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4000年前的中原图景

2014-06-08 02:09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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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以人为纲的历史，还是以物为纲的考古，回望过去，都是为了解读今天。

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中，考古学者许宏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审慎又不失活泼地讲述了一段大约4000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烽烟跌宕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那里没有明确的主人公，没有明确的历史纪年，却深藏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源流。

书中，作者从神秘的陶寺文明的衰落起笔，由物及人，通过追溯古中原大地上文明迁演的路径，分析以嵩山为中心的古聚落群兴衰演进的规律，再到讲述如流星闪过的新砦文明，以及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展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源头。全书仅仅七万余字，铺展开的却是一幅浩荡、奔腾的历史长卷，小书之内深藏着的是关于“何以中国”的文化、历史大书。

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古老的临汾盆地上，出现了一座足以傲世群雄、使众多古城相形见绌的陶寺都邑，高大的夯土城墙与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两相呼应，昭示着当时已经复杂化的社会形态。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物中，神秘的蟠龙纹陶盘、鼍鼓、特磬、铜铃，更见证了陶寺曾经的文明程度，同时也见证了中华礼乐制度、等级制度的雏形。关于陶寺文明的衰落，书中做了一些有理有据的推测：似乎是一场来自社会底层的起义，扣死了都邑贵族的命门，也敲响了整个城池消亡的追魂曲。与陶寺文明同时代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也相继盛极而衰，似乎孤立封闭、各自为政的文化特质，注定了他们相似的命运。

在陶寺文明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强势崛起。与陶寺文明不同的是，这不再是一个内敛的城池，而是成为了吞吐当时政治、经济、物质、信息众多文化要素的中转腹地，在其周边尚有无数的聚落群此起彼伏，形成了众星拱月般流动的文化地图。数千年以后，我们已经无法厘清曾经的陶寺文明遗族，是否参与推动了中原文明从对峙到统一的历史变迁，是否在当年的苍茫出逃中，同时也种下了文化传播的种子。在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化的过程中，接受了外来文化冲击影响的“新砦现象”别具特色，似乎是中原文明从封闭向开放、从独立发展向融合发展承上启下的过渡时代，但此时防御的壕坑已经越挖越深、越挖越宽。

正如书中所言，“任何历史，都是在地理这部大书中写就的”，中原腹地河泽交错相通，土地肥沃，人们逐水而居，因聚集而产生碰撞，因碰撞而生交融，同时催生、演化文明。野蛮与文明的相互转化，始终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悖论，让人不忍直视又无法回避。在二里头这个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原大地上战事不断，群雄逐鹿中原的盛况持续近百年，最终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很多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基因。二里头的宫殿，以一体化的多进院落布局为主体，正应了中国建筑文化里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宫室林立，井字延伸的道路，带门楼的南大门，其庄严性、方正性正与几千年后的紫禁城有诸多相通之处。除此，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陶器文化、青铜器文化、礼乐文化，以及一脉延伸的等级文化，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以物见人，以人见史，并与文字记载两相印证，立求与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一起推导出可证的信史。对于考古学者而言，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与民间口口相传的“传说”有很多交融之处，同时也由于技术条件、物证条件的限制，以及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存有更多的不确定之处。究竟华夏之“夏”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朝代，大禹治水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定论。

笔者以为，正因为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作为个体的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必须依赖于族群，而小的族群若想生存繁衍又必须依赖于大的族群，于是就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征服与臣服过程之中，一种等级森严的“礼制”日渐形成。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复原公元2000年前的故事，只能透过“物”去遥想它们当年的种种经历，而“形而下”的考古研究中，总是隐藏着太多“形而上”的深层问题，因此，透过书中的文字，风雨苍茫中4000年前的中华文明版图，便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文/胡艳丽

书名：《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作者：许宏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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