。在这个网络时代，诚然大部分展品都能在网上找到资料，可是什么都取代不了一个由专业人士苦心策划的实体展，展品的位置、顺序、介绍都是一场难得的艺术史教育。
在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多地域、多文化、跨越古今的关于鬼神的艺术品被摆放在了一起，在一尊湿婆神像边上是一幅完成于二十一世纪的印度拼贴作品；在一座中国青铜大鼎之后，人们看到现代中国画家的水墨人物画。这种布展格局体现了许杰的策展思路之一，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接续起来讲一个从古至今的完整的故事，在这种思路下，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近年来重点购买了许多现代艺术品。我想写孩子在底楼的大厅里剪彩纸，满墙的便签上写满了游客的感言，儿子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无障碍通道上徐步行走，学美术的女孩子正盘腿坐在一尊印度佛像前素描，照相镜头对准了最让感官震动的艺术品……作为一个在亚洲长大的人，我走在这座美国西岸的博物馆里，感觉“亚洲”在这里被重新阐释了，这种阐释并不是粗陋简单的包装，而是换一个视角去看。自十九世纪中叶的淘金热以来，这座城市繁荣的根基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尤其是像许杰一样的亚洲移民。在旧金山，亚洲文化不单单是猎奇的异国情调，而是被牢牢地正统化下来，矗立在城市的最中心， “东方”陌生到足够引起惊奇，而许杰这样贯通中西的专业人士的坐镇又防止了过度东方主义的猎奇。
▲馆长许杰在研究小臣艅犀尊，2009年。
二
在二十余年的策展生涯中，许杰专攻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物。许杰最为骄傲的展览是2001年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时独立策划的四川古代文物展，展出三星堆和四川其他地区商周至秦汉的精品文物。这个耗费250万美元的展览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最昂贵的展览，还被送到了包括纽约大都会和德州金珀尔艺术博物馆等北美各地巡展。这个展的每一件展品，许杰都亲自选择，逐一谈判。展览中涉及了国家的很多一级文物，为了顺利通过国务院的文物出境审批，他从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德州州长小布什手中争取到了支持信，来证明这个展览对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牵头组织了七人学术团队，由他的博士导师贝格立(Robert Bagley)领衔，为展览撰写了大型图录《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自攻读研究生院以来，许杰虽然定居美国，可是时常牵挂着中国的博物馆业。2003年起，他积极参与梅隆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博物馆专业人员培训项目 (The Mellon Found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Museum Professionals)， 参与培训了十多名中国博物馆馆长。可是在我们的交谈中，许杰直率地说，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不但需要培养专业的博物馆人员，还需要一个能够理性讨论文物保护现状的平台。遗憾的是，由于沉重的感情包袱，以及国家现有法律政策的约束，这种理性的平台，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出现。
因为历史原因，许多中国的文物瑰宝目前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民间，自解放以来就不断有呼声要求将这些中国文物返还。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返还的呼声愈加强烈。可是，许杰认为，在民族感情的影响下，这样的“爱国”呼声常常以偏概全，造成“大部分海外文物都是西方掠夺”的印象，而没有就事论事，理性地讨论每一件具体文物的归属问题。流散于海外的文物，如果确有证据为盗掘和非法出口的， 应当不遗余力地追索。1970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移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项公约成了防范古代文物非法国际交易的重要政策，也是文物追索的重要依据之一。
而事实上，目前收藏于海外的中国文物， 许多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百年间流散，非但远远早于《公约》所规定的追索年限，而且是否为“非法占有”并不明确，因为大量文物是通过商业渠道出口，而这些文物的交易，其第一层、第二层中间商大多是中国人，然后才经由西方古董商等被西方博物馆或民间收藏。 对于这些文物的流散，中国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味要求西方博物馆退回并不是公道的。许杰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我们能做的是，在历史环境下，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 同样是因为历史原因而散失了许多珍贵文物的韩国，在如何“最有效地解决现在的问题”上，做得比中国好得多。韩国正在把流散在国外的韩国文物做一个完整的目录。于是即使文物不在国内，韩国的下一代仍然能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而另一方面，许杰担忧当今中国对文物的破坏，比文革时期更为严重。在文革时，所谓的“破旧立新”使地上文物和古建筑遭到大量破坏，但地下文物很少遭难。而现在，文物有了经济价值， 遭到疯狂盗掘， 黑市交易猖獗。与此同时，国内的考古发展，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高速发展。施工建设直接破坏考古遗址和地下文物的事故屡见不鲜。同样让人痛心的是，因为资金匮乏，许多被考古队发掘出的文物，长期置于条件简陋的当地基层库房，不但有可能被盗，也常因保存条件过差而损坏。许杰说，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根据现行法律，文物都归国有，而现有的国家资金却没有能力保护收藏所有文物，同时它们又有着十分诱人的国际国内市场。于是，要根治这些现象，可行的办法之一是修改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建立公开透明的合法市场，提供国内和海外收藏中国文物的合法机会。法律可以更具弹性，譬如一级文物归国有，二级或以下文物如有大量重复品，可以在考古专家登记、研究和发表之后，斟量投入市场。这样既节省了国家资金，又尽可能多地保护了文物， 提供合法收藏的机会，所得的资金则能用于文物保护和研究。而且，因为有明确的登记和交易手续，可以永久知道文物的所在，便于跟踪。
许杰之所以如此心系中国的文物事业，是因为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博物馆。而他之所以会开始博物馆工作并最终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纯属一系列意外。1980年，许杰是上海敬业中学高三理科班的学生，他热爱文学，闲下来喜欢读读古典章回小说，却因为八十年代普遍的社会偏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最终决定报考理论数学专业。高考发榜，班上比他考分低的同学都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他的却迟迟未到。母亲领他去招办问讯，招办说：你儿子的分数的确超线很多，但是这一届考生过多，并不是过线就能录取，你儿子有弱视，被刷下来了。现在还有唯一一条路。复旦大学分校（即日后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新开了一个文理兼收的中文系秘书专业，读两年，给大专学历，他可以读。
于是即使许杰原本填报的“理论数学”不需要百步穿杨的眼力，他却因此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转而去了上海大学中文系读秘书。许杰笑称，他大概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史以来考分最高的学生了。而他又庆幸，塞翁失马，他因此倒读上了自己原本更感兴趣的文科。
大专两年毕业，许杰被分配到上海博物馆做馆长办公室文秘。当时的上博仍在河南南路16号的旧址，即杜月笙的中汇银行大厦。许杰主要配合馆长沈之瑜的工作，两年后，沈退休，许杰改为配合新任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短短四五年中，许杰在文秘工作之余从这些儒雅的上司那里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沈之瑜的甲骨文、马承源的青铜器、汪庆正的陶瓷……尤其是马承源馆长，对这位秘书青眼有加，鼓励他不要局限于文秘工作，多钻研文物专业知识，多学习外语。当时的马承源，已经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近三十年了。在他经年累月的影响下，上博已经成为了国内青铜器收藏的一大重镇，馆藏丰富。现成的学习资料加之专家马承源的点播，成了许杰入门青铜器研究的课本。
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界渐渐向外开放，上海博物馆的对外交流活动逐年增多。因为英语特长和对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专业了解，秘书许杰不久被调到了上博的文化交流办公室从事翻译，经常接待外国学者，介绍博物馆馆藏。1988年，著名青铜器专家、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罗伯特·贝格立来上海博物馆，许杰陪同翻译了近两周。到最后的一天，他送贝格立去机场，两人聊起普林斯顿大学，对于这所大学，当时的许杰只知道一件事：“我听说普林斯顿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爱因斯坦。”
半年后，贝格立教授来信，邀请许杰申请这所“爱因斯坦的学校”，做自己的研究生。
1990年秋，许杰入学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东亚艺术史专业，主攻中国古代艺术考古。除专业导师贝格立外，他还师从了著名的中国书画专家方闻教授和中国历史专家余英时教授。三年后，许杰硕士毕业并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开始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做策展工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西雅图艺术馆(Seattle Art Museum)、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2008年，许杰被聘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大型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华裔人士。颇有趣的是，自1993年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硕士毕业后，许杰专心策展，撰写了许多展览相关的专业论文和书籍，却把博士论文耽搁下来了，当了十五年的“博士候选人”。直到2008年收到旧金山的馆长聘书，他意识到 “做了馆长就更忙了！这样就永远不能博士毕业了！”于是他要求在接手之前先休假几个月，专心写毕业论文。2008年，许杰以关于三星堆遗址的论文拿到了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
▲1991年余英时教授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生班，右一为许杰，右三为余英时。
三
听到许杰曾在马承源手下做过秘书，我一阵激动。因为我早就听说过马承源这个名字了。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那年，一位华裔同学向我推荐了《纽约客》驻京的长报道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在朋友的力荐下，我读了海斯勒关于中国的三部纪实作品，并在大四的时候终于采访到了海斯勒本人。这两年，随着海斯勒的第一本书《江城》和第三本书《寻路中国》的中译本引进，他在中国迅速成名。而我认为，海斯勒最好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第二本书《甲骨》。与另外两本相比，《甲骨》是一本平衡之作：他的风格已经成熟稳健却没有失却初学者的纯真、他的旧作还没有成为负担于是他敢于去写最宏大的题材。这个“最宏大的题材”就是追索商代甲骨文的考古出土，以及甲骨文大学者陈梦家的一生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甲骨》中提到，在文革中陈梦家不堪侮辱而自杀，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写信给马承源，愿把平生所藏的明代家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弟无戏言，此件决计捐献沪馆。”
于是，在以陈梦家为主线的《甲骨》中，上海博物馆因为这样的联系而出场了：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生平，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紧接着这一段感伤的描写，马承源出场了。似乎是为了和陈梦家的耿直和理想主义做对比，海斯勒笔下的马承源被描绘成了一个见机行事的实用主义者：
“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
《甲骨》中的这段叙述得到了许杰的印证。许杰说，文革时期的上海博物馆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馆内文物，上博甚至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从而有效抵抗了外来红卫兵进馆破坏“四旧”。
提起马承源的名字，许杰很兴奋，他说马承源是个令他敬佩的老师。和许杰相似，马承源也是通过自学成为了博物馆专业人士。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初，马承源的工作职责主要在行政方面，可是他下定决心要成为文物领域的专家。他选择了青铜器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并不惜冒着“政治错误”的风险主动要求从上博党总支书记的行政岗位调到保管部，因为那样就能很方便地看到库房内的所有文物。今天的上海博物馆，以其丰富珍稀的青铜器收藏闻名世界，老馆长马承源居功至伟。
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夏天见到许杰的，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承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海斯勒的《甲骨》把马承源写成了一个“很有政治头脑”，颇懂得变通的人。我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回到波士顿的公寓，把对许杰的采访录音存进硬盘里，然后我的生活继续下去，朝九晚五地上班，闲暇时不紧不慢地整理采访资料。几个月之后的冬日，在查马承源生平时，我突然得知，其实在海斯勒2002年采访马承源时，这位被许多人认为开朗乐观的老人已经在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两年后，他不幸步入老友陈梦家的后尘。2004年，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中，七十七岁的马承源跳楼自杀。
这不再是一个我原本想写的甜蜜的故事，而我不得不去直面它，一个老人决绝的死。我拥有的资料很少，也缺少直接经历的证人。我能感受到人们的避讳：许杰在采访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一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时至今日，他的同事们都在私下感慨这个大变故，却又避免公开讨论。但是我仍然想要用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阐释这个悲剧：博物馆、青铜器、犀牛。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正在上海读高中的马承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大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夏，他的地下党身份被公布，被开除学籍并公开缉捕，他被组织转移到苏北继续进行地下党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之日，穿着军装的马承源和大部队回到了上海，才二十出头就被任命了几项重要的公职，包括上海新华仪表厂公方厂长，可是他的个人兴趣却一直在文物古玩上。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馆，当时被分配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一大早就赶到位于南京西路跑马厅的上博，居然成了参观上博的第一人。幸运的是，马承源参加地下党工作时的老领导、老报人陈向平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在陈向平的牵线搭桥下，1954年，二十七岁的马承源调到了上海博物馆，直到九十年代末退休，经历了上博从南京西路跑马厅到河南南路中汇大厦到人民广场的三迁，在这个他挚爱的博物馆里奉献了一生。
1985年担任馆长以来，马承源就梦想着把中汇大厦内的上博迁到更宽敞更先进的场所。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几年中，他不断为旧馆改进灯光、安装空调，每次出国考察，他都特意询问国外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室内装修、展厅设计等细节。1992年，在马承源的不断游说下，上海市政府终于把上博新馆建设列入“十大精神文明建设”项目之一，他还说服市政府划出人民广场的黄金地段作为新址。为了把新馆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第一的博物馆，当年六十五岁的马承源多次前往香港和欧美，争取民间和海外捐款。当时仍然在普林斯顿读书的许杰，就数次开着自己的旧本田，载着马承源和汪庆正去纽约与潜在的捐款人会晤。
自从1993年上博新馆破土动工，马承源更是着了魔，从建材选择到设计图纸，他无微不至。他特意买了一个望远镜，在旧馆的办公室里时时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的新馆施工，他还进跑到施工现场，上脚手架亲自指挥，其珍爱之心溢于言表。1996年正式开馆的上博新馆，不但建筑风格优美独特，而且展厅设计处处体现着专业和匠心。许杰笑称，上博的新馆遥遥领先于当时其他的国内博物馆，于是不断有同行来参观学习经验，以至于几年后他去国内的其他博物馆参观，细看展厅和展柜的设计，他都感觉是又回到了上博。而上博新馆也是国内第一次实现了博物馆建设不完全依靠政府拨款，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建馆期间从民间和海外筹款多达一千多万美元，并第一次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各展馆，何鸿章捐的博物馆贵宾厅、邵逸夫捐的历代绘画馆、徐展堂捐的古代陶瓷馆……这样的运作方式开创了国内博物馆逐渐独立自主的风气。
自学成才的青铜器大师马承源平生经手青铜器十二万件，编著相关著作近十本，而他最念念不忘的青铜器之一，就是远在旧金山的这座小臣艅犀尊，在他198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尊犀牛的感情酷似一个相思的父亲：“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看它，摸摸它，像抱孩子似的，抱抱它，和它照张相！”直到二十年后的2002年，七十五岁的马承源才终于抵达了旧金山，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他提出的唯一请求正是像抱孩子一样地去抱抱这尊犀牛。
可叹的是，恰恰是他最挚爱的文物成了马承源自杀的导火索。我在上博的朋友告诉我，除了将上博搬到了人民广场的新址，马承源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94年收购一千二百余枝战国楚竹简。可是，收购不久后，这一批文物被一些专家认为有假，孰是孰非时至今日仍没有学界上的共识。马承源因此事的质疑受到了行政上的压力，从馆长岗位上退休。作为一个对党组织深怀感情的老革命党，行政上的压力成了一个难以淡然的处罚。许杰告诉我，作为上博多年的领头人，马承源的性格既开朗圆通，而又严格认真，为人好强，这样的性格也许导致了抑郁之情积累于心却无从宣泄。从馆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上海博物馆，他虽仍有专家的虚职，却再无定夺之力，人未走茶先凉，这位老人最终选择了死亡。
许杰赴美后始终于恩师马承源保持着联系。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2003年冬马先生赴美考察，两人在风雪中的芝加哥合影留念，离马先生去世不到一年。1990年6月许杰启程赴普林斯顿前夕，马承源把自己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送给了他，并在扉页赠言“锲而不舍，必有大成”， 其嘉勉期望之情溢于言表。锲而不舍，必有大成，赴美十八年后，前任秘书许杰出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馆内藏有老上司马先生挚爱的小臣艅犀尊，此时距离马先生离世不过四年。试想马先生如能在等到2008年，与许杰相会于温暖宜人的旧金山，共同拥抱可爱的犀牛尊，将是何等的欣慰。人生无常，叹惋不已。
在采访完许杰后几个月，我意外读了一本用沪语写成的精彩无比的小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描摹上海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生活。在小说的第八章，我偶遇了关于马承源的一段轶事。经过朋友的辗转问讯，小说作者、老上海人金先生向我确认小说里的这段轶事确为马先生的真事，于是我把这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抄录在这里：
“丁老板说，当时博物馆开批斗会，马承源挂了牌子，摆飞机式，有人跑进来说，老马，青铜器大户来了电话，撑不住了，马上有人抄家了，请博物馆派卡车装青铜器。就是这天，大户的一家一当，全部交公。阿宝说，另外有个版本，是开批斗会，老马弯成飞机式，头朝地，屁股朝天，忽然听到青铜器消息，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吓煞革命群众。丁老板说，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宝贝，自家长脚，自动跑进博物馆，真好笑。搞收藏的人，嗒到这种味道，比蜜还甜。阿宝说，收藏家眼见别人的好货，就生相思病，吃不落睏不着，想尽办法，弄到手为止，只开心半天，又去寻寻觅觅。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这一段关于文革中马承源对待文物的描写，让我想到同一个时期陈梦家致信马承源，愿意捐赠自己所藏的明代家具给上博，马承源收到这位旧友的来信心中恐怕也是苦中作甜，“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我想到六十五岁的马承源在旧址的办公室，守着望远镜看对面人民广场的新馆工地，一砖一瓦，慢慢搭起来他选定的“天圆地方”的造型。我又想到2002年，七十五岁的马承源终于来到旧金山，见到了他一生牵挂的小臣艅犀尊，他把它像抱孩子一样的抱在手里，因为岁月而皱缩的人类皮肤贴在青铜犀牛因为岁月而愈加光泽的纹理上，这位一辈子奉献给文物鉴赏的老人此刻一定非常幸福，即使此刻的幸福最终抵抗不了同样因为文物而起的积聚于他心中的负担。
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苦得令人心驰。
说明：本文根据2012年夏对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先生的采访以及之后一年内的多次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并数次咨询了我的一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根据他的要求，在这里匿名）。十分感谢许杰先生所提供的珍贵私房照片。本文参考的书籍包括罗伯特·贝格立(Robert Bagley)编辑的《千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彼得·海斯勒的纪实作品《甲骨》(Oracle Bones)、金宇澄的小说《繁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